古代天主教传入中国，远在唐朝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3年)。她的一人派系，聂斯脱里，我国称为景教，由其教士河罗本戴经从波斯陆路来我国长安，太宗予以尊崇，称为“镇国大法王”，开始在长安(即今陕西西安)传教建教堂，后向其他各地发展教化大行。教堂先称为波斯寺，后称为大秦寺。德宗二年(公元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在西安附近出土。证实景教即为天主教。 泉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海港城市。在我国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时，这个泉州港即以刺桐港名闻于世。自盛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和西亚、欧、非重要的交通路线，元朝政府对外贸易方面主要岁入来源，依赖于刺桐港。因为当时很多西亚人和欧洲人从这条路线到我国进行贸易，泉州城成为这些人的集散地和聚居地。一群群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西欧人，他们不仅带来商品，并且还传递思想，来往络绎不绝。因此他们中间不仅商人有之，旅行家有之，传教士也有之，就在这时，景教从海路传入泉州。根据明末清初在福建传教的著名天主教教士艾儒(ALENI)，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到泉州传教时，发现各十字石刻三块。此事载于他的同伴旧玛诺(EMMANUET DIAZ)所著“唐景教碑颂正诠”卷末: 一曰:“泉群南邑西山圣架碑式”。“万历己未出地”，“崇祯戊寅摹勒”。南邑南安县也，万历己未为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崇祯戊寅为十一年(公元1638年)。 张赓题词说: “圣架兹古石置温陵东畔，年代罔知往来无观，崇祯戊寅春，因余兴怀，主心鉴格照示，群朋获之，复请铎德竖桃源堂中。张赓记” 第二石碑记曰:“闽泉州府城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旧有东禅寺”。“郡志”云:“唐乾符中，群人构庵，居僧齐固。广明元年更名东禅。近寺百武许，有古十字石，置田畔，未有睹者。于崇祯十一年二月吾主复活之四日，教友因拜墓见之。三月望前，同教者恭奉入圣堂云。” 第三石碑记曰“闽泉州城水陆寺中有古十字架石，为大司寇苏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祯十一年二月教友见之，于吾主受难之前曰，奉入圣堂。按“郡志”，水陆寺，唐玄宗开元六年建，今废”。 按唐宗乾符合公元874-879年，广明元年为880年:唐玄宗开元六年为公元718年。由此可见石唐朝景教(即天主教)传入中国长安以后，不久也传到泉州。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 5年)，由于皇上宠信道士归真，下诏禁止佛教流传景教也遭波及，教士遭勒令还俗，或驱逐出境，未己，景教在我国中原地区销声匿迹，但其残余仍在边疆地区保持影响。十三世纪，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兴起，东征西伐，东西方交通贯通，使流行于西亚各地的景教恢复了在我国境内的活动，从而引进了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到我国宣扬正统的天主公教，不久也传到泉州。 元朝末建立之前罗马教庭和元朝前身蒙古汗国已早有遣使往来。宋淳佑五年(公元1245年)，教宗意诺增爵四世(LNN0CEN FIV)派方济各会士若望柏郎嘉宾(COHN PLAN DEL CARPINE)等三人，携带国书前来，开教庭与蒙古汗国通使之端。宋宝一年(公元1253年)法国路易九世(LUIS IX)为教会事务由方济各会士罗伯鲁威廉(WILLIAM OF HUTRUQUIS)等人递书蒙古大汗。宋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二名威尼斯商人波罗氏(POLO)自东方返，带来大汗致教宗信函，请求派遣“百名精于教义且娴习七艺者”前来。宋德佑一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MARCO POLO)抵元上都，谒见世祖忽必烈，上达罗马教宗意旨。初罗马教庭和元朝的联系，由于只是限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而不是为了罗马教庭所需求的传教，双方的意图基本上均未达到。后来罗马教庭改变策略，以向元朝官员和百姓直接宣扬福音的方式，进行传教，并且成功地在我国开辟了传教区，建立了教会。首先意大利人圣方济各会士若输。孟德高维诺(LOHN OF MON TE CORVNA公元1247-1328年)，受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1A IV)派遣，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率使团带着教宗致元朝皇帝国书前来我国传教。元世祖设专署以司司督教(即天主教)宗教事宜。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教宗格列孟五世(CLEME EN TV)下诣在大都建立北京总主教区，任命孟氏为总主教，统理中国及远东教务，并颁给选授主教权，为各主教划分区域，凡所继设的主教，皆属于北京总主教领导。在北京建有教堂三座，施洗约二万人。以这大都为中心华北一带地区，圣方济各会的传教事业收到相当成果时，为协助孟氏石华传教，教宗又派遣七位传教士来华，但到达我国仅三人。这三人皆为教宗祝圣的方济各会士主教:哲拉尔德(GTRARD)，裴莱格尼(PEREGRENE OF CASFELLO)和安德肋(ANCLREU OF PERUGIA)。他们奉派来北京一个任务为按教典祝圣孟氏为主教，並遵教宗论旨，尊孟氏为大司牧，自居为部属。这三人后来皆相继为泉州的主教。这说明我国南方最大商港刺桐港泉州主天教教务扩展的情况。根据保存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元代圣方济各会士主教的信函叙述，天主教是首先由若翰·孟德高维诺于公元1294年传入北京，建立教区。继而由他委任主教，并派往驻刺桐城泉州建立天主教区，约在公元1 3 1 3年之后，当时全国天主教徒约有三万人。北京总主教区二万人，泉州主教区一万人。这是正统天主教会传入我国初期情况。 泉州天主教会的兴起，很大的一个原因，出自泉州刺桐港对外开放，欧洲和西亚各国商人前来泉州经商，其中许多天主教徒商人因业务关系留居泉州，教会因而形成，并迅速发展。当时教徒中有一个亚美尼亚妇女，早年随夫来泉州贸易，夫死末归，由于平素虔诚爱主，热心于教会，出巨资建一座大教堂，作为教友群众祈祷祭献之用。北京总主教孟氏得知此事，于元仁宗建佑元年(公元1314年)派哲拉德主教前来泉州，建立教区，主持教务，并管理中国东南天主教会，该亚美尼亚虔诚的女教徒，将其所建的教堂，附属楼房，以及一切设备尽皆献给哲拉德主教，作为教会之用。由于教务发展的需要，培养教会的承继人，哲拉德主教遂建立修道院，有修士二十二人。哲氏逝世后，裴莱格林继任为泉州主教，时间在元仁宗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安德肋也来这里协助。裴主教以其俸金半数，在离城东方四分之一黑树林地方，建造一座庄丽非凡的教堂，内部房屋可容二十二位教士之用，另设四住所，可为教务上高级官员的行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裴氏逝世，安德肋主教继位，他以皇帝每年赐给的俸金终生。安氏逝世后，继任者为若望·佛洛连斯(JOANN-ES OF FLORENCIA)主教，而后为方济各会士廉·甘勃尼(WILLIAM OF CAMPANICE)主教，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泉州最后一位主教殉教难被杀，而后政局荡乱，罗马教庭虽派主教和神文来中国，都未能到达。泉州天主教会由于传教士缺乏，民间基础未固，外籍教友四国，保存困难。加上明朝建立，海禁森严，对外通商断绝，海外交通告断，教会后继无人，随着岁月的推移，教会终于日趋湮没。 明朝建立以后，天主教逐渐再度传入中国，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耶稣会士范礼安(F R·ALLESSANDRO VALIGNANO)神文抵澳门任印度，日本，中华教务巡阅使。并于翌年召来中国第一名传教士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 LERUGGIERI)抵澳门，协助教务，在澳门建圣堂，设学校，开始华人传教工作。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玛宝抵澳门协助罗明坚开展教务。罗明坚奉范礼安命往罗马，请求教宗遣使节驻华。来者为麦安东(FR ANIONIOD AEMEIDA)神文，然不幸三年后逝世，教务仍由利一人负责，利氏好友徐光启始点翰林，协助利氏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为中文，被史家誉为输入西学之先声。后徐光启转任即，荐西士修历，保举李之藻，邓玉函，龙华民，自始教士声望曰隆，徐先启进呈历书，汤若望(FR ADAM SCHALL)洗付内监十人。不久又在宫内付洗540人。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王内监奉教，宫中妃嫔亦相继奉教，天主教开始在宫萌芽。自始在国内各地天主教亦公开宣扬，乃至为蓬勃。教徒数目自利玛宝去世时二千人，四十年后增至十五万人。当时传教士散布各地传福音只有二十余位。 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艾儒略和旧玛诺等三主教应明相叶向高的邀请至福州。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来泉州兴化(莆田、仙游)传教，数年间在福建各府(时称八闽)建堂八座，在各小城建小堂十五所，又往永春及附近传教，每年入教新教徒有八九百人，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风波突起，各地传教士被驱逐。这时全省教堂很多，仅泉州府即有十三所，除一所外，余皆被占用，赖艾儒略各方奔走，才得发还。同年泉州城附近，发现三块古十字石刻(前己详述)。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熙朝崇正集”(中文书目编号1322，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福建泉州天主堂刻)，内载景教碑文，温陵发现之十字架，上论与奏疏，徐光启与张赓的撰文，二卷一册，由其中所叙述可见当时泉州天主教会的盛况。 清朝建立，教务随国祚沉浮不定，法别屡兴起教难，教会蒙受巨大损。据“口锋日抄”载，艾氏赴闽各地传教有福州、三山、莆田、桃源、龙海、仙溪、清漳、温陵、建州、龙江等地。泉州，兴化教徒267人，后最多年付洗500至900人。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芝龙等拥唐王建进帝于福州、改元隆武，敕建扩“三山堂”，立碑堂前御书，敕建天主堂，悬匾曰“上帝验汝”。郑成功攻陷三府一州二十七县，几得福建全省之半。郑氏和天主教会关系良好，聘请教士意大利人多明我会士郭琦(ANGET COKHI)为师，请教天文和航海技术，准许教士在其辖区内自由传教，泉州教务得以发展，但是时间短暂，战乱纷扰，郑氏失败，教会受到敌视和打击，三潘之乱平定和台湾统一之后，海禁放宽，外回传教士相继来福建传教，即有教士到泉州的记载。康熙帝受外国传教士带来的科技和教会的家庭伦理道德所吸引，准许天主在各地传教，泉州天主教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清庭和罗马教庭发生拜孔祀祖中国礼仪之争。康熙帝于阅读罗马教庭禁约译文之后，朱带“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等语于文后，下令禁止外国教士在中国传教。嗣后诸多教难均种因于此，导致雍正，乾隆(公元1722-1795年时期的汉天主教高潮。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在福建桑主教(教友通称为白主教)和四位神文遇害。多明我会桑伯多禄(B.PEOLRO SANZ)为福建代牧，被禁在广州，二年后遣澳门返欧。后桑氏回澳门潜福建，在某地与同会士费若望(J.A LCOTER)德方济(F.SERRANO)华若亚敬(J.KOYO)和施方济各(F.DIAZ)四位神文相会时被捕。翌年桑氏在福州西门外板桥头受斩。而后德华二氏在狱中被窒死。费施二氏被绞死，当时泉州教会处于低潮，但热心不减。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天主教由厦门派一位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来泉州天主教任本堂神父，当时教徒只有数十人。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福建教区已分为福州教区和闽南教区(即现在厦门教区的前身)二教区，泉州属闽南教区管辖。十九世纪末年，闽南教区主教黎亚尔委派(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任道远继任为泉州天主堂本堂神父。任氏年青有为，抱有恢复泉州教会的宏图。任氏来自菲律宾，而菲律宾许多华侨为天主教虔诚的教友，他们经常回国，出于爱教爱乡的热忱，愿意解囊帮助家乡教会。任氏到任后不久曾特往菲律宾募捐，以建学校、医院，以及教堂，期望以此促进泉州的教务。在热心的教友陈光纯，洪明炭等先生大力赞助捐献，又得教区多明我会和教区大力资助下，任氏的计划终于实现，先后在庄巷内建成三层红色大楼一座(即前晋江专员公署)，教堂一座，神文楼一座，以及其他房屋，和前此许多放弃的楼房。任氏本人于建筑学有精心研究，例如同字形的红色大楼建筑，结构坚固，形式大方美观，室内宽敞实用。圣堂采用奇特形式，古香古色，雄伟朴素。任氏认为中国式泥墙，具有保温、牢固、经济等优点，故其所建的楼房，多采用泥墙。最初建天主堂及启明学校，其原址在现在庄巷口正骨医院，旧邮政局，以至奎霞巷一带民房。后因校舍不足，乃于花巷内建一座红色大楼，除三楼上作为圣堂及宿舍之用外，其余作为启明校舍。 启明学校创办于公元1895年，经费全部由陈光纯先生负担，陈先生并献出南大街花巷内其私人楼房为校舍，并由其女陈慈仪修女(教友称其为玛利姑)主持校务。因为办学得法，经费充足，师资皆有其水平，故对当时社会颇有贡献。初办小学，随后办中学和国学。所聘教师有:任国文科为伍乔年，吴藻汀，张仰微，黄礼贞；数学科为龚念平；美术科为王治；音乐科为陈干锵等男教师。女教师任手工科(刺绣编织)为丁秀珍；文科和体育科为刘爱玉，李玉真，等皆为当时泉城名教师。当时漳州厦门一带教友家庭多送子女前来就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恐慌，陈光纯先生在菲商务中落，启明学校经费呈困难之势，及大革命时期，福州发生天主教育婴堂事件，影响所及，启明学校终于在1930年停办。任氏于办学之外，尚处心积虑筹办医院，由于经济人材困难，未能实现。任氏毕生致力于泉州教会外围事业，及将努力于布传福音，发展教会时，年事已高，因之泉州地区教徒未能达到其预期增加。任氏大约于1945年逝世于泉州。任氏逝世时，正值我国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占领我厦门(包括鼓浪屿，厦门教区领导马守仁主教在鼓浪屿，因与内地交通断绝，委托石码(龙海县)本堂神父，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安抚民前来泉州为任氏举行葬礼。而后受我留下负责泉州天主堂教务。陈慈仪一向为泉州堂口修女，于临解放前往菲律宾修女蔡玉美接任其遗留职务。安氏于1951年申请出国。同年蔡以忠神父由惠安天主堂调任来泉至今。1954年郑金珠修女由永春天主教堂任泉州天主堂至今。 虽然泉州古代是一个闻名中外的港口，外国人聚居之地，教会有其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是传至近代，泉州天主教会衰落，教徒稀微，只有百数十人。它有个特点，即教徒流动性强，因为泉州菲律宾华侨多，而菲律宾乃一天主教国家，华侨多信奉天主教。华侨多与菲女结婚，她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带着家庭回来，泉州天主堂一时教友满堂，一段时间之后，华侨走了，泉州教友因而聚减:泉州固定的天主教友，一部分是本地居民，一部分是侨属，包括归化的菲籍妇女。解放后，侨属，特别是菲籍妇女及其子女，多己陆续出国，以现在泉州市天主教会的教徒人数少。在任道远神父任泉州天主堂本堂时，陈慈仪为堂口修女，当时任教于启明学校的修女李玉真协助陈修女工作。陈光纯先生和陈慈仪修女，父女，热心教会，对当时泉州主教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有巨大贡献。在那一段期间近代衰落的天主教会出现了一个中兴的现象。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正确执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正当的宗教生活受到保护，教会工作正常继续进行下去。教会实行自办教会和罗马教庭断绝经济上和政治上关系。过去教会依赖外来经济，和罗马教庭断绝关系之后，党和政府为使教会能继续生存下去，凡用教会房屋，给予租金，作为教会经费。泉州天主堂在花巷内一座红色大楼被征用为地区专用公署的办公处所，政府派其秘书刘祖周同志前来和教会协商租用事宣。蔡以忠神父为不愿增重国家经济负担，不愿依赖租金生活，表示谢绝接受租金，要求郭良专员分配工作，使能自食其力生活，兼顾教会。这得到组织上嘉许，分配到晋江农校任教。1953年教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厦门市发动一次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驱逐帝国主义分子，原厦门教区主教，茅中砥出境。泉州天主教会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出席参加并起了积极作用。 解放后教会内部，在爱国运动方面发生了分裂。神职人员中间和教徒中间明显出现进步的一方和保守的一方。进步的神职人员和教徒，紧跟党和政府，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在教会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保守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则不仅对爱国运动采取消极态度对待，而且有更甚者，暗中破坏，迫害另一方。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表现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一段期间。泉州这一总铎区各堂口的教会，在教会爱国运动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文革期间泉州天主教会所遭受的苦难和其他地方一样。简而言之，教会工作全部停顿，正当的宗教生活中断，教会的工作人员受到迫害，如神父被打成右派，游街示众，大小会批斗，送往农场劳改。修女则被斗被批，几被流放出区。教会祭台一切用品全被没收，用具也几被“借”光，银行存款被带走，租金被冻结，教会工作人员被视为牛鬼邪神，生活无着。 解放后四十年来，除50年代数年间教会享有正常宗教生活，以后，由于圣堂及神父楼皆被工厂占用，正常宗教生活一直被迫停止至今。教友几乎没有增加新参加者，其人数的增减近乎取决于人的自然新陈代谢，不过人数总的说来是有所增加的。天主教会和其他教会不一样，一般谁一旦接受天主教会的信仰，因为它是导向人类至永生的真理，就没有人会背弃它，所以天主教徒一般没有人背教。一旦一个家庭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是天主教徒，因此泉州天主教的教友，因此泉州教的教友，虽经解放四十年来没有新教徒加入，我教会仍保守它的天主教家庭。 泉州天主教会原有足多的教产，足以生存自养，自办教会。1985年政府因建筑政府办公楼区的需要，和我教区领导协商，要求教会出让花巷内红色大楼，政府付赔偿费二十万元，达成协议，从此泉州教会失去自养能力，因为该红色大楼为我教会余下唯一有收益的教产，而赔偿费教区取去四分之三，所余无几，又逢我国币值贬降，银行存款虽有数万元，然无力修理被长年占用已于五年前退还的教堂。加之教堂左右土地几尽被非法侵占，教堂局促其中，且教会宿舍楼房工厂占用至今犹无意退还。教会前途殊堪忧虑!李先念主席视察泉州时，曾称赞泉州为宗教城市。的确泉州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宗教城市。我们希望党和政府于我教会伸出援助之手! 一九九○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