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泉州解放声响，震动了所有泉州区域，机关，单位静候改观，在这翻天复地的巨变中，泉州基督教会也受震动，由于国民党时代的谣言纷纭，教会如何生存，能否生存心中无底。刚好，以往为教会奔走交涉事务的泉州基督教协进会，于1949年底及50年初在驿内巷妇女习道院两次召集泉州教会机关负责人开会，提出如何处理教会事务的问题，讨论给果，要求各教会单位如遇着困难，即互通声气，由协会出面与当局联系请求解决途径，可在1950年5月间，协进会负责人出国，一向与外界没有接触的牧师、传道，心中徬徨，只好各自在会静守，以求安定而已。 (二) 一九五二年间，教会三部曲的两部曲医院，学校，相继接办为公立，(惠世医院被改为第二医院，培元接办为二中，培英改名为泉州女师)，这时，负教会职务者曾认为教会这两个系统工作的人员，一定被清理掉，而结果所知，所有医师及教师以及职员均安于位，工作如故，无一被排挤，心情安定下来，又盼望政府对教会早日处理，免得悬挂于心。当时我政府一向表示要他们安于本职，不要听信谗言，并多向信徒宣传党的宗教政策，让各单位的会友安心工作，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应尽厥职，互相鼓舞，听从党的命令，再是教会中有协助政府做好起义工作的人，可以通过他与政府联系了解教会的前途，就这样教会的牧师，传道渐渐安定了。 由于各单位工作繁忙，加上各单位及职工们，绝大部分都参加学习，各单位的教会会友也不能例外，有的在星期日加班加点，有的参加集体学习，不能请假，以致教会聚会人数逐渐减少，参加崇拜的只不过是一些家庭妇女及老年人而已。当时鲤城区内有泉南、泉西、聚宝三个堂会，广大的聚会厅，显得空洞人稀，三堂合一起来，尚感听道者寥寥无几，加上牧师，传道也参加学习，55年在驿内巷妇女习道院集体学习，明确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意义，用讲道而领薪，不如依靠劳动生产而生活，故在1958年中，有的建议把三堂集中在南街礼拜堂，其余的改为工厂，生产自救，以后泉西堂会改为针织厂，吸收教会神职人员及信徒家属等参加生产，以牧师刘锡聪为经理。以后这个厂改为萤光灯厂，吸收教会以外的人就业，工厂就业人员改观，教会建设也因适合工厂的需要而改变，聚宝教会会址，也被粮食局租用为储粮仑库，致文革期间，连仅存的南街礼拜堂，也被工厂占用，泉州基督教会呈现枯萎状态，教会的存在与不存在，并不为人们甚至教会会友所注意，记得文革期间破四旧时，南街礼拜堂牧师许子逸也被拉出教堂住处站立在钟楼下，于是信徒星散殆尽，连教会的影子都不存在，加上当时极左思潮，提出“信教自由，反宗教也自由”的口号，所以反宗教一动谁都不敢吭声，再是基督教是在帝国主义者入侵我国而传入的，泉州人早有反帝而反教的基础，人民愤怒的情绪，发爆起来就不能遏抑，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会已成为惊弓之鸟，谁敢为教会活动而振臂一呼呢? (三) 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也随之落实，不久泉州市继全国之后，成立泉州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及泉州市基督教协会(后称“两会”)，由许子逸牧师主持两会事务，并被邀请为泉州市政协委员，后因年老多病，即聘请泉州市政协委员并任常务委员的张春泉牧师继任，于是教会逐渐走上正轨。先是在未正式成立“两会”之前，曾由一些热心会友向信徒串连，常在个别会友家中聚会，或十多人，二十多人，最多四五十人，他们怀有戒心，常变换会址，甚而设哨，以安定聚会者的心绪。他们都是比较热心宣扬教义的老会友，特别是信仰较深的教会长老执事，轮流分散在城关各角落聚会，比较年轻的会友庄伯贤也时常参加。一些新信徒对庄有一定的认识，以后正式在南街礼拜堂恢复聚会时，即由蔡天敏长老推荐庄到南街讲道，以充实付缺已久的讲道师，虽然庄一到教会，即夜郎自大，自命了不起，有会友批评他“唯我独尊”与同工者难于合作相处，要求补贴待遇，不能低于牧师，造成教会尴尬局面，但南街教会仍然忍让处之，不久，庄伯贤被晋江祥芝教会会友告发有违悖教旨的丑劣行为，有的被害者声言，如看到庄在台上讲道时，要冲上去把庄拉下台。可见其行为引人愤怒到这样的程度。当时两会迫于无可奈何的地步，只好开会讨论，决定由两会向会友宣布停止庄伯贤讲道之职，就过样掀起了教会内部巨大的波澜，不明真相的少数人为庄惋惜，或为庄辩护，有的背后谩骂，或当面哄责，教会从此呈不安的局面，但千人的会友仍集中在南街礼拜堂参加崇拜，尽管楼下的工厂还是吵闹不安，台柱已支持不了如此众多参加集会人的压力，这就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于是除南街礼拜堂外，1983年正式批准恢复泉西，聚宝两个堂会。 (四) 一九八八年四月间，泉西堂会，由泉州两会代表及宗教事务处，萤光灯厂代表协议，将厂址迁移恢复泉西堂会的决定，于是泉西堂会成立十九人复堂筹委会，由王维新，陈家箴为召集人，庄伯贤以一个泉西普通会友参加工作，第一步是筹备修建资金，当时政府对复会非常支持，一下子拨款六万元交萤光灯厂作为迁移费，继而拨出一套属于单位分额的住房，协助住在西街礼拜堂内的工人家属解决住处，堂会修复工作没有阻力，筹款十分踊跃，单就市内各堂会友就先后捐得六七万元，有的献工，有的献器材，有的设计把完全被改观的聚会厅不但恢复原样，甚而更加辉煌壮观，海外会友也先后捐献港币三万余元，一天，竟然有会友一下继续献长凳八十条，或十条，或二十条，或三十条，座位充裕，钢琴，讲台桌争相奉献，讲台被厂铲平，窗户残缺不全，墙壁破烂不堪，满地散积玻璃，单就整理这些杂物，就献出数以千计的工作日，献工的会友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筹委的设计下，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这么肃穆而完整，堂皇冠冕的礼拜堂，真是奇迹。最后连钟楼也修复完善，传呼的钟声又继续响亮起来。一切停当，就在1988-12-31日泉西礼拜堂宣告正式复会，由政府代表宣告“泉西堂会正式复会，正常的宗数活动受政府保护”，并当场成立堂务委员会，聘任黄朝章，柯雪玉(已故)二位为传道，由于参加修建堂会的庄伯贤因系受两会停止讲道的处分尚在执行中，未受聘请，心怀不满，以致泉西虽正式成立了堂务会后，开展工作受破坏，迁怒于复堂后的堂委，当面咒骂，背后挑唆，正常聚会受干扰，连续三次教会最庄重的圣餐节，也不例外，还唆使外教会的不知情者提出责问，弄得信徒惶惶不安，要把财产控制在手，经济不即移交，意图分散，幸负责人友泉君始终守住这些尚存的款不移动，但堂会的会务活动无法进行，海外的会友对捐资有疑虑，甚至有个会友本来要捐献给泉西堂两万元，也因乱象而移捐给其它教会，泉西堂会会务活动无法进行，堂委们十分不安，经常怀有戒心，精神的不安远胜于物质被控制的不安。这种不安的心情影响到海外会友，有的不明真相的人提出是不是有派性作怪，或其他不便言明的原因，为什么教会被庄搞得这么乱而不加约束，对教会的不安定有困难，对庄的处理不能讲道的原因真象不明，而使海内外会友臆测纷纷。为了让教会安定、团结，堂委会提出“加强爱国爱教”的思想教育的主张，并对庄的处理原因应当公开宣告，免得是非不明而造成极度混乱，这是“两会”应当急办的事。教会怕把丑事外扬而容丑，真是大错。这是泉西礼拜堂堂务委员会及四百多会友的呼声，也是“乱到尽时应急止”的时候了。 泉州南街礼拜堂，自从许子逸牧师退休后，张春泉被聘为该堂主任牧师教会事务开展顺利，服装厂继续经营，范围颇广，“两会”办事处也设在该堂，开办培训班，培养传道人材，成为泉州市教会的中枢。过去被工厂占用，底层因机器震动颇剧，经年累月，几根承受二楼聚会千人重量压力的大柱，已有损坏，支撑不了，危殆万分，政府着急，教会焦虑，商议结果，于1988年底由政府拨款二十万元并拨地一亩多，让工厂修建厂房，迁移使用，教会聚会得于正常开展，现有会友千人，经常聚会七百左右人。这是泉西，聚宝复会后的人数。 聚宝堂会，在批准复会之前，先后收回一些财产，并开始作聚会的使用，复会后，会友猛增，正常工作没受任何阻力继续展开，虽还没有专职讲道师，但热心会友轮流主持，团结友爱，基督精神发扬得好，可堪庆幸!会友迄今已达600左右人，由于会所狭小，经常参加崇拜的也有300人左右。1989年初，由政府拨出二十八万元并拨地二亩左右作修建粮食局仑库之用，以便迁移，腾出讲道厅，现正在迁移接收中，这所礼拜堂因过去作为储藏粮食之用，堂会未被损坏，原建筑也十分牢固，是南门教会会友的集中点，堂委会工作进行很顺利。 鲤城区这三个教会的恢复，都获得政府的大力支维，恢复与发展进行顺利，除了泉西堂会有了挫折，令人不安外，其它两个堂会都按照原来的宗教活动进行工作，所以会务开展迅速，信徒日增。泉西堂会进展缓慢，阻力不少，泉南堂会已从以前600会友进至800会友，聚宝堂会从以前300会友进至600会友，由此可知，教会前途是无限量的，愿三堂会友珍惜这个良好的时机。 除上录基督教三个堂会以外，还有一些教义如一，但不尽同的其它教派，分录如下: 泉州基督教聚会处，它是基督教分支出去的一个教会组织，所吸收的会员的对象，主要是从基督教会中一些比较热诚而笃信教义者的信徒中吸收进来。会址最后设在泉州市金刚巷内，他们对会友间的称道如同骨肉极为亲切，故虽比较新生的教会组织，但会友数额也曾达到四百左右人，极一时之盛。 解放后，有的会友虽散各地方，各单位，或从业他处，加上以前倪析声布道时所宣扬的与现时代有些抵触，聚会的信徒更少。1956年以后信徒逐渐减少，有一百五十人左右，而参加聚会人数剧减到二、三十人。60年代以后，正式聚会无形中停止，文革期间与其它教会一样，形存实亡，不为人所注意，但个别信徒仍然与会友串连，互相联系。到1978年三中全会落实宗教政策以后，会友才有公开联系的行动，信徒对教会的爱心复苏得快也是一个原因。到80年代得批准复会，笃信的教徒不少，经常聚会有二百人左右，聚会处也隶属于“三自”爱国会其宗教活动与泉南、泉西、聚宝一样，过去与社会活动隔绝而孤芳自赏的局面也有改变，这就是聚会处魏守仁先生等主持下与外界，特别与“三自”爱国会接触的趋向而为教会会友所瞩目的一个原因。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它与其它教会不同，是守星期六为圣日，但信奉圣经，遵守十条诫，即完全一样，过去受美国安息日会总会所帮助，解放后于1951年初与美国总会脱离关系，经费来源于国内会友每月所得十分之一的奉献，并参加泉州“三自”爱国会，才成为“自传、自理、自养”的教会，教会经费并不困难，会所设在泉州承天巷85号，地域范围颇大，除建礼拜堂及住宅外，剩下的空地，便栽种良种的葡萄，开辟财源，养成劳动而生活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园地被鲤中元件厂建为厂房，以后又被王锡芳侵占还要把传道廖耿德的家属住处迫迁，但经人劝阻，不果。从此堂会会址无法聚会。 1978年三中全会，落实宗教政策后，教会决定在会址中向政府申请创办一所“安息日会美术工艺厂”专门生产美术陶瓷制品，得政府拨资赞助，银行贷款，产品参加广州交易会，外商也争相订货，每年产品都在百万元以上，为国家争取外汇，并吸收待业青年二百余人参加生产。可以说是寓生产于利国、利民、利教，实不止生产自救而已。但所缺憾的是信徒虽有百人左右，而参加聚会的却为数不多，这可能是与星期六还不是休息日的一般习惯的原因吧。有的信徒这么说:“工厂发达，聚会人稀”就是这个情况。 后语 泉州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解放后，获得党和政府的重视，正式代表教会参政、议政，这是以前任何时代所没有的，这也是爱国爱教精神的具体表现。党和政府不但协助教会解决困难问题，并切实做好保护教会的正常活动。 过去我们教会常因宗拜习惯有分岐而互相排挤责难，今天不管是堂会、聚会所、安息日会都纳入在泉州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泉州基督教协会中而在政府提出安定，团结的目标中努力工作，所望教会同仁审时度势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