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不但是抗倭民族英雄、军事家、兵器发明家、武术家、而且又是多才多能的文人。 一、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俞大猷对历史深有研究，他敬仰历代爱国名人，尤为推崇“鞠躬尽萃，死而后已”的三国蜀相诸葛亮，对其才干与成败有着正确的评价。 明嘉靖年间，大猷镇守广西桂林。该地卧龙山重建诸葛亭落成，他应官绅之请，写了一篇《重建诸葛亭记》。 记文指出，《三国志》作者陈寿说诸葛亮“理民之才优于将略”，是未知其大才，有失偏颇。大猷说，个人可能文武兼资，但精力时间限制，很难将相兼任。宰相“身居庙堂”，秉持枢衡，日理万机，战时要保证军需供应，难以外出治军；将帅“张军宿野”，指挥士卒，克敌制胜，无法入朝问政。“将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资以相成”。所以“萧何为相，韩信为将而汉兴；魏征为相，李靖为将而唐兴”。 大猷说，诸葛亮富有文武双全的大才，“为相亦优，为将亦优”。假如他生于汉、唐盛世，韩信、李靖为将他为相，或萧河、魏征为相他为将，是一定能成就大业的。可惜他生于“季世乏才”的三国蜀汉，骁勇大将关羽、张飞和“知遇之主”刘备等人相继早殁，而受“托孤”重命，辅弼扶不起的阿斗（刘禅），没有得力的文武帮手。他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则军需必穷，而国政先坠；一日不任将事，则士心必离，而敌国益横，不得已而并任之。”“或出或入，或相或将”，实非他之“所乐为也”。他忠于汉室“正统”，欲报“知遇之恩”，故而明知蜀汉势弱不可为而竭力为之，不计“成败利钝”，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卒致“形瘦神困”，病逝军中，事业顿失。这使后人悲叹痛惜不已，如唐朝诗人杜甫《蜀相》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俞大猷评价诸葛亮，堪称确论，值得后代治理军国大事者借鉴。他也是文武兼优之人，以诸葛亮为楷模，勇肩重任，故其上司、兵部尚书谭纶称赞他“任如诸葛亮”。他又能以史为鉴，吸取诸葛亮人才缺乏、身兼多职的教训，充分发挥自己队伍英才济济的优势，重用汤克宽、陈第、邓城、欧阳深、傅应嘉、邵应魁、李杜等猛将谋士，与戚继光等战友紧密合作，共同作战，夺取平倭抗敌战争的胜利。 二、正确对待海外贸易 明朝厉行“海禁”，俞大猷参加抗倭战争，有人说他是主张全面“海禁”的保守派，这不符合史实。据俞氏《正气堂集》呈两广总督杨在庵揭文《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呈浙直总督胡宗宪揭文《议处日本贡夷》，以及时人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等记载，大猷对待我国与日本及与海外其他国家贸易交往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明初郑和下西洋后至明末，我国实行的是有限制性的政治性的海外官方“朝贡”贸易，即外国向我国“进贡”特产，我国给予丰厚或加倍的“赏赐”，以示“天朝”的富有和对“夷人”的优遇。宋元以来，西南海外许多国家地区，即与我国进行友好平等互惠的官方或民间贸易，明代有的仍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他们运来胡椒、象牙、苏木、香料、珠宝等“可资中国用者”的舶货，贩去我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纸张，行销海外各国。外国“船至报水（纳税），计货抽分，市舶之利甚广”，又很少纠集海盗进行骚扰破坏。广东与西南海外各国较近，大猷主张开放广东，与西南“诸番”进行官方或民间贸易。 至于日本，元末明初即开始侵扰我国沿海。嘉靖二年（1523年），两个日本封建主的“贡使”为了各自主人的利益，在浙江宁波发生“争贡之役”，互相仇杀，并杀害我国官民，焚劫地方，因之明朝取缔日本的“朝贡”贸易。 对待日本政府和民间与我国的贸易交往，大猷提出两种不同的策略：对日本政府，俞氏从维护明朝“天威”的立场出发，主张恢复官方“朝贡”贸易。其时浙直总督胡宗宪曾派使者访日，日本一个封建主源议镇也派使者来华回访，要求恢复中日“朝贡”贸易。大猷说这是源氏“敬仰天威”，“恪守帝令”，应该奖赏他，“以劝其效顺之心”。只要源议镇能“用心传布天朝威令”，劝日本天皇、将军严禁倭寇侵扰我国，尽将入侵者“捕治以法”，就要答应他的请求，发给日本“国王印信勘合表文，照依限期来贡”。对于日本海商，俞氏则认为“倭人桀骜剽悍，嗜货轻生”，元末明初以来，他们为逃避关税，“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为患中国最甚”。日本又是穷国，物资贫乏，“无他产，仅一刀一扇（即倭刀与扇子）”，“无可资中国之用”，必须严行禁绝。 应该说，在对待我国海外贸易问题上，俞大猷敌友分明，是属于半开放派与半海禁派人物。 三、提出治河科学方略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她既孕育我国古代文明，造福人民；也因泥沙淤积，经常泛滥成灾，为害人民。“治黄”是历代一大难题。 俞大猷对水利深有研究，他无限关心民瘼，说河患是“天下可虑”大事。戎马倥偬之际，他特地在黄河下流乘船考察调查。“夙兴夜寐，深思竭神”，写了《神河解》一文，批判“精力说”，率先运用《易经》“相生相克”的理论，“发前人所未发之意”，提出治理黄河的方略。 大猷强调要根治黄河，得先研究黄河“如何而淤，如何而通”的原因。他说：“水有浊有清，清每冲浊，则流而不滞。否则，水去沙淤，淤高水浅，虽小舟亦不能行。”如有“滂沱雨水冲之去，虽重载粮船，即行无阻。”明代，从青海到河南汜水、沁水的黄河两岸，有很多地势较高、冲力较大的支流，“皆节有清水，流冲黄水”，所以这段黄河“向来少淤”。汜水、沁水以下的黄河两岸，虽有小支流，但“水势甚小，故每有淤患。淤上加淤，沙淤日高、水性就下，其势不得不横奔而出。”因此，这里河堤“旋决旋塞，旋塞旋决”，只得不断加固增高延长。而徐州以下到出海处，因有山东72股地势较高、冲力较大的清澈泉水注入黄河，“同来冲浊”，所以这段黄河也能“直流出海少淤者”。 大猷指出，治河与治国相同，有消极治标的目前之计和积极治本的长远之计。如果只着力于建造遥堤（长堤），那是消极治标的目前之计，无济于根本。黄河长年“淤上加淤，沙淤日高，岂能“遥堤之上复加遥堤乎？”他说，“天下之理，生克而已矣。”“浊水能生积沙，清水能克积沙”，“以水治水”、“用清激浊”，才是积极治本的长久之计。大猷肯定负责督治黄河的能吏、好友陈紫台等人采用“标本结合”的多种治河方法，说他们“决塞以导河”、“因堤以防决”、“筑遥堤以防漫”、“造减水坝以防涨”、“开新河以泄潮”、“造桥梁以便涉”，是“治河之令策”，其功“真不在禹下矣”。他最后指出，只要责令治河官员遵行“以水治水”、“用清激浊”的原则，运用“标本结合”的方法，就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黄河岂难治哉”？ 俞大猷最先运用《易经》“生克”理论，提出根治黄河的正确方略，虽然不尽符合今天科学的治水方法，也没有提到植树保护水土的主张，但这种朴素辩证唯物的思想，却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 四、能吟善诗精通书法 俞大猷是著名儒将、诗人，他一生苦练武术勤写诗，自说“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其诗质朴浑雄，传世百余首。其中叙写自己习武从戎，疆场征战、勉励战友和回传南少林武术者30多首，可称之为“咏武诗”。 《舟师》是大猷平倭的“咏武诗”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佳篇。诗曰：“倚剑东漠势独雄，抉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景里归蓬近，背水阵奇战士功。”这诗描写一场与倭寇在海上殊死决战，诗人手执长剑，身先士卒，指挥将士驾驶战船，猛冲敌舰，终于扫净倭氛，凯旋而归。全篇情景交融，声色并茂，气势豪雄，语言铿锵。起句“倚剑东漠势独雄”，力重千钧，突出诗人与将士的高大形象。中间四句“乌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描写这场海战震天动地的激烈场面，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海战画卷。最后两句“夕阳景里归蓬近，背水阵阵奇战士功”，写出诗人的克敌战略，表达诗人坚定的胜利信心，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和归功将士的豁达襟怀。 大猷还善于写咏景物诗。历代诗人吟咏牡丹诗多矣，但大都描写她的娇姿艳色，而且略带贬意。大猷的《咏牡丹》诗，则摒弃窠臼和偏见，不去描写牡丹的颜色和香味，而是深入里层，揭示她蕴含的本质特征，运用喻人、对比、衬托、抒情、议论和反诘的手法，竭力赞颂牡丹的丹心劲节。诗曰：“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俞氏以花喻人喻已，说明自己犹如牡丹，同有美好资质，共具高洁品格，怀抱一颗爱国忧民的耿耿丹心，却不为朝中权贵和世上宵小所容，从而委婉隐约地发出他那忧郁不平的慨叹。全诗平日如话，质朴无华，蕴藉隽永，别具新意，确是一首托物咏志的好诗。 俞大猷还精善书法，其书迹虽已失传，但留在故乡河市的建造濠溪石桥碑记、清源山练胆石旁的“君恩山重”摩崖碑刻、游清源洞的记游摩崖石刻、厦门万寿岩的摩崖诗刻、金门的“虚江啸卧”摩崖石刻等，可以窥见一斑，其书法特点是端庄凝重，饱满圆融，雄浑劲遒，恰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