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石狮市委副书记黄源水是石狮建市10年的见证人、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 石狮市首任市长刘成业这样说，石狮市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也如是说。 黄源水原是石狮建市前的中共晋江县委副书记、石狮镇党委书记。 1997年5月，我采访了黄源水。 在黄源水办公室，我们的谈话从石狮由镇建市谈起。 黄源水说：“石狮市原来分属四个乡镇，即石狮镇、蚶江镇、永宁镇和祥芝乡，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市(原称晋江地区)的晋江县。1987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四个乡镇合并升格为与晋江县平级的省辖市。石狮市的形成和发展，是石狮地区商品经济形成与发展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黄源水于1988年至1989年初，曾参与福建省委党校课题组，对石狮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过研究。他的看法是：石狮市是以石狮镇为核心和基础组织起来的，要了解石狮市的社会发展史和商品经济史首先必须了解石狮镇的由来及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于是，在黄源水的叙述中，石狮这片过去的沧海便又重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黄源水先生 二 相传，在隋代以前，现在的石狮镇还是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片荒芜之地，而现在位于石狮镇东南临海的水湾(宋代改称永宁)等地当时已形成渔港，还是泉南的惟一盐场。由于运盐和贩鱼者往返泉州必经此地，于是，便有一条“东京大道”横贯其间(即现在石狮的馆顶路)。往返商旅为了御风雨避寒暑，有些人便自发集资在大路旁盖起一座石亭，供人憩息。传说隋炀帝三年(公元607年)一些虔诚的善男信女发起捐款，在石亭北面又盖起一座观音庙，还在庙前排列着一对石狮子，供过往商旅祈求发财和旅途平安。这样，每天到此憩息的人群日趋增多，与此同时，也吸引了邻近的村民到此地摆摊设点，除供应茶水、糕饼和烟丝之类，还供应香烛等供品。有些商人还利用歇息的时间洽谈生意，或者从事以物易物的原始商业活动。历史上的石狮镇由此孕育。 那么石狮又为什么命名为“石狮”？ 传说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2年)，江夏侯周德兴奉明太祖朱元璋的旨意，到福建沿海巡视海防形势并修筑城防工程。永宁是海防要地，周德兴为筹建永宁城路过石狮的观音亭，他依据堪舆术认为这座观音亭正好坐落在“凤穴”之上，而西面的小山岗是狮首之穴，断言此地是狮舞凤翔，日后必昌。这种虚妄之言本来不足为信，但是对于当时缺乏科学文化的村民来说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于是观音亭又命名为凤里庵。至于石狮亭，按较可信的说法，始于唐初。由于宫廷提倡，当时供奉观音菩萨在全国蔚然成风，泉南沿海各村镇也纷纷修建起大小不一的观音亭。为了识别，行旅商贾便根据这座庙前有一对石狮子的特征，命名为石狮亭。这样，到了宋元明清各代，石狮亭已被官定为这一带村落的地名。后来，石狮亭由于村落扩展为集镇即包含着周围其他的村落，则去“亭”字而保留“石狮”。可见，以石狮命名主要是为了商旅识别，同时中国传统视石狮为神物，含有大吉大利之意。 上述的传说表明，石狮镇从荒芜之地到形成村落，到形成墟集，到扩展为集镇，始终与当地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石狮镇的存在，可以说是母与子的关系。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商品经济受着自然经济的严重束缚，发展极为缓慢。所以，石狮由小村落发展成为集镇，经历着漫长的历史过程。至清代，对石狮镇形成具有关键的机遇大约有三次。 第一次是宋代。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置市舶司于泉州。到了南宋，泉州交易额压倒广州，一跃而为中国的第一贸易大港。泉州港以泉州湾为主包括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和安平港等。泉州湾在石狮的北面，深沪湾在石狮南面，两港湾之间沿石狮东面的海岸线排列着永宁、祥芝、蚶江等村镇。这样，石狮自然而然地成为泉州港的一个交通枢纽。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年至1162年)，在石狮亭东面的宝盖山上修建一座石塔，名为关锁塔。这座塔即是关锁水口镇塔，也是商舶来往的航标。由于石狮的货运日益繁忙，此时除了扩充和修筑沿海各港口联结石狮再通往泉州的大道外，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还在石狮亭西面修筑一座横亘两华里长的“厦渎桥”，作为“泉郡东南孔道”。后来又在浦内开凿一条渠道，直抵“厦渎桥”头，把石狮亭与泉州湾连结起来。这些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大大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满足石狮亭人口不断增加的需求，对石狮镇的形成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中叶以后，石狮亭随着泉州港对外贸易的逐渐扩大，在观音亭上下已形成两条小街。街上有轿店，出租轿子为商旅代步。还有客栈，供商旅食宿。还有代客驮运货物的驴子队。百货、茶饮、水果等商店也相继出现。石狮亭已具集镇的雏形。到了宋代，随着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石狮亭人口的剧增，观音亭上下的两条街，已是铺面林立，诸多行业几乎应有尽有，还相继形成以日中为市或三日一墟的墟场，石狮亭作为集镇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石狮镇的后两次发展发生在明清两代。明嘉靖年间，倭寇大肆骚扰福建沿海，永宁等地深受其害，迫使大批居民逃往石狮亭并相继定居。由于人口突增，使村落的范围向东南扩大了将近一倍。明末清初，清政府为了断绝沿海居民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接济，实施残酷的“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一律后撤30里到35里的界内，界外房屋全部烧毁。大批流离失所的沿海居民又一次涌入石狮亭。这两次的人口剧增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的政治动乱。但是，石狮之所以能承受突如其来的人口流，其内在因素是石狮已具备进一步促使商品经济繁荣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农业经济和海外交通的发展。 清代，石狮镇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黄源水翻出许多过去的资料让我们看，这是石狮上千年的历史。 千年的石狮犹如一片苍茫的大海。我觉得自己好像泛舟海上，四周是海涛汹涌，浊浪排空。我有一种遇险生还的感觉。 一个地方的历史犹如一条命运之河，人能够感知的有多少？真正目击者有多少？真实记录又有多少？ 我抚摸着眼前一大堆泛黄的石狮历史文件资料，想着黄源水方才关于石狮的一席话语。 黄源水用自己的工作、思考、探索和研究，为石狮这方土地留下了史志，成为石狮历史的“见证”人。在这史志上，凝聚着古往今来石狮人的拼搏和荣光，沧桑和尊严。 三 石狮镇的形成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而石狮地区商品经济的兴衰又直接与华侨经济状况的兴衰相联系。 历史上的石狮是泉州港的一个交通枢纽，是中外贸易的必经地。而石狮地区多荒丘瘠土，耕地不多，缺乏自然资源。因此，出国经商与谋生，为石狮居民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历史上还构成几个相对集中的时期。 首先是宋代时期，随着泉州港成为第一贸易大港，石狮地区的不少商民也相继出洋经商或定居。石狮人侨居的国家和地区也比较广泛，侨居在东南亚的占多数。 其次是明永乐和宣德年间，朝廷命宦官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累计28年，途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出洋时曾在泉州“祈风”(祈求顺风)，并在沿海一带添募兵员与水手，包括石狮地区的居民，其中有些人因各种原因未随船队回国，而留居南洋各国。 再次是清初郑成功率兵据守台湾抗清，赴台前在南安和晋江沿海一带募兵，抗清失利后，有的人留台定居，有的人经台湾辗转东南亚各国。 最后一次大规模出洋的是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者通过福州和厦门两个口岸诱骗大批破产农民“卖猪仔”，出国充当苦力，石狮地区也有不少农民被卖到海外。 除上述较集中的出洋时期外，石狮人还迫于多种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每年都有一些人飘洋过海，侨居异国他乡。至于天灾人祸、官府迫害、豪绅盘剥、地痞流氓的欺辱，更是经常迫使一些贫困农家卖子女一走了之。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怀着冒险家的梦想出洋淘金的。后来，随着父兄辈创业成功，子辈和弟辈出国接业就日益成为传统的重要形式。 总之，历史上石狮人出国的原因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综观石狮的华侨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一部牧歌式的史诗，而是一部饱含着血与泪的辛酸史。屹立在宝盖山的姑嫂塔，便是故乡人民深切思念旅居异国亲人的历史实证。姑嫂塔原名关锁塔，因有姑嫂二人嫁为商人妇，商人贩海久久不归，姑嫂二人便每天登塔眺望，由于终不见亲人归来便双双堕岩身亡，关锁塔由此又名姑嫂塔。 艰辛的出洋史，促使石狮的华侨不仅具有独特的创业能力，而且培育出强烈的爱国思乡的特殊情感。许多人往往赤手空拳出洋，数年后便有程度不同的财富积累。而无论是已成巨富者还是一般劳工者，除每年通过侨汇赡养侨眷外，还以不同形式捐资故乡兴办各类公益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华侨对石狮镇的发展起直接促进作用的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抗日战争前(即1918－1937年)。从隋唐到近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石狮从无到有出现在泉南的土地上，主要依赖泉州港的对外贸易。由于石狮地区本身缺乏自然资源，只起交通转运站的作用，所以虽然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苦心经营，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小镇，当时石狮流传一句话：“九万十一千”。就是说，在石狮市场上，资金达万元以上者只有9户，达千元以上者也只有11户，其余均为数百元或几十元的小户。民国以前，石狮的华侨绝大部分还是当苦力的，收入不多，所以对石狮镇发展的直接影响不大。据统计，从1900年至1918年新开业的工商业只有23户。18年中年平均1－3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石狮地区旅外华侨增多，收入也较丰厚，侨汇增多促进石狮商品市场的繁荣。但是，华侨对石狮镇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发展交通运输。 1923年晋江县安海的旅日华侨陈清玑等，首先集资兴办泉(州)安(海)汽车公司，继后增开青(阳)石(狮)线。1926年至1927年又开辟泉围线(从泉州经石狮至金井、围头)。1930年兴建石(狮)永(宁)蚶(江)线。1932年至1933年又开辟石狮至东石，石狮至浦内等线路。这样，石狮第一次有了以机械为动力的交通运输网，它们贯穿到四周的每一个侨乡，成为晋南沿海侨乡、渔业的农、渔、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又是晋南侨乡的消费中心，大大促进了石狮镇的繁荣和发展。 首先是镇规模扩大。1930年后石狮陆续兴建一座座钢筋水泥的新店屋。与此同时改建旧街和扩建新街。其次是工商业进一步繁荣。工业方面除扩展原有的酱料业、烟丝业及皂灼加工等之外，增加了酿酒、印刷和粮食加工等小型工业。品种由十多种增加到三十多种，并由低档品向高档品发展。手工业方面除扩展已有的锌器、镜器及钟表修理等行业之外，金银首饰业发展更快。原来只有一家，而且只加工银器首饰，到1930年发展为12家，从业人员达五十多人，首饰加工的材料也趋向重金轻银。商业方面，民国初年，石狮镇的商业大部分还是一揽子经营，此时已逐步转向专营某种行业，其中扩展最多的是粮食行业，到1934年已发展至四十多家；其次是香楮的迷信品行业，有三十多家；再次是棉布和百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石狮尚无承接侨汇收发的民信局，到1930年已发展到六家。 第二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抗日战争初期，石狮的市场已受影响但不严重，因为南洋的侨汇尚未受阻，石狮与各地的交通尚能畅通。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日本侵略军南进，占领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侨汇开始中断，加上国民党的抽丁迫捐，使侨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原来依靠侨汇为生的侨眷开始拍卖家具与衣服。断汇一二年后，有些侨眷卖尽家具与衣服后，或典厝卖田或卖儿卖女，石狮市场由此冷落萧条。工商业中除一部分经营本地土特产品的行业尚可勉强维持外，棉布和百货等行业纷纷倒闭或转业。金银首饰业也从7家收盘为4家。只有粮食是宝中之宝，一些粮商乘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1945年8月抗日胜利，侨汇复涌，侨乡经济恢复，石狮镇也随着复苏和繁荣。到1949年，石狮市场的繁荣程度已超过抗战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镇的工业(包括手工业)、商业(包括饮食业和服务业)、金融业等约八百多家，比1942年前的六百多家增加30%。其间华侨也开始回乡投资经营工商业。 上述的历史事实表明，如果说石狮镇的孕育与形成主要依赖于当地土特产品作为商品交换的发展程度，那么石狮镇的进一步发展则主要依赖于华侨对故乡的资助程度。侨区经济繁荣，石狮市场亦繁荣，反之，侨区经济衰退，石狮市场也随之萧条。石狮镇的发展是随着侨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由于石狮市场的发展过度依赖于外部的经济支持，这就构成解放前石狮镇的独特弱点。 第一，洋货充斥。如美国的牙刷、裤带、原子笔、钢笔、布料、奶粉、麦片，等等，标有“USA”的美国货约占整个石狮市场的一半以上，加上其他国家的商品，石狮几乎成为倾销外国货的市场。第二，由于没有生产只有消费，于是形成了畸形消费及其场所。社会风气奢侈糜烂；迷信活动，铺张浪费惊人。一次迎神会耗资数万元，而且是间日不间月。烟馆、赌馆、妓院林立，仅公开设立就有妓院20家，鸦片馆27家，吗啡馆9家、赌场10多处。第三，通货恶性膨胀，市场一片混乱。据统计，1946年1月在石狮每担米售价是伪法币9000元，到1948年7月，便涨到1500万元，上涨1600多倍，平均每日贬值1-77倍。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废“法币”换“金圆券”，到1949年3月，时间只过去7个月，物价就再上涨12000倍，平均一天涨52倍，人民纷纷拒用国民党政府的钞票，交易要折算黄金，美钞或大米，有的“以货易货”。到1949年8月，伪“金圆券”、“银圆券”已成废币，市场一片混乱。第四，盗匪为患，广大群众白天黑夜为此提心吊胆，归侨和侨眷受害更甚，当时有句口头禅：“侨汇难过五更眠”。 1949年9月2日，石狮镇获得解放。1949年10月23日成立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第八区公所，石狮镇是区公所所在地。1950年6月1日又成立石狮镇人民政府。从此，石狮镇人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石狮镇的发展开始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石狮镇的发展既有稳定上升的年代，也有艰难曲折的岁月。至1987年，新石狮镇的发展按其发展过程划分，大约有四个不同阶段或时期。(1)1950年至1956年是稳定上升的阶段；(2)1957年至1965年是曲折缓慢发展的时期；(3)1966年至1979年是受挫复生的年代；(4)1979年至1987年是迅速发展的时期。 1988年9月30日石狮市成立，标志着石狮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对石狮古今历史，黄源水可说是一目了然。 四 黄源水是福建南安人，出生于1949年10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但他不是一位逆旅者。尽管他也有过和共和国同时代人共同的经历，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回乡务过农。但是，在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中，他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文书、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1976年12月，他被中共南安县委组织部选拔提干，在南安县码头公社(码头镇)担任革委会的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1983年6月他被组织选拔参加福建省委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考试并被录取为省委党校培训班学员；经过两年学习他获取大专文凭进入泉州市委组织部协助工作。1986年12月——1988年9月，黄源水被任命为中共晋江县委副书记、石狮镇党委书记、石狮建市筹备组副组长，从此他与石狮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源水说，1986年12月，当任命他来石狮担任石狮镇党委书记时，他的第一个迫切愿望就是希望了解石狮。他找了许多石狮当地人，了解石狮的历史。虽然许多人所谈的没有系统性，但是这对他深入了解社会，体察民情，全面了解石狮的历史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他说，来到石狮，感到石狮很神秘，便强烈的想要把石狮的历史了解清楚。 石狮真正的沧桑之变是近二十年的事。如果没有1979年至1987年石狮历史上的迅速发展，石狮撤镇建市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黄源水说：“当我们翻开自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至1987年石狮镇建市前的最后一页历史，历史便真实地告诉了我们石狮的过去和现况。”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石狮镇受到严重摧毁，这个时期，一方面是国内闹动乱，政策严重背离客观实际，另一方面是海外的华侨经济重新发展。于是形成石狮经济发展的一个奇特时期。 首先华侨经济的发展对石狮镇的影响巨大。 50年代侨居在菲律宾的石狮华侨，因为“菲化案”的歧视与排挤，许多原来从事零售商业的华侨，被迫集资办工厂或商行，或者由菲人充当经纪人，有的人则加入菲籍。1975年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改变过去25年的亲台立场，虽然至今没有取消“菲化案”，但是华侨的地位开始受到尊重。所以，经过曲折的奋斗，在菲的石狮华侨经济状况已大大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据不完全调查，按经济状况，旅菲的石狮华侨可分为四种情况：(1)专靠出卖体力和脑力的劳工无产者；(2)靠自有资本由自己充任经纪人和劳动力的小资产者；(3)雇佣少量工人，自己开店或开厂兼劳动的中产者，包括高级职员；(4)大量雇工开办工厂、商行、庄园或其他大企业的资本家。 华侨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石狮镇的商品市场发展。首先是侨汇增加，包括邮寄实物增加，这就大大提高了侨眷的购买力和生活消费水平。据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起，每年寄往石狮镇的侨物约20至30万包，有的家庭每年要接收海外邮件100至200包。最初是新旧衣服，接着是布料，再后来是各类家用电器等等。大量侨物寄回，目的是让侨眷卖掉用以盖房或者转为他用。所以，1971年前后，石狮镇逐渐形成出售侨物的商品市场。最初较大量的是估衣摊。到1974年在石狮镇中心地带，出现一片繁华的侨华市场。但是，客观的商品经济发展要求和当时的“文革”环境发生尖锐的冲突(“文革”的环境是连老太婆上街卖鸡蛋都作为资本主义取缔)。在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一方面是石狮人尝尽了被追查的苦头，另一方面又意外地取得一种社会机遇，使石狮的商品经济从原来内向的封闭状态转向外向的开放状态，这就是1974年在社会广泛流传的，即说石狮镇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为此，当时的一些镇领导也向上级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说明由于石狮镇人多地少，劳动力没有出路，希望允许侨物市场的存在。可是，这个报告却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结果是引来一场空前的大震动。从1974年起每天有一二千的人涌进石狮镇，本来他们是奉命到石狮镇批判资本主义泛滥的，但一些人暗地里托人代买“被批判”的商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石狮购物的人日趋增多。1976年下半年“四人帮”垮台，石狮的商品市场再度繁荣。而且这一次繁荣已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周围侨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总之，1976年至1979年，既是石狮商品经济遭受摧残的时期，又是石狮商品经济从内向封闭型转向外向开放型的萌芽时期。对于后者，在石狮人中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但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条件使几乎绝大多数的石狮人本能地紧紧抓住了它。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全国和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石狮镇也从此进入石狮解放后的第四个发展时期：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石狮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以商业为龙头而腾飞的。历史上，首先是商品买卖的需要，使石狮从荒芜之地发育成吸引四方商旅的集镇。1974年后，石狮人为了振兴商品经济，经历着“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依然与商业的兴衰息息相关。 第一次起落。如前所述，70年代起随着海外华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石狮侨乡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可是，“文革”的动乱，使国营商业以至供销合作社系统，无法满足侨乡的需要。于是，一方面是海外华侨每年寄回大量的物资，形成侨眷自用有余的“侨物”；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侨眷购买力提高的需要，一些闲散的居民自筹资金，从外地采购农副产品和紧俏的国产日用工业品。这样，在1974年前后，形成以小商贩为主体的商品市场。可是，1974年这种市场的兴起被视为资本主义大泛滥。于是，1975年派工作队进驻石狮镇，结果是初步繁荣起来的小市场顿时萧条。 第二次起落。工作队1976年上半年被迫撤离。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垮台。这样，石狮镇的商品市场又逐步恢复。商品的来源仍然是华侨的“以物代汇”为主。物资种类有服装、布料和家用电器等。这些物资，政策规定要由国营商店或供销社收购、并由其出售。然而，商品交换的规律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有不少的侨物由于各种原因流入自由市场，大量的小商贩再次出现。但好景不长，1978年上半年掀起一股抓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风，石狮镇又首当其冲，其市场也再度衰落。 第三次起落。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同年，海关放宽对华侨“以物代汇”数量的限制，这些政策和措施为重新恢复和更大规模地发展石狮镇的商品市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但是，由于组织管理上的缺陷，1979年起海上走私和陆上贩私逐步猖獗。在石狮市场上，原来买卖侨物的商摊不同程度地蜕化为走私贩私的集散销赃场所。因此，上级决定严厉打击非法的走私贩私活动，以保护正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然而，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却发生多种界限不清的行政取缔，如一律取缔“估衣摊”，这样，石狮的市场又再次消退。但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与过去已大不相同了，党的总政策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1983年1月中共中央以第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当时的石狮镇党政领导深受中央一号文件的鼓舞，一致决定，放手重新开放石狮的商品市场。他们开辟了4个小商品市场，即大仑街市场、新华路市场、新华市场和新兴街市场；3个农贸市场，即新湖农贸市场、旧菜市农贸市场和宽仁水产市场。随后在15条的主要街巷上，布满了商店和摊点。这次商品市场的兴起，既有群众的自发要求，又有领导有意识的计划引导，石狮镇的商业从此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并以它为龙头带动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和其他行业的迅速发展。 五 如前所说，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要求，决不是任何人想要就要或想不要就抛弃所能成功的。所以，1975年以后，石狮的商品经济尽管遇到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政令或指令，即时而允许，时而不允许，但是，石狮的商品市场同样以或明或暗的形式不间断地存在和发展着。 1979年以后，由于政策明朗化，石狮镇的商品经济开始迈进一个理直气壮地大发展的新时期。但是，首先发展什么？它所遵循的仍然是商品经济中各行各业相互交错、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客观运行规律。 1979年前，由于石狮镇缺乏自然资源和工业加工业，而传统上它是周围商旅从事商品买卖的中转站与憩息处。所以，这个时期商品和服务业(包括旅馆与饮食)的发展，就自然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心要求。所以，商业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龙头。 大约从1980年开始，由于涌入石狮购物的外地商旅不断增加，华侨的“以物代汇”的数量即使再多，也难以满足日趋增大的市场需求。于是，集资发展工业加工业的要求，又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1980年到1982年是始初发展阶段。到1983年，石狮镇的工业加工业开始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从1983年到1985年，企业数分别以30-4%、43-6%和37-2%的速度拔地而起。而这种发展又和侨资或港商等的来料加工业的发展相互交错。石狮镇第一家来料加工出现在1979年底与1980年初。 大约从1983年开始，与工业加工业迅猛发展的同时，金融、交通运输和信息(含管理、技术与教育等)的发展，客观上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之一，或者说，就是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由此而进一步推动商业、工业和农业等各个行业的发展。 上述的依次发展过程，不是石狮镇特有的，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石狮镇的缩影。所谓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实质是上述由商业到工业、金融、交通和信息，再到商业的发展次序的周而复始的不间断的循环运动。 尽管石狮镇在飞速前进和发展，然而，由一个小集镇的力量去发展商业、工业和农业，去发展所必需的金融和交通运输，是困难的。因此，由小集镇升格为相应的城市就自然而然成为历史的要求。如上所说就是1987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石狮市成立的重要根据。 黄源水作为当年晋江县委副书记、石狮镇党委书记、石狮建市筹备组副组长，他对石狮镇建市前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思考和研究给石狮历史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史志资料。 六 无论是过去身为石狮镇的党委书记、一把手，还是石狮建市后一直身居石狮市第二位领导者的位置上，在这十几年时间里，黄源水在石狮这繁华之地，在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中，既无高升也未降职，这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或许能说黄源水是一个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人。 黄源水告诉我，他为人、做事的信条是：一、诚实和勤勉；二、活在世人心上比活在现实中重要。他说，他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能在自己岗位上诚实做人，顺利做事；二、在条件许可下，多为石狮人民做点事；三、为人、做事能获得石狮人民的认可。 他的话深深感动了我。 这位看似有些不苟言笑的石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身处沸腾的时代，面对充满诱惑的现实世界和困惑丛生的社会，坦然地做人，安静地做官，使自己超越浮华而进入亲切和平的状态，这也许是一个优秀领导人明智的选择。站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上，表达自己的思想、思考社会的现状，承担社会的善良、道义和责任，是一个真实的人自信心的表现。 黄源水惟一的嗜好就是抽烟。他身为干部多年，组织上照顾他的妻子农转非，要安排好的工作，然而他却让妻子在泉州办理退休手续再到石狮。退休意味着与经济利益拉开距离。妻子、儿子都说他最没用，却不知道他怎么回答。 熟悉黄源水的人说，从表面上看，黄源水不善交际，但当你真正了解他，便知道他是古道热肠，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因公因私求教求助于他，他都善于从长远、从政治的高度去关心人。他从不故作热情，也不虚以委蛇或曲意逢迎地应付别人。许多他的同事都视他为自己所敬畏的知己。人们敬他的人品，畏他的原则性。 但是，黄源水也遇到严峻的考验。 1989年3月，石狮市场以录像带为主的黄色的物品泛滥，受到党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那时刚刚建市，踌躇满志的石狮市领导和全市人民面临着历史性的严峻考验：是让石狮从共和国的地图上抹掉，还是除掉恶瘤让石狮健康成长？黄源水说，石狮市领导和全市人民选择了后者，经历了整整一年日日夜夜的鏖战，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了石狮的新生和健康成长。 有云：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设之所禁。 坐在黄源水的办公室里，望着这位曾经历石狮由镇升格为市，沧海变桑田的见证人，这位石狮建市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我在自己的心中默默地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