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军山在石狮市祥芝镇境内，祥芝镇是石狮沿海最大的一个乡镇，被誉称为石狮的东大门。将军山是镇守石狮东大门的一位“大将军”。 好似一位常胜的大将军，将军山面向着一望无际汹涌奔腾的东海，威风凛凛，常备不懈。作为海防重地，将军山山头常年驻兵，更显得气势磅礴，正大庄严，十分有根柢。 公元1962年，威武雄壮的将军山培育出了她的第一名“儒生”——年方二十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邱季端；祥芝厝上村，这个有几千人的海边穷乡村，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名文科大学生！ 三十多年一挥间，过去饱学的“儒生”现已成为硕学的“儒商”。今天，身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的邱季端先生回忆起自己当年辞别娘亲，辞别家乡，辞别将军山和大海赴京求学的情景，还激动不已。 邱季端先生 二 1942年9月1日，邱季端出生在石狮祥芝镇厝上村。祥芝厝上村是个靠海的小渔村，村中世代无鸿儒，户户近白丁。邱季端的父亲是个渔民，靠打鱼为生。然而，不幸的是，日本人的战火烧到了菲律宾，邱季端的父亲惨遭祸害。其时，邱季端尚在襁褓之中。据邱季端先生说，直到他“能听懂家中半夜的悲泣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直到他“懂得用一双手去为母亲擦去满脸泪珠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 这个“和别人家孩子不一样”的孩子邱季端从少年时就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 将军山下的大海边，并没有他童年的欢乐，有的只是随着海潮飘回来的穷苦打鱼人的尸体和被风浪肆虐而死的鱼虾。这是他记忆深刻的关于大海的悲惨的故事。他说：“我很想忘记7岁的我提着小竹筐赤脚踏着冰冷的沙滩，迎着呼啸的北风，去海边捡拾死鱼死虾的童年往事；我很想忘记8岁的我和母亲扛着粪肥在贫瘠的土地上浇地瓜耕田种地的情景；我很想忘记我家的旧茅屋为秋风所破，我的祖母和母亲整夜搂着我，用她们的体温温暖我虚弱幼小生命的辛酸……很多往事，很想忘记，然而始终无法忘记，因为那是我们家祖孙三代人对命运的抗争。” 1962年，由于国家推行“调整、充实、牢固、提高”的总方针，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录取率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有些县和乡镇，甚至没考上一个大学生。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贫寒的祥芝厝上村，却出了一个文科大学生！邱季端是村里应届惟一考上大学的人，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该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喜庆啊！ 然而，邱季端并不觉得考上名牌大学是幸运之神对他的眷顾，也不认为自己天分比别人高，他只知道自己付出的比别人要多得多。那时候，白天放学后，他要帮助妈妈放羊耕地，晚上，在夜阑人静的煤油灯下他才能坐下来做作业、读书。家庭的不幸和贫穷给了他积极上进、求取知识的欲望、信心和勇气。对于他来说，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重振家声，才能报答母亲和祖母的养育之恩。当他徜徉于古今中外的史书和文学类书籍之中，他变得聪慧睿智、心怀宽广起来。他从典籍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他明白他的家庭和他个人的不幸是与整个的国家和民族蹒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从那时起，他便“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邱季端让自己的内心蕴藏着一条巨龙，这对他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知道历史将如何评价东林党人的那种‘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英雄豪气，但精深博大的中国文化传统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仍牢牢扎根在我的脑海里，即使我在金钱世界的香港苦苦挣扎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和它相依为命。” 当年轻的邱季端准备走向未来，走向外面的世界时，他惟一割舍不下的就是对慈母的依恋和担忧。他回忆说： 1962年底的一个星淡月残的凌晨，我和母亲呆呆地站在将军山下故乡的路口，眼中都含着泪，依依惜别。二十个年头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要到北京去上学，母亲她应该高兴才对，然而，我发觉母亲的手在颤抖。深秋的露珠在母亲银白色的头发上闪动。母亲眼中满含泪水，她似乎不敢开口讲话。我咬着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是多么不忍心离开我可怜的、孤苦无依的母亲，然而我却必须离开。我对我的母亲感恩戴德。二十年来，我的这位母亲——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乡村妇女，尽管她从未用语言教诲我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她却用行动，用她的整个生命，用她孱弱而又无比高大的母亲形象告诉了我生活的真谛。我知道，前面的路是要走的，不但为自己，还要为别人。路，可能曲折、漫长又艰辛，但总要磊磊落落地走，像秋风中的铁马啸傲于广袤的草原…… 青年的邱季端眼里噙着热泪，最后一次用双手替母亲揩去滚烫的泪。与母亲和祖母三代人相依为命，使他懂得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互维护的重要，使他对足下的土地，眼前的山川，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爱怜之心。他一步一回头，热泪洒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邱季端就这样离开了爱他的、他爱的亲人，离开了养育他的故乡，离开了将军山和将军山下那一片蔚蓝色的大海，走向了比大海更加广阔的人的世界、人的海洋。在他的心中，这个星淡月残的清晨成为了他永恒的记忆。 三 在邱季端先生的人生记忆中，还留有另一个北风凛冽的清晨。就是那个北风凛冽的清晨决定了他的另一种命运。 那是1968年，25岁的邱季端回乡探亲，第一次和母亲发生了争执，第一次违抗了母亲的命令。清晨，他急匆匆离开家，因为必须赶到18里外的石狮小镇搭乘早晨五点半的班车前往福州，再转乘火车回到北京等待大学毕业分配。 那时候，从家乡祥芝厝上村到石狮小镇还只有一条勉强可以行走自行车的羊肠小道。邱季端被人用自行车载着离开村庄，可是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虽然走出了二三里，他仍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是自己去选择新生活，还是遵从母命完婚。他知道，此一去等待着他的将是与母亲的安排迥然不同的另一种命运。往前走，是命运对他的召唤，而身后，却是母命难违。邱季端明明知道这一切，他明明知道一个人是不可能回头的，只有继续往前走，因为回头是无用的，这正如大路拐了一个弯，前面已经景色全非，可是他还是毅然决定返回去，返回到自己的起点去。 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使邱季端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不能违背孝顺父母的传统人伦。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这个自觉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扎根于自己脑海的当代儒生，终究拗不过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要求，他需要尽孝，他只能尽孝。 当自行车载着邱季端返回到将军山下故乡的路口，昏暗中他远远看见自己那日渐苍老的母亲依然伫立在6年前她曾送儿子去上大学的那个地方。母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她却是那么固执，那么顽强地伫立在寒风中。母亲呵，母亲！邱季端几乎是心疼地哭叫着奔向自己的娘亲。 最终邱季端屈服了，屈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人伦，顺从于母亲的命令——结婚，和家乡的姑娘结婚——因为母亲听不懂北方女孩的话，因为儿子已经25岁，而村里25岁的小伙子都已经结婚，于是这个狂风呼啸的清晨决定了邱季端的命运和终身，决定了与他相伴人生的人不再会是他理想中的女孩，而只能是母亲愿望中的本地媳妇。 邱季端先生说：“这一天决定了我的终身大事。我并不为那一天的决定而后悔。接受和付出，不但是命运的决定，而且是良知的驱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只能永世祝福关心我的人：‘但愿人长久’！” 四 邱季端先生不但深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使之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还常撰文立说，畅舒胸臆。 在《铁马秋风》一文中他曾说：“因为忘不了那些往事，才终于千锤万击出深山，造就了我永不言倦的品格。生活的艰辛，命运的摆弄，没有挫伤我的锐气，反之，炼就了我的斗志。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游嘉瑞先生赠赐墨宝‘铁马秋风’正是我心路的写照。” 在邱季端先生的人生旅途中，何止是“铁马秋风”！当代著名画家、百岁老人刘海粟曾书赠邱季端四个大字：“有容乃大”；当代著名书法家、北师大教授启功先生作为对学生的勉励，书赠邱季端一幅方雅、澄澈、清纯的人生价值观的蓝图：“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北师大老同学郭德荫送给邱季端一幅字：“汉柏秦松骨气，商彝夏鼎精神”。如此种种，均可作为邱季端先生人格精神的追求。 邱季端先生说：“大学三年级，我在滹沱河旁一个只有160口人的村庄当了一年的四清工作组组长。这个村原来有500口人，天灾人祸，夺去了三百多条生命。没有牛，我们拉犁；没有驴子，我们推磨。我们和乡亲们吃了一年的野菜。待到有麦子吃的时候，我们该离开了。滹沱河畔锣鼓喧天，老百姓夹道送行。突然，一对夫妇，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跪在我的面前。我记起来了，我刚到村里的第二个月，一个地主的儿子，哭哭啼啼地来求我，要我给半斤小米，要不他儿子就要饿死了。我跟他到他的土栅去，他的女人病得像骷髅，旁边躺着约摸周岁的奄奄一息的孩子。按政策，救济粮是不能给‘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但我下决心受处分，批准给他10斤小米，拯救这一家三口，我想，人道主义的精粹在于人的生存权利，正如鲁迅讲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如此，人与人必须相互扶持、同情。人道主义是有时代局限的，但任何社会，都要人道主义。没有它，不但‘国将不国’，而且‘人将不人’。完美的人道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绝大多数人的品性也会升华到最高境界。可惜，世间只有缺陷美。” “大学毕业后，我在武汉灵乡铁矿那个偏远矿山当了5年的矿工，打风钻、修机械，我应该算是颇为出色的矿工。1973年，我到香港，一开始在北角七姊妹道的一家塑胶厂当搬运工，什么杂活粗活都做过，因为要生存，要养活妻儿，我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那年头，在香港要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后来，我在一家海绵厂工作，终于得到雇主的赏识，当了厂长助理，又当了推销员。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以小股东的身份与人合作开海绵厂了。两年后，大股东因投资地产失败，把工厂的全部流动资金调走，留下一个空壳厂，由我来收拾残局。我走投无路，求助于我打工时的海绵厂老板，商借10桶海绵原料。我正惴惴不安地生怕自己狮子开大口时，他用广东话爽快地说：‘10桶原料点做海绵啊，俾你20桶啦。’就是这20桶原料使我的海绵厂‘起死回生’。同行未必为敌国，我和他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却能雪中送炭。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肯伸出援助之手，他说：‘我们这行这么大，谁做得完。你如果不是个人才，我再多给你100桶也没用。’这样的胸襟，无怪乎他能建立一个全港瞩目的企业王国！ “今天我的海绵夹布厂能在行上站得住脚且小有名气，并没有太多的幸运因素。前不久，我的一家海绵厂厂长还对我说，‘那时海绵厂在青衣，我和你在倒海绵模版，你满头大汗对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歇会儿再做？现在，您可以不必太辛苦了，歇歇吧！’这个与我同甘共苦的伙计说的是肺腑之言，单就解决生活问题而言，我是有权歇歇了，但如果从对社会贡献来说，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和我的一千多位员工，还有更高的目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五 邱季端是我的学长。我们同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同一所高等学府里学习，但前后相距了近二十年时间。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距离，沟通我们思想的是对母校共同的追忆和对石狮这块土地相似的一份特殊的情感。 纵观人类文明史，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孜孜不倦地关注自己的命运，探讨自己心灵世界的奥秘，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的解答，以建立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几次与邱季端先生会晤，他的刚柔相济和敏感多思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感到他的亲切与友善，豁达与宽容。我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北京到石狮，从香港到菲律宾，从国事到商事，从政治到文化，从教育到未来，邱季端先生侃侃而谈，他的学识和见识，他的人品和人格，他的诗意和文采，都令我十分佩服。 记得他说，人格的力度不仅适用于作家，也适用于政治家和商人，适用于一切的人。做人就要有做人的准则和道德，经商也要有经商的商德。作为中国人，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 邱季端先生认为，中国的优秀伦理道德传统和良风美俗，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体现：其一是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从《诗经》中提出“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墨子》强调要“举公义”，直到贾谊提出的“国耳忘家，公而忘私”(《治安策》)等，都不断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宋明理学家们所提倡的“义利之辨”和“理俗之辨”，在剥除其为封建国家服务的消极一面之后，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着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公利而应当牺牲个人私欲的强烈要求。也正是这一思想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境界的道德要求。无论是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还是林则徐所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都显示了强烈地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儒家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认为要“见得恩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主张“义然后取”。对于一般的利，孔子不但不反对，而且主张国家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还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不是把“君子”和“小人”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两种对立的道德模式，而是判断“君子”和“小人”的评价标准。如果志于“义”并按照“义”行事，就可以成为“君子”；如果志于“利”并按照“利”行事，则君子也可成为“小人”。 邱季端先生说： 1995年初，作为石狮市旅港同乡公会会长，我在一次欢迎石狮市前市长的宴会上说过，做生意的爱财要求之有道，做官的仕途要为国爱民，如此，则不管财多财少，官大官小，都生得漂亮，活得潇洒。明末清初，我们家乡有个叫洪承畴的，官不可谓不大，原是明朝的蓟辽总督，归顺清廷后更得以重用。当他衣锦还乡拜见母亲时，见母亲披红着彩，花枝招展。洪吃得一惊，问母亲是什么意思，洪母回答说，要改嫁。羞得洪承畴无地自容。现在闽南风俗，人去世盖棺时一定要白布蒙面，就是由洪母首创而沿袭下来的，表示没有面目见祖宗。洪降清后，他的妻子和妹妹到清源山结庐为尼，门框上，一副对联是“人海茫茫何处是归宿，小楼笺笺此地了余生”。对于这些妇人的高风亮节，我是从小就打心里佩服和崇敬的。年轻时，暑假到杭州游西湖，一副对联也永铭在心，“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历史是一面镜子，不管生前如何风光，不光不彩始终要原形毕露。我特别欣赏同乡林觉民烈士在狱中给妻子的绝笔，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浩然之气，可昭日月，可告天地。今天，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又有人要借助外国势力来和我们国家对抗，一副汉奸卖国贼的嘴脸跃然纸上，还美孜孜地自称是民主斗士；对这些“奸佞”何必还用无辜的白铁铸之。 我从小也很想报效国家，却走错门槛到了香港，而且还当起资本家。可能是一直遵循“取之有道”的规则，更可能是经营不得法，所以一直无法发大财。但对于各种公益事业，却从不吝啬，这几年花在内地的各种善举，少说也有1600多万。这和我的“身家”根本不成比例，但我却乐此不疲。可能有人笑我傻，有人笑我充大头。我一方面辛辛苦苦地赚钱，一方面大大方方地花钱，我一点也不后悔。记得小时候，母亲有一次气喘吁吁地跑了好远，说是她买葱头多给了一分钱，她跑去追回来了。而另一方面她却把千辛万苦积蓄的几百元供我上大学。她攒得艰辛，却用得其所。同样我赚得不易也花得其所。我想，如果你花一分钱在教育上，可能将来能为国家创造十分的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关于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邱季端先生认为还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提倡人伦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二是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三是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他说，在人伦关系中，儒家特别重视父母同子女的关系，即所谓“父子有亲”和“父慈子孝”。“抚养子女”和“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人伦中最重要的要求。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诸种需要中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这种崇高的道德追求，又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和爱国爱民的精神支柱。从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孔、颜之乐，至范仲淹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已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有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个把“人”同“仁”联系起来，并把“仁”解释为“爱人”。“仁者爱人”是一种早期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孔子把“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人本主义，强调人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人有道德。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荀子更明确地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邱季端不但有他融会贯通古今学说而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他对现代生活，特别是当代精神领域的重大问题都不乏介入的勇气和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心灵的性质决定了他必然会站在精神的前沿，并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 在我的眼里，邱季端先生不仅是值得我敬重的学长，他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个学识深湛的学者，而不是眼下很时髦的那种附庸风雅的“名誉教授”、“名誉博士”。 邱季端先生已经获得的荣誉甚多。但他告诉我，他一生感到最大的幸事和荣誉是接受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聘请，成为堂堂皇皇北京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欣喜自己有机会能一年两次重返曾经给予他学识的摇篮，站在他曾经求学过的大学讲坛上，给今天的学子们讲授社会学和经济学。 邱季端先生说：“这个机会，我将视为一生至高无上的荣誉。人类社会找不出比学校的讲坛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加重要的地方。所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都在这个地方汇集总结，然后在升华中指向未来。因此，这个讲坛绝对是神圣的。” 当邱季端先生站在神圣的北师大讲坛上说出这一番肺腑之言时，北师大的不少老师和学生都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而我从邱季端先生明亮的眼神中感受到的是他内心的喜悦和充分的自豪。 六 在中国的教育界，北京师范大学以她悠久的历史而驰名海内外。这所始建于1902年的高等学府，在她95周年华诞之时，迎来了她赤诚的学子邱季端奉献上的一份厚实礼物。 坐落在北京新街口外的北京师范大学，在她美丽宁静的校园里留有邱季端青年时的足迹。从1962年到1968年，邱季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6年是在这儿度过的。在这儿，他受完了文科全部的高等教育；在这儿，他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两者对于他的成长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正是因为有了这双重的经历，才使今天的邱季端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任何的“儒商”，区别于任何名不符实的“学者”和“教授”。无论邱季端做什么，他从本质上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民族的希望在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不注重行动性，就不会纯粹，不会有活力。注重行动性的结果是一个人会从此越来越走向心灵的深处。 邱季端先生心灵深处想的是什么？我很难猜度。在我的眼里，他是睿智、善良、正直正派的，是一个切近现实的、具有正义感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信任和关注的。 我关注邱季端的事业，也关注他的内心。 我曾问邱季端，他向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捐款几百万元，设立中文系教育基金，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奉献、献礼，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想法？ 邱季端说：“这当然不是纯粹意义上对母校的奉献和献礼，也还有对母校更高的期望，那就是指望我的母校能源源不断地为我的家乡泉州培育更多的人才。” 按照邱季端先生的思路，他拿出几百万元奉献给母校，一方面当然是回报母校的教育、养育之恩，另一方面也是为家乡目前低下的教育状态做点事。几百万元用于北师大中文系设立教育基金，而北京师范大学则每年为泉州培养40名本科生。这40名本科生均在国家招生计划之内，录取成绩按国家规定，不能降格以求。邱季端惟一的要求是这每年录取的40名学生，毕业后要回泉州地区工作，服务家乡，回报父老乡亲。如果北师大需要留下40名中的任何一名学生，那么留下一人明年北师大就要增加招收泉州学生10人，以作为补偿。 这样的要求和条件，是邱季端与泉州市委领导和北师大的领导们的当面君子协定，对于双方来说，也是一种神圣的承诺。邱季端表示，随着他的事业的发展，他将会加大自己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是一种产业，并且是一种基础产业。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社会的全面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社会学家们把教育称之为“创造未来的原点”。尤其是面对未来的21世纪，如何使每个公民在知识和理性、情感和意志、兴趣与爱好等诸方面得到正常的培育，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们是否真正拥有未来。放眼21世纪，我们的社会教育必须实现一种跨世纪转换，使我们的教育成为面向全面发展的人的终生教育和全社会教育，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真正实现现代化。教育发展就有人才，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反之，教育落后，意味着在未来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没有立足之地。 邱季端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更知道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尽管他过去已经为家乡福建的教育事业有过上千万元的捐献，但是，他心中或许总有一种美中不足的感觉，有些微遗憾。这一次为母校捐献教育基金会，同时母校又为他的家乡培养师资、培养人才，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这也是邱季端的神来之笔。 石狮人不乏大手笔。 无论是投资办厂，捐资公益，捐献中小学校，有的项目耗资也是千百万元。但是，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项目在将来的社会效益会超过邱季端先生的神来之笔。倘若以北京师范大学每年为泉州培养40个大学生计算，20年后，北京师范大学将为泉州地区培育出近千名教师，近千名师资可以为泉州培养千千万万的学生……这将是泉州了不得的一笔财富。这是邱季端先生为家乡做出的特殊的、巨大的贡献。 七 我对邱季端说，如果我写他，想从他的摇篮之地，从将军山写起。我在采访和写作的时间里，曾无数次去过将军山。我去将军山下看大海。将军山下的大海与任何地方的大海都不一样。它的日出，会引起人们由衷的赞叹；它的夕阳，能招惹诗人温柔的怀想。为什么？因为这儿的大海仰望着将军山！而将军山之所以威武神秘，又是因为它面向着蔚蓝色的、奔腾咆哮的大海。 邱季端先生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将军山并不叫将军山。将军山下的大海是一片苦难的海。穷苦渔村的人们过着原始的捕捞鱼虾的村落生活，可谓苦无尽头。于是人们开始创造自己的童话，他们寄希望于山能带给他们好运；寄希望于海能带给他们财富；寄希望渔村里能出一位将军，这位将军能保护他们、能带领他们去出海远航…… 这个美丽的童话在渔村传了一代又一代。然而穷苦的渔村终究没出过一个将军。山，依然是那样威武神秘的一座山，海，也仍然是那一片奔腾咆哮的海。 人们绝望了。 但他们最终还是把山叫做了将军山。 邱季端先生有幸生长在将军山下，他的童年沐浴了太多的山川的灵气和大海的荣光，所以他少年聪慧，青年云游四方，中年如愿以偿。 我迄今不了解邱季端先生从商的业绩，但是我相信像他这样有超人的智慧、广博的学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多谋善断的胆略和关怀社会的胸怀和能力的人，即使商海风云变幻，即使身处惊涛骇浪，他也能沉着冷静，转危为安，最终达到人生事业的巅峰。 邱季端先生告诉我，现在他每个月都一定要去几个地方：日本、香港、北京、厦门……。他在世界的这些都市都有自己的事业。据了解，如今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但是他感到自己必须守住的方寸之地却是他自己的心灵。这是一个奇特而神圣之地。他对我说，最大的影响他的一生和心灵的，就是石狮的精神。什么是石狮的精神？他说，就是石狮人的拼搏、奋斗，就是襟怀宽广，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的确是石狮人精神的精粹。 邱季端先生生在石狮这块土地，长在将军山下的大海边，他从这里开始，却并不仅仅止于这里。 有的人的开始就是终止，有的人一生都没走出过自己的乡土。 而邱季端先生当年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自己的故土，如今他又潇洒豪迈地走了回来。 他是将军山下走出去的儒商，当他回过头来看他的出生之地时，他已经深感到了开始之地的重要——它连结的神秘最多，最不可思议，又最令人惊奇。开始之地就是一个人的根。 邱季端先生从一个朴实的儒生到翩翩的儒商到硕学的鸿儒，这中间的内在联系，那种难以理喻的力量，使邱季端先生不能不着迷于他的开始之地，不能忘掉他的根。 邱季端先生告诉了我将军山的故事。 而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将军山将会有自己的将军。 邱季端先生所捐赠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将为福建这方土地培育出骁勇善战的“士兵”何止千千万万！ 将军山下走出的儒商邱季端先生，在未来世纪人们的眼里，无疑将会是一位亦儒亦商足智多谋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