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1年3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载有中国出版界权威人士王子野的关于《隋唐文化》的评介文章：《一部光彩夺目的巨型画册》。文章说： 面对着这部巨型的豪华版《隋唐文化》彩印画册，不能不令人精神振奋，赞叹不已。它融学术性、知识性、欣赏性于一体，集隋唐文物精品之大成，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小八开精装，铜版纸彩印，达到现有画册的最高水平。首先让我对画册的编者陕西省博物馆、它的出版者上海学林出版社和中华书局(香港)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热忱的祝贺。 我国光辉璨烂的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高峰迭起。如果说商周青铜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秦汉时期是第二个高峰，那么可以说隋唐文化是古代文化发展的第三高峰。隋朝是结束了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分裂而形成的统一的强国。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从而加速了文化的发展。隋朝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它在文化上的成就却很可观，它为唐文化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唐朝继承和发展了隋朝文化的成果。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两朝的文化有继承性、兼融性和开放性三个共同的特点，所以把隋唐两朝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隋唐由于国力强盛，政治制度完备，经济基础坚实，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强国。隋唐人既善于总结继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又能解放思想，高瞻远瞩，勇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崭新文化。隋唐时期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兼收并蓄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至今还应当继承的优良传统。 一说起隋唐文化，人们立即就会想到贯穿祖国南北大地的大运河，造型别致的赵州桥，繁华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脍炙人口的唐诗，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流派纷呈的画艺，姿态万千的壁画，韵味无穷的唐三彩，流蕴存真的陶塑，饱含祥和之气的各式佛像等等。隋唐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滋润着后世，成为永不枯竭的清泉。直到今天，许多海外侨胞仍自称是唐人。西方的许多大城市差不多都有唐人街，可见人们对这个朝代的怀念之深。 隋唐文化涉及的范围很广，编者根据近年出土文物并结合文献记载，选定11个题目(一、长安城、洛阳城和扬州城。二、帝王陵墓。三、壁画和石刻线画。四、陶俑、三彩俑和瓷器。五、书法艺术。六、金银器和铜镜。七、社会风情。八、科学技术。九、音乐舞蹈。十、佛教寺院和石窟。十一、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编写，看来是很适当的。 王仁波先生 本书所收插图、图版五百余幅，其中有百余幅珍贵图片是首次面世。举例而言，以前人们都认为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是我国最早的印刷品。本画册提供了两件新的图片：一件是汉文印本陀罗尼经咒，1975年陕西西安唐墓出土。据考证，可能是盛唐时代的印刷品。另一件是外文印本陀罗尼经咒，1974年陕西西安西郊出土。据同时出土的文物推断，经咒印文可能是初唐物，约为7世纪初的印刷品，比咸通九年的金刚经约早200年。这样的材料对于出版史的研究者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多年从事出版工作，所以特别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总之，《隋唐文化》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好书，在当前弘扬祖国文化的热潮中，必将作出应有的贡献。 《隋唐文化》这部光彩夺目的巨型画册的主编之一是隋唐考古学家、研究员王仁波先生。 王仁波1939年3月19日生于石狮塘头村，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隋唐考古研究生毕业。 1968年，王仁波在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工作。其间，曾主持唐懿德太子墓、唐东渭桥遗址的发掘工作。 1984年5月，王仁波任陕西省博物馆(1992年12月改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1993年至今，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王仁波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期间，主要从事隋唐考古学、古代中日关系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历史和博物馆学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内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他参与主编的《隋唐文化》，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论文《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论文《西安地区北周隋唐墓葬陶俑的组合与分期》，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文《唐代文化的繁荣和开放政策》，获陕西省文物局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王仁波先生曾主编、编辑专著和图册十余种，先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和文章80篇。其主要著作有： 《李重润墓壁画集》，文物出版社1974年出版； 《陕西陶俑精华》，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与宿白、汤池合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与廖彩梁等合编的《隋唐文化》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于1990年联合出版； 《汉唐丝绸之路文物精华》，香港龙语文物艺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 《博物馆学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古都西安》(英文版)，北京朝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华古文物鉴赏系列·金银器》，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出版； 《陕西省博物馆藏宝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于1995年合作出版。 二 作为考古学家，王仁波在工作中注重实践，强调书本知识和实践的结合。他多次参加调查唐代帝王陵墓、石窟寺；主持唐懿德太子墓和唐东渭桥遗址的发掘，经过对考古资料的长期整理、研究，提出了唐代皇室埋葬制度的一整套观点： 唐代皇室人物的墓葬模仿生前的深宫大院，太子、公主、王妃的墓室为单室或双室砖墓，并严格按级别和身份随葬陶俑和生活用具，编制壁画，而文武官吏的墓葬则是模仿深宅大院，并按身份和等级的差别，配置随葬品。唐代帝王陵墓陵园规划、平面布局从乾陵开始模仿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宫城、皇城、外廓城)，石刻群的主体象征帝王皇宫的仪仗队等等。 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像的艺术风格，王仁波依时间先后以及受当时著名画派的影响，分为张家样(张增繇)、曹家样(曹仲达)、吴家样(吴道子)、周家样(周昉)等四种艺术风格，将考古学和美术史紧紧地结合起来。 1990年的“唐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集中展示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近年来所出土的文物，也反映了王仁波多年来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好评，并应邀赴日本、德国、香港等地展出，受到当地人士的广泛好评。 王仁波强调拓宽视野，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在《隋唐文化》一书中，对于唐长安城、帝王陵墓、壁画、石刻、陶俑、铜镜、唐三彩、瓷器、书法、金纸器、丝绸、佛像、石窟和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课题进行综合研究，运用考古学、美术史、佛教史、建筑史、科技史、陶瓷史、工艺史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隋唐的都城建筑、墓葬制度、工艺美术、佛教美术进行研究，富有创建性地提出了隋唐文化具有继承性、兼融性和世界性的三个特点。 王仁波还十分注意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在有关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和大宰府讨论文中，他根据中日两国的考古学资料加上多次赴日考察，提出这几座日本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功能区分、里坊建制均系摹仿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日本国宝法隆寺的佛教造像，他根据实地考察并参照、对比中国出土的佛像和石窟寺，提出法隆寺的佛教造像的艺术源流有三：①北魏、东魏、北齐；②南朝；③隋唐长安和洛阳。在飞鸟时代主要受北魏、东魏、北齐的影响，主要表现了密体派的艺术风格；在奈良时代主要受隋唐长安、洛阳的影响，主要表现了疏体派的风格。他的这些观点也受到日本考古学同行的赞同。 王仁波在陕西省博物馆馆长任职期间，根据博物馆学的研究和长期实践的经验，提出“三、四、二”的博物馆学科的观点，即：博物馆应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三方面的最佳结合；抓住四个基本要素：人才培养、文物征集、保护图书资料和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文物安全两个基本保证。根据这些新的观点，使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建设和管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并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三 在任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期间，接待日本国明仁天皇、美智子皇后参观西安碑林，是王仁波经历中一段有趣的轶闻。 王仁波回忆说，在“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深秋时节，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来西安访问。“1992年10月26日，上午11时，由国务委员宋健和陕西省长白清才、副省长郑斯林陪同，客人来了。我向他们介绍了西安碑林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文物宝库，也是中日古代书法艺术交流的文物宝库，收藏古代碑石和墓志2300件，展出1087件。天皇问：‘西安碑林建于何时？’我答‘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相当于日本的平安时代。’在贵宾休息室稍事休息后，请他们观赏两种宋拓本的唐怀仁集王羲之字体的《三藏圣教序》。此后，他们在留言簿上签名留念，从字体上看他们的字有王羲之书法的韵味。这时，我向他们介绍，为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山梨县市川大门町请我馆仿刻碑林名碑，并建造了碑林公园。此后，我代表陕西省博物馆将《隋唐文化》一书赠送给客人。 “接着，他们仔细观赏了唐玄宗皇帝书写的《石台孝经》。我向他们介绍《石台孝经》刻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释并书写碑文，字迹秀美高姿，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贵作品。明仁问：‘《石台孝经》是否把孝经的全文都刻上？’我答道：‘全部刻上。’明仁说：‘你们馆内的文物保护得很好。’ “他们怀着浓厚兴趣，又观看了《尚书·大禹谟》。我详细介绍了《尚书》编纂的过程，并解释‘地平天成’的含义相当于现在的国泰民安。并对明仁说：‘这12部儒家经典原来立在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国子监在今西安碑林的东南方)，日本遣唐留学生在国子监学习时，是必读的教材。’明仁问，《尚书》石经刻于何时？’答：‘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美智子问：‘当时的日本遣唐留学生如何学习石刻的儒家经典？’答：‘用毛笔在纸上抄写下来。’ “在碑林二室，我向客人介绍了颜真卿书写的《颜氏家庙碑》及其书法艺术风格，它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仁说：‘现在日本的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时，从颜真卿的楷书学起；中国的中小学生学书法时，从哪位书法家的书体开始？’我回答：‘从楷书学起，从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体字开始。’ “在碑林三室，他们兴致勃勃地观赏了东汉时代的《曹全碑》、隋代智永草书千字文、唐怀素草书千字文。 “在碑林四室，他们认真观看了制作清代《松鹤图》拓片的现场表演，我代表西安碑林博物馆向客人赠送一份《松鹤图》原拓本。” 王先生说，为了让日本的中小学生和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在1991年、1992年日本国山梨县市川大门町请他们馆镌刻十四件古代名碑仿制品，已运回6件，8件正在制作，受到日本同行专家的好评。 四 1997年5月的一天，我在上海拜访了这位年过半百的“石光校友”，他曾在石狮石光中学读过初中。 我告诉王仁波先生，我是从《石光50年》纪念册上认识他的。 王仁波一开始显得有些拘谨，但当他一听到“石光”二字，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显得非常亲切、热情起来。他一开口就同我谈到他过去的老师，告诉我他们的近况：石光中学当年的教导主任何耀如现在闽侯任政协副主席；历史教师王启民现在福建师大历史系任教授；当年他的化学教师陈作英在泉州六中；物理教师王缦云在泉州五中；高鸿昌老校长、孔繁贵老师已西逝…… 我很奇怪他这么熟悉四十多年前老师的近况，他说，他常回福建探亲。探亲就探两个：一个是自家的亲人，一个是自己过去的老师。他说：“一个人的一生是漫长的，然而又是短暂的。能留在脑海中的记忆是很多的，但最深刻最美好的回忆却是少年时期。1951年9月，我带着少年的稚气，系着红领巾，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无忧无虑地投入母校的怀抱。” “一座苗圃能否繁花似锦、万紫千红、生气勃勃，要靠技艺高超的园丁辛勤耕耘。一所学校能否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要靠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这正是石光母校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和财富，石光中学是一个人才成长的摇篮。上初中时，高鸿昌老师任校长，孔繁贵老师任副校长，两位老校长德高望重，为人师表，肩负全校教学、行政重任，广泛吸收学有专长的老师来校任教，育才、爱才、惜才，使石光中学的师资力量闻名遐迩，吸引了众多的莘莘学子。教务主任何耀如老师严字当头，博字挂帅，掌握着全校的教学大权，凡不及格者必须补考，成绩特差的必须留级，绝不讲情面，以严立教，以严治校是何老师最大的特点，因而学生都很怕他，绝不敢在学业上偷懒、投机取巧。何老师对文史地、数理化各门功课样样精通，我们特别喜欢听他讲课，像这样高水平的教导主任，在晋江地区可谓凤毛麟角。生导主任叶德民老师天天带我们上早操，教代数、几何深入浅出，各项公式的演算顺理成章，易懂易记，他还组织数理化课外兴趣小组，使我们获益匪浅。陈作英、王缦云老师的物理、化学课，从基本概念、定律演变、实验演示到习题练习，从大处着眼，细微处入手，谆谆善诱，各种考题难易结合，不刻苦努力，无法得到高分。历史课教师王启民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到近代鸦片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娓娓道来，有声有色，王老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每一堂课好像是一个生动的故事会。1957年的高考是一大难关，那时王老师在吉林东北师大听苏联专家讲课，经常来信指导、鼓励我，使我顺利考入北京大学。高考录取后，王老师又详细给我介绍北京大学历史系每一位名教授的专长和著作。蒋水源老师的动植物课深入浅出结合实际，将各种动植物的特性栩栩如生地介绍出来，使人如走进生气盎然的大自然乐园中。孔繁贵、吴鸿瑞老师的英文课，字字句句，一丝不苟，从单词到语法，从朗读到练习，均从方法上予以开导，至今记忆犹新。班主任李庆澄老师经常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困难，并尽力帮助解决。还有郑衍荣、黄宝鑫、吴敬如等许多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石光中学的老师们是无愧于师者称号的。” 五 谈到当年在石狮的生活以及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王仁波说，他从小爱看连环画。王启民先生历史课讲得非常好，这让他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课本基本上让他学完了。1954年是他人生最苦的一年。那一年父亲因病去世，致使家庭陷入困境。高中他靠助学金上学。每月4元钱的伙食费还需东借西借。整整三年(1954年9月－1957年8月)，他从石狮到晋江上高中，一礼拜只有3毛钱零用，从家里到学校全靠走路，没钱买汽车票。 王仁波还记得，1957年当他接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却没钱去北京上学，到青阳找校长批了30元，另借了30元钱。从石狮到厦门，带着10多个馒头乘火车上北京。 “这对人是一种锻炼。陷入困境就知道要挣扎、要努力。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出现。” 北京大学5年考古专业学习，吃、住、穿都是国家提供。1958年分专业时，王仁波曾写信给王启民先生，征求意见要去学亚洲史。但因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考古所副所长尹达动员学考古，党支部也动员，因此他继续在北京大学学考古。 考古是苦事。吃住大都在农民家，挖古墓葬时，冰天雪地，住在野外，打一个土坑。但苦中也有乐。 王仁波感慨地说：“考古发掘、编书都很苦，都是伤筋动骨的苦差事。但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一代代传下去。” 考古工作也给王仁波带来了外出访问，广泛交流的机会。 1980年10月、1982年10月、1985年5月、1986年10月，他曾四次应邀赴日本京都市埋藏文化财产研究所、神户甲南大学、高野山高等学校讲学和学术交流；1987年10月应日本京都府邀请，参加世界历史都市博览会，受到日本学术界同行的好评。 1990年10月应邀赴德国多特蒙德参加陕西省文物展开幕式，并进行参观、考察。 1992年10月，赴埃及、印度、香港进行考察。 1994年5月应邀赴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研究法隆寺佛像，8月应邀赴日本山梨县参加市川大门町碑林公园落成典礼。 1995年2月应邀赴瑞典哥德堡市参加上海博物馆文物展开幕式。8月赴澳门市政厅参加上海博物馆佛像展开幕式。 1997年4月应邀赴韩国汉城、庆州考察文物，并作学术讲演；12月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考察文物博物馆。 1998年4月应台湾中华文物学邀请，赴中华文物学会、台北故宫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鸿禧美术馆作学术讲演。 六 三十多年下来，王仁波先生认为考古与文学密不可分。 “比如《诗经》、《楚辞》、《史记》、《汉书》、唐诗宋词是经常要翻的。” 王仁波先生说，考古学的科研工作很复杂，要懂得历史、考古、艺术史、古建筑和自然科学知识，还要了解世界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才能融会贯通，水到渠成。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可一句空。”要不断积累知识，不断思考，不断修炼，才能提高科研水平。写考古学专著和写小说不一样，首先，对考古文物必须有深刻的了解，才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二要文笔生动、通俗，要有精美的照片和插图，才能使人看懂，做到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增加可读性；三是出版社的资金投入；四要有效率和耐心。 王仁波总共出了十余本书，80篇论文和文章，还有3本书在出版社未出来。这些书几乎花了他一生的时间。 他轻轻叹口气，说，“有时也会问自己，为什么会为这些书花去一生的时间？如果要经商，年轻时就去了。但我不想发财，也没有超前物质享受的想法。有的似乎只是为子孙后代留下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的想法，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 王仁波的这番话是在他的书房中讲的。 这是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书房。房中耸立着几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眼前到处都可见到王仁波先生的著作。 从王仁波先生的隋唐文化研究中，我们呼吸到的是来自遥远的隋唐时代的繁华活跃的空气，领略了国家强盛时期朝气蓬勃的气势。 一时间，我的思绪有些飘浮。 当我们漫步在古都西安的时候，当我们仔细观赏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唐太宗昭陵、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佛教圣地法门寺、佛教艺术宝座——敦煌莫高窟珍贵文物的时候，当我们驻足在泉州东西塔和海交史博物馆的时候，当我们漫步在埃及尼罗河畔、金字塔旁的时候……尽管纵横跨越几千年的时空，但那一件件无比珍贵的文物却在启示着我们：决定一个民族文化繁荣最重要的是创造力，创造力表现为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这种创造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于继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吸取外来文化的新鲜养料。继承、吸收和创造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素。 当我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听到的却是王仁波深沉的声音。那声音仿佛在重复诉说着： “让历史告诉未来！” “祖国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