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与台湾毗邻，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隔海相望，从地理上看，为出洋谋生提供便利条件。加之历代南安人有吃苦耐劳，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大无畏精神，敢于走出家门，跨出国门，飘洋过海，在异域他邦，披荆斩棘，建家创业。因此，南安人是福建乃至中国最早的华侨先驱(俗称“番客”)。岁月悠悠，星移斗转，南安邑侨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为侨居地和故园桑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隋唐五代 南安华侨出国最早可追溯到汉魏时代，古南安是闽南地区最早的郡县。在汉代有同安、三国时代有东安县建制。华侨出国与古代南安航海交通发达是分不开的。在菲律宾曾发现汉代墓葬，史学家认为是泉州地区人，也即古代南安人。南安丰州的金鸡港，在两晋、南北朝时代是有名的六朝古港，当时与国外，特别是东南亚诸国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港口经济十分繁荣。据史料记载，南朝梁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前来中国翻译《金刚经》，两次返国时都是从金鸡港下船后，沿太平洋经印度洋抵达他的祖国。唐代南安人前往南洋谋生，已经络绎不绝，这从目前已经出土的菲律宾古南安人墓葬可以得到证实。据《南安县志》载，唐龙朔元年(661)，南安人郑国希卒葬于菲律宾的礼智省马亚辛。从我们发现的地方史文献的记载看，唐五代时期，也有南安人前往海外谋生，从事贸易、手工业、宗教文化活动。晋江《安海志》记载，唐代南安石井地区人林屡仙，造船通渤泥(今印尼)，又有王尧从渤泥载运木材来石井作为造船之用。据《泉州晚报》载称(1989年3月20日三版)，唐代天宝12年(753)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南安人)随行前往。唐末五代开平三年(909)，王审知治闽，其侄儿王延彬治泉二十六年间，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以利，号招宝侍郎”(《泉州府志》)。据李长富著的《南洋侨史》称，福建闽南地区是唐代海交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南安人、大海商陈匡范就是利用海外贸易，成为富商巨贾。王延义治闽时，陈匡范当上了国计使，生意更加发展，日进万金，时称“心中之宝”。五代时期，留从效、陈洪进相续治理泉州，“殖贷泛于番国”，鼓励泉属各县到南洋诸国开展商贸活动。那时，南安沿海许多人到南洋谋生后，生意有了发展，或与当地异族通婚，或将故乡亲友迁往，《五代史》云：“刘祖安仁，上葵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固家焉。”据查刘安仁，即晚唐随黄巢起义入闽定居南安，成为当时南安有名的海商。 二、宋及元 宋代，泉州是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那时各国商贾云集，从古诗“涨海声中万国商”中，我们依然可以领略得到当年的繁荣盛况。 南安是泉州的主要沿海县份，对泉州海上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存丰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记载着宋元时代郡县官员祈风盛典和南安人前往海外谋生的史迹。据地方文献和族谱记载，宋代，南安石井人前往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活动的有丁有财，许汉青等人，他们靠航海与番邦(南洋诸国)做生意。把南安生产的瓷器、铜铁制品、翁绢、布匹、蔗糖等运往南洋，又把南洋的木材、香料等运人国内进行经销，成了当时的海商巨富。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曾利用泉州独特的地理优势，组建水兵，并从泉州做为发兵进击爪哇、占城的基地。当时，南安沿海许多人被召募为水手、兵勇，进军爪哇后，许多人就留在当地定居。荷兰人所著的《爪哇土地和民族》一书指出，九世纪至十一世纪在爪哇的福建人很多。据考察，“闽侨之南来东印度也，较粤侨为早，元世祖遣史弼南征爪哇时，子弟兵都为闽南籍，后落居爪哇者很多，繁殖也多”。 三、明清时期 明代南安人定居国外，最早记载，始于明洪武25年，南安人蔡伟崇移居琉球，成为琉球蔡氏始祖。明代永乐年间，郑和率船队下西洋时，曾来过泉州天妃宫行香，并在泉州地区招募水手、矿工、通事(翻译)，南安沿海船民应者甚多。目前发现的明代南安民间族谱，无论是沿海还是山区村里，都有族人往南洋谋生的记载。如蓬华镇华美村的《洪氏族谱》记载，洪瑶庆于明正德16年(1521)前往吕宋(菲律宾)，次为其兄凉庆，其后乡人纷去。石井镇(伍氏族谱》载称，嘉靖癸丑年(1523)族人出洋，到了暹罗。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古代日本海盗)连年袭扰南安，到处烧杀掠夺，致使南安许多乡里田舍荒废，民不聊生，倭患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期间，南安人为避倭害，而大批逃往南洋定居谋生，成为历史上的第一次出国潮。据马六甲南安会馆馆史资料介绍，明代嘉靖壬午年(1522)至隆庆丁卯年(1567)，南安芙蓉(今梅山竞丰村)李氏乡人为避倭害和自然灾害，不顾触犯朝廷海禁杀头的危险，私自下海，南渡菲律宾谋生。 菲律宾(古代称吕宋)与福建隔海相望，故成为华人较早到其地谋生的第一站，南安地处福建东南沿海要冲，因而，捷足先登。早在西班牙人之前，华人(主要是福建泉州南安、晋江人)早已在菲律宾土地上谋生发展。1527年，西班牙殖民者靠坚船利炮占领了宿务，以后菲律宾逐渐沦为其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采取了对华人排挤和劳役政策。明代万历31年(1603)从闽南募集了数万华工前往从事开垦种植业，南安人被召募者很多。西班牙殖民者后来在华人社会中实行甲必丹制，以甲必丹管理华侨社会，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据查，首任甲必丹为漳州籍华侨林风为，第二任则为南安人杨尊亲，可见当时南安人在当地华人社会的地位。闻名中外的南安“大厝群”的创建人官桥镇漳里村华侨巨商蔡浅也担任过甲必丹之职。1972年，文物部门在官桥出土过一批西班牙银币，重量不一，有大、中、小、细四种，印有图案文字，正面为国徵，背面为旗微。其后出产的银币，则有西班牙国王像。1973年，文物部门又在诗山镇出土15公斤西班牙银币，数量多且种类也多，有银饼、银元。银元最小面值为一角，有花边，锁边。银币上有四个汉字为金、鸡、落、井。这些西班牙银币的发现，说明在明代南安前往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谋生的人已十分普遍，而且交往十分频繁。 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斗争坚持了十余年，收复台湾后，大批南安乡亲跟随郑成功去了台湾，从事垦植或经商。台湾后来归顺了清朝后，许多南安人转赴南洋诸国谋生。据有关史料称，郑成功的儿子郑明就曾率数船人马(其中多数为南安人)前往印尼三宝垄定居开发。清朝顺治、康熙初年间，朝廷实行海禁政策，直到康熙23年(1684)解除海禁后，南安沿海人民往南洋者一时蜂涌。据石井《曾氏族谱》载：“迨海氛平后复界……家资荡然，不得不涉海经营，受禀父命，往番邦吕宋生计。”石井《伍氏族谱》、《洪氏族谱》也都有记载，清初不少人迁居暹罗(泰国)。洪氏还有二人在暹罗国任官员，他们就是洪应科、洪传友。清朝康熙49年，洪应科和洪传友还受暹罗王之命来中国进贡朝廷，如今二洪的坟莹还在泰国的内皆地区。东田镇埔边村范鸿埴，早年前往吕宋谋生，并娶当地番妇为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成为当地商豪。晚年归乡时，所带行李达十三担之多。据民问传说，范鸿埴与当时的宰相李光地私交甚笃，托李光地带三件宝进贡给康熙皇帝，这三件宝即金酒瓶、金酒杯、玉柿，皇帝大喜过望，特赐其爵，祖厝还竖贡旗，皇帝御笔题匾“望重外国”。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2)，西方在东南亚诸国的殖民者乘机前来诱骗华工前去当苦力，南安人大批“过番”(出国)，而往菲者最多。据诗山半山《陈氏族谱》称，雍正、乾隆年间，族人“维持生活善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南洋，纷赴小吕宋各埠，亲属介绍接踵而来，甚至有举家而往者，为劳动者多，为富者少”。从这一介绍，可见当时南安人出洋之风十分盛行，有“举家而往”之势。从目前南安人在菲的人数众多来看，说明明代南安先辈前往菲律宾谋生确实十分普遍。官桥镇深坑王氏家庙碑文记载，清代后期，族人王奕彬(即王彬)在菲律宾马尼拉后街经商，娶番妇，后成为菲国巨商，对当地贡献巨大。如今，马尼拉还有以王彬命名的街道。在新加坡，每年清明，南安乡亲都要为31位南安先贤的合葬墓祭扫，这座公墓是十七世纪南安人在新加坡开发谋生的历史见证。所以说，南安华侨出洋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发展史。 四、近、现代时期 清代道光庚子年(1840)后，西方列强利用炮舰外交，强迫中国开放门户，并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南安人迫于战乱和灾荒，大批逃离家园，往海外谋生。据梅山镇新兰村《兰园陈氏族谱》称：“族之子孙发达后，限于缰界垠土偏小，昔者每渡台湾、福州，近者台湾割让，省会萧条，乡之族人变更计划，纷赴小吕宋各埠”。咸丰年间，永春林俊造反，南安炉内潘榜等人响应起义，后被官府所剿。失败后，许多跟随林俊起义的乡农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南洋避难。据《笋江潘氏族谱》记载，潘氏族人出洋吕宋、实叻、马来亚者达30余人。据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的《潘家村史》载，二十世纪初以来，炉内潘氏族人陆续移居新加坡义顺区的兴利芭，在这里建立潘家村，有潘姓人60多户400多人。他们仿效故乡习俗，建立“横山庙”，供奉其先祖明代工部尚书潘季驯为神祗。其庙大门联曰：横滨美景秀色千秋远，山河锦绣壮丽永留长。 清代中后期南安人出国，许多人是当“契约劳工”，被当成“猪仔”从厦门口岸出洋的。西方殖民者对华工压迫歧视，运载船只条件很差，拥挤不堪，卫生条件低劣，途中病死华工不少，因而迫使华工起来反抗。日本学者曾撰文介绍“罗伯特号”事件。1852年，从厦门开往美国的运载华工船“罗伯特号”，在途中发生华工抗暴事件，全船380人，多属泉漳籍人，其中南安就有46人。南安华侨远涉重洋，飘洋过海时有沉船丧生发生。诗山《霞宅陈氏族谱》，记载族人400多人南渡谋生，其中就记载过海难丧生多起。《南安县志》(民国版)“烈女传”记载，因丈夫出洋沉船溺死而殉节的“烈女”就有18起。1939年出版《南安政书》称：“侨民出国之事务，在抗战前鲜有经县政府办理者，抗战后因壮丁不准自由出国，故本县于去年五月至十二月止，侨民壮丁出国者958人，妇孺及逾龄(逾45岁者)男子计30人，去年约2400余名”。抗日战争时期，南洋交通断绝，南安出洋人数也因此断绝，直到1946年，大批侨亲往南洋寻亲就业。据1950年统计，仅1945年至1949年10月，南安人往南洋者达10余万人，可谓近现代的一次大规模的出国潮。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侨务工作，制定华侨出入境管理规定，便利侨亲的往来。南安从1950年起，华侨出入境就已恢复。据统计，1952－1953年出国人数为1603人，1954年至1957年为5942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对中国的封锁政策，对中国公民正当出国施加种种限制，加之许多国家与我国还没建立外交关系，出国手续诸多麻烦，因此出国人数较少。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日益强大，邦交不断发展，出国人数骤然增加。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交往频繁。南安人抓住机遇，大胆开拓，跨出国门，开展对外经商贸易或自费留学，足迹遍及五洲四海，新一代有文化、有经济实力的南安华侨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