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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济事业

发布日期:[2016-08-15] 阅读人:1637  字号:      
南安华侨出国的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早期出国的以手工劳动者为主。他们主要从事农垦业、手工业或小商贩;被拐骗的则大多去开采矿山、种植橡胶或当搬运工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华侨经济的发展时期。除手工作坊主和零售商明显增多外,在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烟草、制糖等方面的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华侨经济曾一度受挫,但在某些行业和地区仍有所发展。60年代以来,华侨绝大多数加入和取得侨居国国籍,成为当地公民,华侨经济成为华人经济。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华侨华人经济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拥有巨额资本,跨国规模和现代化设备的大企业家、大财团。 出国谋生的南安华侨,在侨居地辛勤劳动,与当地人民并肩发展经济。当吕宋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候,南安华侨偕同闽南籍华侨带去了犁、耙等铁制工具和先进的耕作技术,促进了吕宋水稻的生产。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树胶的种植、印尼烟草的栽培等,都与南安华侨的辛勤劳动息息相关。如今这些物产已成为南洋各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各个时期出国的南安华侨,许多人都有一技之长,包括裁缝、铁匠、鞋匠、石匠、木匠、泥水匠、船夫、渔夫、菜农、医生及艺人等。他们帮助侨居地人民打造生产工具,缝衣做鞋,制造各种工具、器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一、马来西亚 华裔在马来半岛的历史遗迹可追溯到二千年前,那时华人至此,仅是过渡性质,并无久居之意。明朝郑和七下南洋,每次北返时,便有一小群随从留于马六甲。当时马六甲乃东南亚最繁荣的海港之一,许多华裔商人聚集在该地经商。 由于战乱和经济原因,十九世纪华人大量涌入马来西亚。南安人此时较大规模南徙马来半岛,开始时他们多数从事农业或杂货行当的买卖及开矿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橡胶种植业逐渐在东南亚兴起,南安籍华侨经长期积累成为橡胶种植户和小胶园主。洪濑人王振相在吡叻州太平的橡胶园已小有规模,同时他还兼营伐木、矿业,取得可观的经济收入。1910年,他开始倡办中学并在经济上支持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李成枫(梅山籍)是马来西亚胶业及商界闻人,他经营橡胶业数十年,对这个行业了如指掌,曾任雪彭树胶公会会长及马来西亚树胶公会总会会长,在促进马来西亚的天然胶销售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李氏的同乡李文琛亦是现在马来西亚橡胶界的活跃人物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殖民者对马来亚橡胶种植业的大量投入及对橡胶需求的减少,世界胶价大幅下跌,不少南安籍华侨的小胶园宣告破产,加之英国、印度资本的大胶园迅速增多,华侨橡胶业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原来以经营橡胶为本的南安人便转向经营其他行业。 1925年,橡胶价格回升,华侨资本开始了投资大胶园的热潮。李成枫等南安籍华侨的橡胶经营进入了一个活跃阶段。洪启读少年南渡,先营种植业,继又发展建筑业,战前先后承建吉隆坡铁道局、电话局等宏伟工程,声誉鹊起。 二战结束后,马来亚华侨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并逐渐向多元化经营迈进。如李成枫转入从事植物油、饼干、报业及机械工程等业务,先后创办了南益油厂有限公司、南益饼干有限公司、南风工程有限公司、连成有限公司等。梁子意1934年南渡槟城,至1945年已拥有胶园2000多公顷,商业区店楼18间。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允许华人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南安华侨的经济事业获得很大发展,出现了百业俱兴的局面。在建筑方面,黄奕岁经多年苦心经营,崛起后已成大建筑商。刘西蝶战后大量购买地产,组成企业集团,成为马来亚著名房地产发展商。李成正于1946年后,通过购买地皮、炒地皮,搞小型建筑业,与友人合股发展屋业,亦事业有成。在木材经营方面,吕尚作在沙巴如有“杉木王”之誉,苏木有在柔佛州则有“木材大王”之称。陈水俊(祖籍诗山)在吉隆坡也开设有益美锯木厂、益美木业等有限公司。在土产方面,梁子意经营有万泉成油米行、茶源栈、循循饲料厂、循循油厂等企业;苏木有也经营土产、百货、粮油加工厂等;叶万尚(祖籍南安十三都)则经营规模较大的罐头食品饮料,又成为啤酒代理商。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南安人,他们的业务经营呈多元化或集团化。如叶万尚还兼做油站及柴油批发生意,又投资种植业、房地产企业和超级市场业,且分布全国,遐迩闻名。吕尚作的山打根宝兴企业有限公司、金源利有限公司、金源兴有限公司经营有树胶、木业、建筑、航运等。马来亚霹雳州南安会馆主席尤芳撰(祖籍美林)经营有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酿酒厂、股份公司、控股公司等,商务活动遍及吉隆坡、太平、丁加奴、槟城、北霹雳等地。李成正除房地产及橡胶业外,还经营烟草、食品、制衣厂等。 本世纪80年代末以来,南安籍华人投资经营的行业包括金融、种植、矿业、船务、食品、电器、糖业、石油、烟草、木业、房地产、旅游、运输等近30种。 二、菲律宾 南安人流寓菲律宾从事贸易、手工业等活动的历史,可上溯至唐代。宋元时期,泉州为我国最大贸易港口,当时很多泉州人到海外经商贸易。其中就有南安人到菲律宾经商定居。据马六甲南安会馆《纪念刊》载:明嘉靖元年(1522)至隆庆元年(1567),芙蓉(梅山)李氏乡人就冒险犯禁飘洋过海,南渡菲岛。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国后,在华侨中推行甲必丹制,以管理华人社会和公益商务等事,南安人杨尊亲曾荣任第二任甲必丹;清朝末年,南安富甲一方的蔡浅,也当过甲必丹。 清雍正、乾隆年间,允许出国经商。时西方殖民者诱骗劳工,南安人被骗往菲律宾者尤多。诗山《林柄陈氏族谱》载:陈福俊(生于1868年)长大往南洋娶番女,生男育女,在吕宋经商,积有巨资。民国版《南安县志》记载的清末南安巨富,列入人物传中,旅菲的就有蔡启昌、戴叔焕、洪景荣等人。 从经济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来说,南安籍华侨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之后,在菲律宾已占有一席之地。 早期入菲的南安华侨多数为小商贩和手工工匠。他们主要经营零售商业,贩卖杂货、肉类、禽类和加工食品,有的从事裁缝、鞋匠理发等职业,还有一部分从事农业、园艺、渔业等。他们在当地开垦荒地,种植稻麦、蔬菜,饲养禽畜,捕捞鱼虾,活跃了当地市场经济。 十九世纪中后期,一小部分南安华侨通过几代人的资本积累已成巨富,有的则从原来的小本经营一跃而成巨商。官桥人蔡浅在马尼拉经多年惨淡经营,至晚年,资产累积至数百万元,成为马尼拉屈指可数的巨商。生于1847年的王彬(官桥籍)在马尼拉经营百货、油漆、木匠工具、手工用品等,生意兴隆,闻名遐迩,1883年被当局委任为岷伦洛区长。南安籍华侨杨肇基(1824—1882),是这时期马尼拉著名木材商与房地产商。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菲律宾华侨的经济力量继续增长,职业结构也有较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安籍华侨的经济事业有较大发展。在土产食品方面,雷金元(祖籍码头)在马尼拉开办椰油厂兼营椰干、椰油,广销美、日、台等地,在菲有“椰干、椰油王”之称。在金融业方面,黄奕住与晋江人李清泉、薛敏老等人于1920年发起创办的“中兴银行”,是菲律宾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1921年,黄奕住等又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第一期资金500万元,奕住认股350万元,并任该行董事长。随后又在天津、厦门、南京、香港增设分行,这是近代华侨在国内投资金融业最大的一家银行。在争取侨汇,存款贷款,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菲律宾,还有祖籍南安的埃米略·叶创办的信托银行,杨应琳创办的黎刹银行,郑龙溪创办的合众银行,叶永禄创办小信托银行等。在水产业方面,黄世楷(祖籍水头)拥有几十对现代化海上捕捞船,水产品年产量十分可观。其他商业公司,如吴记藿(码头籍)创办的“吴记藿进出口公司”,兼有布庄、油厂等工商企业,并相继在上海、厦门、福州、天津、汉口等处设代理机构。1920年,记藿独资创办上海嘉福行,上海铁钉厂。1929年,他和黄奕住、李清泉等人投资开办“福建造纸厂”,1931年回国,他独资创办“泉秀民办汽车公司”。在集团化方面,洪开年(祖籍蓬华),早年与兄长们合创东美、南美公司,经营布业。战后与侄儿合掌家族企业。至70年代,两公司旗下已拥有多家出入口公司和大型纺织厂,其家族持股80%的大众纺织厂为全菲最大的纺织企业。还在台湾、香港、印尼等地办独资或合资企业。 二战后,南安华侨经济持续发展。在布业方面,柯波楚在菲有“布业大王”之称。在房地产建筑方面,李玉树的建筑业和黄世道的房地产业颇具规模。陈长赞则经营有农场、畜牧场、圣山游览区,李玉树还经营伐木场。郑龙溪担任造纸厂总理、友联工业总理和友联日立工业总理等职,他在马尼拉拥有一家日产200吨的造纸厂,他与日本“味素”合办的味精厂年产量达1-3万吨,他与胞弟各占30%的股份。他被誉为“味精大王”。他在日本、台湾亦有企业。杨应琳开办的中华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其分支机构遍布菲岛。至70年代初,中华保险公司已成为菲最大保险集团,并已向多行业发展。 菲律宾独立后至60年代前期,菲政府实施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南安华侨经济受到很大打击。60年代后期,马科斯总统执政后,对华侨经济采取限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南安华侨经济开始复苏,在某些行业有所发展。 70年代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有很大改变,华侨华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金融保险方面,有两位女性颇值一提。王萍儿(祖籍南安)在银行界崭露头角,担任菲律宾第二大商业银行首都银行第一副总裁,成为菲律宾70年代银行界稀有的女性领导。她现在除了管理着大马尼拉区81间分行、近2千名员工外,还是银行集团属下机构“菲律宾人寿保险公司”执行董事长。杨霞龄(祖籍金淘)是菲清戈集团董事长杨应琳之女,协助其父料理菲国最大保险机构的业务,1982年出任集团总经理,曾任菲律宾保险公会董事长兼主席,并积极向国外拓展业务。1988年与瑞士合作,组织中华苏黎士保险公司,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三、印度尼西亚 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载:元代出兵爪哇撤退时“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明末,南安人往南洋与郑成功父子祖孙有关系,当时,随同郑芝龙到南洋经商的南安人甚多。清代中后期,许多南安人迫于战乱灾荒前往南洋谋生,到印尼经商有记载者就达40多人。 早期出国的南安籍华侨除一部分充当苦力外,多数从事农垦业、小摊贩、零售商等职业,还有一部分受雇为店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南安籍华侨由店员、零售商发展为二盘商或头盘商,有的已成为中等资产者。 19世纪20年代末,由于殖民当局对华侨经济实行限制、排挤,南安籍华侨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二战结束印尼宣布独立后,南安华侨在经济上获得很大进展。在布业纺织方面,苏式贺(蓬华籍)拥有印尼大成有限公司(布业),新加坡大成有限公司(布业),香港华山行(经销中国布类),成就巨大。谢忠生(金淘籍)经营有制衣厂。洪国厦(英都籍)任新加坡布匹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林子辉(码头籍)在雅加达主要经营布匹等日用百货,成为印尼实业界著名人士之一。余城垣(诗山籍)在泗水经营纺织厂,拥有员工数千人,在房产建材方面,林华昌(码头籍)在印尼、新加坡经营地产;谢庭坤(金淘籍)经营有建筑材料业,为林绍良水泥厂大批发商;洪长锐(祖籍蓬华)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从事房地产业务。在土产烟草,食品方面,1910年,黄奕住在爪哇三宝垄创设“黄日兴行”,专营糖业,为东南亚四大糖商之一。继而在棉兰、巨港、北加浪、泗水、巴城等地建七大商行,兼营咖啡、大豆等土特产,资产总额达二千余万美元。王宁泄经营有协福甘文烟厂,并在直名埠,棉兰设有香烟厂办事处,在雅加达开设维他豆汁饮品厂。苏式贺开的香港爪哇公司,全部经营印尼土产。陈海瑞早先经营土产,后来业务不断拓展,涉及汽车、粮油、制糖等行业。叶兴螺在印尼开办有兴成糖果厂、食饹厂、香港新区黄糖公司。黄正泉的玢玢公司经营罐头、食品。在金融业方面,黄正泉曾任印尼国际银行董事长,其家族还经营有佳椰银行;黄仲伍先生也以开设银行而终成知名实业家;林华昌开设商业银行,是印尼雅加达金融界著名活动家。从其他商业公司来看,洪天紫(丰州籍)在泗水拥有印务贸易公司,洪氏贸易公司,在香港拥有建源实业公司、塑料厂等。余城垣在雅加达有出入口贸易公司,在星洲和香港有中华石油产品有限公司、天安有限公司、华山行有限公司、大同有限公司。洪国厦有私人股份公司、汽车经销公司、五金进出口公司、工厂等,在星马、泰国、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等地都有业务。黄衍元(洪濑籍)在印尼开办石油公司、橡胶公司,经济实力十分雄厚。王国铭(溪美籍)则经营五金、不锈钢加工厂等。 五十年代以来,印尼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不断出现反复,严重限制和影响了华人经济,南安籍华侨的商务经济活动在此期间常有挫折。如1953年印尼政府全面推行输入商“堡垒政策”,给原住民进口商40%的外汇优待,此后,又陆续推行《非印尼人企业登记条例》等政策法规,使华侨经济遭到重大打击,一部分南安籍华侨破产,被迫移资外地或迁往他方。 直到1984年,印尼总统第29号决定书将华人资本视为民族资本,华侨华人经济又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南安华侨在经济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四、新加坡 南安人何时至新加坡进行商务活动已无史实可稽,但据最早的一方古墓碑石考证,1829年(清道光九年)已有南安31位先贤合葬于青山亭。据此推断,南安人很可能在开埠前就已到新加坡拓荒。 当莱佛士于1819年在新加坡开拓自由贸易港时,一批华族移民从各地风闻而至,积极参与拓荒开疆的伟业,在短短的十年间就把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转变成一个繁荣的大商港,奠定了新加坡日后发展成为东南亚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的基础。这批拓荒的先驱者大多是福建人(包括南安人)和广东人。 1824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大动乱后出现了新气象。在莱佛士的扶掖下,一个新兴势力(马六甲移来的漳泉商人集团)开始进入新加坡华人社会,并取得了领导权,建立了新秩序。其实,泉州系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末的100多年间高踞福建帮的领导地位。其后,蔡士章(漳州籍)的崛起掀起漳州系得势的浪潮,直至梁美记(南安籍)于1824年至1839年间任青云亭亭主时,大权复归泉州系,梁壬癸(南安籍)于1826年创建凤山寺,这些皆可见出,南安人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早年往新加坡的南安华侨多数从事店员、小贩、杂货商、粗散搬工、手艺工等。20世纪初期,少数南安华侨开始在各行业中崛起。特别是建筑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林路(美林籍)早先经营建筑业兼制砖业,1901年承建“维多利亚纪念堂”,高200余英尺,是当时新加坡最宏伟的建筑物。1908年,他担任新加坡凤山寺董事部大总理时,倡修凤山寺,历5年而成,建筑规模宏大,被誉为当地华族古建筑的艺术杰作。祖籍南安的赵翁,承建浮尔顿大厦和博物院大厦,亦被传为一时佳话。 从20、30年代起,南安华侨在橡胶界悄然崛起。李光前于1928年创立南益橡胶公司,专营橡胶加工贸易,业务迅速拓展到橡胶园、黄梨园及其他行业,在星马被誉为“橡胶大王”。叶祖意(诗山籍)从开杂货店始,其店号“万兴利”在新加坡很著名,其后逐渐发展为代理土产、蔗糖、矿产、橡胶等进出口业务,张水荃(官桥籍)经营的橡胶厂规模也不断扩大;蔡奕才种植管理的橡胶园,每年也获得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以垦殖林厝港著名的梁后宙,30年代在垦植业、养殖业和建筑业方面也获长足发展,跻身新加坡豪富之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安籍新加坡华人在经济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金融界洪恭兰创办了亚洲商业银行,叶德龙创办了万兴利银行并投资金城实业银行,吴水阁、苏子听经营着达利银行,还有王振墙投资的亚洲第一证券银行。王振墙战前在印尼开设振福橡胶公司,战后投资建筑、房地产和银行业,1956年在新加坡建立家族企业总部。尤其是李光前先生的儿子李成伟在金融业大有拓展,被誉为“世界十大银行家”之一。在建筑业上,李金塔于战后大量收购地皮,建成公寓式组屋和高级住宅区。为新加坡城建作出卓越贡献。洪恭兰、洪恩惠(祖籍英都)也是当地著名建筑商。张水荃则在马来西亚经营建筑业和在故乡南安投资房地产业。潘三成(祖籍罗东)是新加坡公共建筑大承包商,拥有房地产、运输业等多家控股公司。林文鸳虽是五金业巨子,也经营有房地产。在公司集团化方面,首推李光前的南益集团,拥有黄梨公司、锯木厂、油厂、饼干厂、印刷公司、土产公司等,李成义昆仲接任后,在种植业,尤其是银行业不断有新建树。李氏家族是新加坡华侨银行的大股东,南益集团一直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最大跨国企业集团之一。李氏家族还设立拥资数亿美元的李氏基金。洪恭兰是裕成集团的创始人、董事主席,裕成公司经营有银行、金融、保险、建筑、旅馆、种植等,生意遍及新、马、港、台、印尼、泰国等地。 五、其他国家 (一)、泰国 早期旅居泰国的南安华侨多为船工、小贩、手工业者。19世纪中期,泰南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南安籍华侨从事橡胶种植业,其他如采锡、冶锡业、搬运等也成为泰国南安华侨的主要职业。蔡铁民在万佛和弄宣拥有吉兴、吉利、泉南等4个矿务公司,矿区内自筑铁路通往码头;并拥有酒厂、戏院、百货公司等多家工商企业,他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华侨巨贾。 本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南安华侨获得迅速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企业家。叶金剪(金淘籍)于20年代英国资本家到泰国西部开采锡矿时,就与英国锡矿公司签订搬运合同,并购置帆船组织船队进行搬运。他守信用,重合同,业务不断扩大,继而开设海洋船运公司。随后,又将业务范围拓展到其他行业,相继开设锡矿公司、树胶、烤烟厂、棕椰子油厂、棕榈油厂等企业,都取得成功。其棕榈油厂是泰国规模最大的一个油厂,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成为泰国吸收外汇的主要企业之一。李引桐是泰国树胶业巨子,对我国海南树胶种植贡献颇多,并促进了中泰友好关系。李成华(梅山籍)在经济事业上也有很大成就,曾任泰国湄南冻房有限公司、东源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是泰国南安籍华侨在经济事业方面取得成功的杰出人物之一。 泰国总理川·立派(吕基文)祖籍南安水头人。 (二)美国 早期旅居美国的南安华侨多为华工,契约期满后多从事餐馆、服务、建筑、制衣等行业。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旅居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青年人前往经商或从事科研、工程设计等,南安华侨的职业范围已相当广泛。80年代以后,祖籍南安的华侨多数受聘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医院,以及从事各种商业经营。新移民中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的学位。 在美的南安华人,有不少人成就卓著。195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陈果贝,祖籍诗山,马来西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西蒙市经商,为西蒙市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曾任美东福建同乡会主席。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赴美深造的李汉周,获史丹福大学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74年任士林电机公司总经理。 美籍华人中,科技界的成就尤其为人瞩目。祖籍溪美榕桥的李远哲,25岁在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获博士学位,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教授,在气态化学力学、激光化学诸方面取得重大科研成果。1986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成为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之后第四位取得这项殊荣的华人科学家。王辟尘先生的儿子王哲铮,丰州籍,1953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1967年在英国设菲尔德大学获博士学位,曾被美国选为“科技先驱人物”载人(世界科技界领先名人录》,为美国FMC公司中心实验室高级顾问工程师兼加洲机械工程学会秘书长,力学数学会院士。 (三)澳大利亚 清代末期,就有闽南籍的契约华工从厦门前往澳洲,他们大多从事金矿开采和甘蔗种植,其中不乏南安人。 二十世纪,不断有新、马、印尼等国的少数华人前往澳大利亚,1966年以后,澳大利亚实行新的移民政策,放宽移民限制,香港、澳门同胞以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大量移居澳大利亚。80年代,由中国大陆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居留的人数也不少。 南安籍华侨在澳洲初以工人、菜农、小商贩为多,也有经营服务业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东南亚及香港等地的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迅速增多,有不少华人进入技术、科研、工程、文化等领域,同时涌现了一些成功的华人实业家,主要有: 李明治,祖籍梅山,生于马来亚,在马来西亚大学毕业后从商,在香港设总公司,70年代末,到悉尼创建阳光控股(集团)公司,将该公司发展成为跨国多元化集团公司。李氏也因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挽救亏损企业卓有成效,而被澳大利亚工商界誉为“公司大夫”。陈振华,80年代初由香港移居澳大利亚,经营金龙房地产公司和金龙金行、金龙行国际贸易公司等多家企业。余俊惠,30年代往印尼经商,后迁居香港,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亚,创办宏澳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迅速走向多元化跨国经营。 (四)日本 南安人往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唐。玄宗天宝12年(753),鉴真和尚东渡,随行的14位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南安人)”。 明代,南安人移居日本渐多,主要以神户、大阪、长崎、横滨、东京为居住地。1949年以后,有不少南安人从台湾、香港及国内其它地方前往日本。至1990年,据泉州市侨情调查估计数字,旅居日本的南安人有460人,他们大多数仍保留中国籍。90年代初,南安沿海一带有不少人往日本留学定居。 石井人郑芝龙1612年为其舅父黄程押运贷到日本长崎,初以卖履为业,或兼为人缝纫。后来被李旦收为义子,李死后,财产大部分为芝龙所得,遂成富商。1627年,郑芝龙海商集团已有船200多艘,最鼎盛成期,拥有大小船舶3000艘。 南安人目前在日本的职业,以从事医务、科研、文化、教育及受聘当地企业者居多。在工商界仍有一定实力,主要经营纺织、制衣、房地产业及医药、杂货等。 吕荣里,南安人,随父往日本。1989年继承其父吕达民在日本的(株)华东联合有限公司,为神户著名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