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海外的南安华侨在侨居地兴教办学，传播中华文化艺术，出版华文报刊，继承宗教习俗，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传播中华文化艺术 清末，南安华侨就将南音、梨园戏、高甲、布袋戏(木偶)传到南洋。民国时期南安的戏曲名家洪道成，梨园班班主黄琵琶、高甲名丑名生角郑文语、各个戏曲行当能手洪埔师等，均到南洋传播戏剧和南音，并在当地生根开花，成为二十年代誉满南洋的名艺人。 南安傀儡戏很早就传入印尼，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高甲戏在东南亚各地演出也有较长的历史；南音是南安籍华侨的乡音，成为游子抒发背井离乡衷肠的乐曲，成为他们思恋故土怀念亲人的一大寄托。凡有南安人聚居的地方，几乎都有南音组织。祖籍诗山的印尼籍华侨林志良，酷爱南音、善弹唱，在印尼组织东方南音社，广泛与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地弦友联络，多次率团返乡参加泉州、厦门举办的元宵节南音大会唱。还曾在家乡多次举办南音讲习班，弘扬这一古老民间音乐。 武术是我国的一大艺术瑰宝，南安华侨为弘扬这一祖国优秀文化尽心尽责。祖籍诗山岩田的蔡金钟对中华传统武术在新加坡的推动，可谓不遗余力。他80年代出任新加坡全国武术总会名誉主席，1982年曾率队任领队参加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的中国武术擂台国际邀请赛。1988年再次率队(任总领队)，代表新加坡参加分别在浙江和广东深圳举行的中国武术节。因有特殊贡献，曾三度荣获新加坡总统颁赐的勋章。 南安华侨也把先进的建筑业带到居留地，为当地建筑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新加坡南安南厅籍华侨林路1901年承建的“维多利亚纪念堂”(俗称大钟楼)，高200余英尺，是当时新加坡最宏伟的建筑，开创华人高层建筑之先河，誉满南洋。祖籍南安的赵翁，曾承建浮尔顿大厦和博物院大厦，成为新加坡又一著名建筑商。祖籍南安的李金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加坡市区收购大片土地，建成公寓式高级住宅区，为新加坡城市建设作出很大的贡献。 南安华侨在居住地弘扬了古老的中医文化。祖籍南安旧门乡的吕德火(1911－1994年)自幼随父学中医，从事新加坡天然生草药物研究，成为当地著名中医，曾任中医中药联合会名誉主席，新加坡同济医院医务主任及福安堂东主。南安诗山籍华侨陈振亚(1920－1995年)于1979年任新加坡同济医院院务主任期间，聘请专家设计一套“中医药图书分类法”，沿用至今。他还费尽心血创办了东南亚第一家中医药图书馆。同时策划主办中医药学术讲座，邀请中国北京骨伤科研究所派遣教授到新授课，吸引了一批有志于骨伤科的中医师前来学习，甚至马来西亚的医师，亦慕名远道来学习，在东南亚掀起一股学习中医的热潮，为中医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的传播作出很大的贡献。僧人释本宗，俗姓陈，南安人，早年在南洋学医，博采民间验方，研制丸散百余种，其中“百灵丹”驰名南洋群岛。 多才多艺的陈振亚在抗日战争时，曾在后方从事文艺及戏剧工作。50、60年代，以陈祺为艺名，活跃于剧坛，曾执导《原野》、《雷雨》、《阿Q正传》等名剧，轰动了当时新加坡剧坛。抗战胜利后，著名侨领黄奕欢(南安埔头乡)投资拍摄新加坡首部华语记录片《马来亚之光》，反映当地人民和华侨并肩抗击日寇的实况。据说该影片在重庆戏院上映时，一连十多天都满座。 为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新加坡南安会馆和南安市作家协会合作，联袂出版了《中新南安籍作家作品选》，为两地的文化交流谱写了新的乐章。 二、兴办华文教育 南安人出洋谋生，备尝艰辛，因而对文化教育特别重视，对侨居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清末，诗山书院教授戴绍基，曾于光绪31年(1905年)应邀赴菲讲学，以筹建诗山学堂。清末进士吴增，弃官从教，任清源书院山长时，应陈硕生邀请到菲讲学。民国初期留学日本的杨序真毕业后先在国内后到菲律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陈世哲也到过缅甸从事教育。黄亮为了家乡办学到南洋筹款，应邀在菲律宾华侨学校任教多年。陈台拔、陈佩玉到过南洋筹款办教育。南安有名的文化人士苏警予，是菲律宾著名诗人。饮誉东南亚诸国的著名诗人和书法家潘受(又名潘国渠，罗东籍)，对新加坡的文化教育和华文的发扬光大功勋卓著，曾任道南学校和麻坡中华学校校长，抗战时任南洋筹赈难民会的秘书(主席为陈嘉庚)，于1987年荣获新加坡文化奖章。 在南洋各地，华侨社会中的宗乡社团都重视办教育。1914年，祖籍南安的戴金华和厦门的郑汉琪等，在菲律宾马尼拉创办普智教育。民国三年(1914年)，鉴于失学儿童较多，南安华侨在新加坡假凤山寺两侧厢房创办南明学校，招收邻近贫寒子弟，这是最早的侨办华文学校。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不少南安华侨巨商，先后任各类学校董事长或理事，支持当地发展教育。李光前创设李氏基金，用于支持办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侯西反于1937年还与华侨视学官陈育松，先后到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等南安华侨聚居区，宣传鼓励将原先的乡村私塾，合并改办成小学。同年梁后宙在林厝港献地并建造校舍，倡办启化学校，并分别在阿妈宫、南和两地设立分校。 原籍南安梅山的新加坡大实业家李光前先生，热衷于文化教育，他创办李氏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曾捐资50万元予马来亚大学，捐资100万元予新加坡大学，并出任新加坡大学校长。后又与同安籍华侨陈六使共同发起创办南洋大学，捐资104万元。1964年，他获得新加坡最高元首封赐升斯里(PMN)勋街，表扬他对教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李光前的同乡李成枫先生，亦热衷于弘扬中华文化。他努力振兴吉隆坡华文独立中学，使该校由原来的158名学生发展到今天的3500多名，学校办学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成为当地著名中学。在独立新校舍施工期间，南安乡贤陈水俊、刘景成等扮演着重要角色。李成枫先生还于1949年创办南益华文小学，为发展当地文化教育，贡献了毕生精力。 三、创办华文报刊 侨居海外的南安华侨人才辈出，他们在居留地创办报馆，编辑出版华文报刊，取得显著业绩。 早在公元1882年，当时的菲律宾群岛，尚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就有南安籍华侨杨怡洪，精通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为使菲岛侨界有新思想、新知识，迎合新潮流，他招集股份五六千比索(菲币)，出版《华报》，聘广东人陆佰州当编辑，后改为《岷报》，这是菲律宾最早的华文报纸。 1911年，中国同盟会驻菲专员吴记霍(码头籍)，主持创办同盟会机关报《公理报》，邀请石狮人颜文初任编辑，诗山人叶祖仪在菲期间，也担任过《公理报》编辑。同盟会员戴金华(码头籍)担任该报社董事、总理达20多年，为菲律宾向华侨宣传“三民主义”的首创机构。诗山籍华侨戴愧生于1911年在菲律宾加入同盟会，翌年到厦门与许卓然、陈清机创办《应声报》，宣传革命。在讨伐袁世凯运动中，《应声报》大量尖刻揭露袁的罪行。“二次革命”失败后，《应声报》被查封，愧生南渡菲律宾，在菲律宾发动华侨筹募巨款支援北伐战争。抗战胜利后，愧生主持南洋办事处工作，并创办《中兴报》，重修海外革命胜地“晚晴园”。水头人王宣化1919年在马尼拉创办《平民时报》，自任经理和编辑，宣传祖国文化，团结海外华侨。1934年因工作需要，南渡马来西亚开办报馆，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先后担任《中华晨报》、《南华日报》总编辑。1929年旅居菲律宾的陈曲水(官桥籍)也曾在菲岛怡朗主编《民族斗争》半月刊，报道抗日战争形势。1943年，他调到马尼拉任菲共华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主编出版《华裔公报》。抗战胜利后，任《华裔公报》党组书记。苏警予(又名二庵)，南安人，辛亥革命时参加同盟会。“七·七”事变后避居菲律宾。抗战胜利后，任菲律宾诗社“籁社”第一届社长，出版《菲岛杂诗》、《旷劫集》等诗刊。 出生于印尼万隆的洪渊源(祖籍南安)1922年出任《新报》社长，因支持祖国抗战，1942年在日军占领雅加达后被迫停办，渊源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渊源获释后续办《新报》，任社长长达25年(不包括被关押时间)。1960年《新报》再次被迫停刊，洪渊源又于同年创办《忠诚报》。1932年，丰州人洪雪立在印尼泗水出版《赤潮》，宣传革命。1933年《赤潮》被荷兰殖民者查封，雪立被驱逐出境。1936年由陈绍廉介绍到厦门《汇声报》任校对兼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雪立担任文化界“后援会”出版的《抗日导报》主编，大力宣传抗战。1939年，雪立受命到菲律宾筹建报馆，出版《建国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参与创办《华侨导报》、《华裔公报》等活动。在印尼宣传抗战的洪骏声(丰州籍)于1932年至1933年期间负责革命刊物(赤潮》的发行工作。1946年英荷联军侵犯泗水，他参与创办《南侨日报》，揭露侵略者罪行。英荷势力控制印尼后，《南侨日报》被查封，骏声被迫返回新加坡。金淘人黄周规在印尼也积极参加和宣传抗日救国运动，1942年，日本侵占印尼后，他被捕入狱，出狱后冒着生命危险把被日本通缉的文化界进步人士王纪元藏在自己家中。1945年周规移居雅加达，与王纪元、杨新容等人创办《生活报》，周规任董事长兼社长，该报对密切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加深华侨与侨居国人民的感情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加坡报业也不乏杰出的南安人。1923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4年后由南安籍李玉荣接办，侯西反(码头籍)任总经理。后来，诗山籍的陈文彬也担任过《南洋商报》的理事长。1933年，祖籍南安埔头的黄奕欢担任新加坡《新国民日报》社经理，该报前身为《国民日报》，与槟城的《光华日报》同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洋同盟会的成员所创办。该报在抗战时期，广泛宣传中国的抗战，对当地华侨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原籍南安诗山的陈振亚(笔名陈琪、洛萍等)抗战胜利后，出任新加坡《中兴日报》总编辑(1946年－1948年)。1949－1952年任槟城《光华日报》主笔兼总编，陈先生后来还主持过新加坡《电视与广播》期刊行政与主编工作。 即便是近年，还有许多有才华的南安人在海外报界服务。如祖籍南安梅山的商业巨子李成枫自1983年3月起一直任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董事主席；现任菲律宾《世界日报》总经理的陈华岳也是南安人；爱薇，原名苏凤喜，现任《中学生》杂志编辑；潘友来，笔名盘夕，现任马来西亚《亚洲周刊》(中文版)编辑，等等。 四、承传宗教习俗 南安人在侨居地，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传统的风俗习惯，他们把宗教信仰、民间风俗带到海外，留传子孙，发扬光大，形成了侨居地的一大文化特色。 在风俗习惯上，南安华侨基本上沿袭家乡的传统，如春节拜年、元宵舞狮、清明扫墓、端午赛龙舟、中秋吃月饼等。 南安的传统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有的还信奉“帝爷公”(关羽)、“妈祖”、郭圣公”(郭忠福)等，他们认为这些神祗灵验，有求必应，能保平安添福寿。 南安华侨以信奉佛教为主。早在光绪30年(1904年)，南安杨梅山雪峰寺海明法师(洪濑籍)就曾前往南洋一带化缘弘法，历经八年艰辛，化缘所得全部用以修缮雪峰寺大殿及东西楼，并在水头、石井、官桥一带重建慧泉寺、太湖岩、石室岩等寺院。光绪32年(1906年)，丰州石亭寺住持释明宗以一瓶一钵往实叻、小吕宋，仰光等地募缘，光绪34年(1908年)归来，续修该寺东楼，保存名人遗迹。 1935年，菲律宾佛教信徒吴江流、郑广德、卢梅溪等捐资创建信愿寺院之始，1937年聘高僧性愿法师往菲任该寺住持，弘扬佛法。法师原籍南安石井，俗姓洪，早年出家云游四方参访，精研佛法，曾任厦门南普陀、泉州百源庵住持，自渡菲后，极受华侨欢迎。后来，信愿寺遭火焚毁，法师鼎力重建，1950年他精心策划，在马尼拉建造华藏寺，历12年而成，成为菲岛著名寺院。性愿法师还先后创办菲律宾普贤学校、能仁学校，增建华藏寺参禅班、宝藏寺等，翻印大乘经典，影印弘一法师手书之佛经、书简数十万册，极大地促进了菲律宾佛教的大发展，被誉为“菲律宾佛教之开山初祖”。在性愿法师之后，复有如满师、觉定师、瑞今师、善契师、传贯师、文莲姑等相继到菲弘法。其中瑞今师原为南安雪峰寺住持，任南安佛教协会理事长，1948年南渡菲岛，任信愿寺住持、菲律宾佛教总会会长、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菲律宾佛教益见发达。 新加坡、马来西亚佛教起于清初，而盛于清末民初。新加坡的龙山寺、天福宫、槟榔屿极乐寺，早就兴建。晋江籍转道师于民初到新加坡曾住持天福宫、普陀寺。其后，泉州籍僧侣到新、马弘法者为数颇众。有会泉师、转岸师、转逢师(洪濑籍)、广洽师(罗东籍)、妙灯师、广义师(洪濑籍)、常凯师、广余师、宏船师、广净师(雪峰寺僧)等。其中影响最深者当数转逢老和尚。转逢原籍南安四都，俗姓王，早年云游国内名山古刹参禅，戒律谨严，先后任过南安雪峰寺、泉州开元寺、厦门普陀寺住持。七七抗战后，厦门沦陷，法师避往云南鸡足山弘法传戒，又往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诸佛教国参访，亦曾只身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学密宗，备尝艰辛，艰苦卓绝。后往新加坡，在新马弘法传戒，归依教徒数以千计，新马佛教益为兴盛。 广洽师俗姓黄，14岁出家到雪峰寺。30年代在南普陀，与弘一法师友善，弘一法师的学生、师友如丰子恺、马一浮等人也成为他的方外挚友。他1938年南渡新加坡，住持凤山寺，50年代表新加坡佛教总会赴锡兰参加世界佛教友谊会，1952年任龙山寺住持，1955年倡办弥陀学校，几十年共募款170多万元布施佛教团体，培育佛门子弟，布施各宗教慈善团体，新加坡政府先后于1988年和1990年颁赐他教育和公共服务星章。因功高德大，被选为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世界僧伽会副会长。 广净师18岁剃渡，后到雪峰寺任该寺监院，1946年南渡新加坡，对重修雪峰寺贡献很大，历年捐资泉州地区达2000多万元。现任新加坡佛教总会监察委员会主任，龙山寺都监。 广义师俗姓李，13岁剃渡，拜高僧转道为师，1949年渡新加坡，越年赴槟城妙香林讲经，翻译中国佛经多部，1961年代表新、马佛教会出席世界佛教代表大会，其后多次参与这一盛会。 古代南安人漂洋过海，为祈求神佛庇佑，除拜乡村铺神、社佛外，还带去关帝、仙公、圣公等神灵的香火。很多人对关帝十分信奉，印尼、菲律宾等地建有不少关帝庙。新加坡南安华侨早在1836年就在丹绒巴葛青山附近建造了一座风山寺，祀奉广泽尊王。初时从简就陋，1908年重建，建筑材料全由中国运来，历时五载。战后曾经两度小修，1976年再度重修，耗资40余万，现在整个寺庙蔚为壮观，香火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