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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侨乡的形成

发布日期:[2016-08-15] 阅读人:1637  字号:      
南安市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140多万人,相当于桑梓故地的人数,遍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在东南亚各国。因而,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条件影响下,南安侨乡便有它的特点和特殊的形成过程。 一、背景与条件 如前所述,唐代,南安就有人到海外经商贸易并定居吕宋等地。 宋元时期,泉州港为东方第一大港,九日山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发达的海外交通,使南安人到海外经商和定居的机会增多。地方文献记载,宋代南安石井人从事海外贸易的丁有财、许汉青等人,航海起家,资产数万,南安出产的瓷器、铜铁制品、翁绢、茶、蔗糖等,都是贩番物产。 明代南安华侨出国最早的记载,始于洪武25年(1392),南安人蔡崇移居琉球国,成为琉球蔡氏始祖,据琉球《从柯蔡大族谱》记载,“始祖讳崇,号什亭,行二。……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系宋朝鼎甲端明殿大学士忠惠公讳襄字君谟六世孙也。……中山之有蔡姓,自此始也。”华美《洪氏族谱》记载,洪瑶庆于明正德16年(1521)往吕宋,次为其兄凉庆,其后乡人纷去。 明嘉靖年间,由于战乱特别是倭寇之乱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田舍荒废,民不聊生,更有大批灾民背井离乡,奔赴异邦逃难谋生。据1982年侨务部门统计,在菲华侨中闽籍占80%,粤籍占12%。而来自闽省人晋江最多,南安次之。 明末,南安人往南洋与郑成功父子祖孙有较大关系。郑成功祖父郑绍祖曾到过日本,其父郑芝龙先为海上商人,随义父李旦到日本经商,之后,商船发展到数以百计,航行于南洋各地,与日本、荷印、马来西亚、吕宋等地都有贸易往来。当时,随同郑芝龙到南洋经商的南安人甚众。明末清初,郑成功高举抗清义旗,不少南安乡人跟随郑成功到台湾。清初的沿海“迁界”被迫逃往南洋的人也为数甚多。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载:“台湾归清后,郑氏虽亡,其魁杰不愿入内地者,仍留台湾;而赫赫为清人注意者,均乘船赴小吕宋,转至爪哇、马六甲各处。而爪哇且有明武德将军郑公明墓之发现……”据查,郑明是郑成功最小的儿子。 清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2),允许出洋。时西方殖民者在沿海诱骗劳工,往菲律宾者尤多。诗山半山《陈氏族谱》称,雍正、乾隆年间,族人“维持生活善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纷赴小吕宋各埠,亲属介绍接踵而来,甚至有举家而往者,为劳动者多,为富者少。”南安人成批出洋往吕宋、吉兰丹、马六甲、巨港等地。乾隆五年(1740),印尼荷兰殖民者制造“红溪惨案”,被杀华人一万多人,其中不少是南安人。 嘉庆、道光、咸丰年间(1796—1861)迫于战乱灾荒,又有大批南安人出洋谋生。咸丰三年(1853),林俊起义,后来失败,南安追随林俊起义的炉内各村被官兵进剿,乡人纷逃外地谋生。罗东《笋江潘氏族谱》记载,潘榜、潘宗达属下族人,出洋吕宋、实叻、马来西亚者达30余人。 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封建宗派械斗,国民党发动内战,实行苛政,经济凋弊,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大批难民逃往海外谋生。飘洋过海的南安人秉承桑梓勤劳善良,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当地人民胼手胝足,拓荒种植,做工务实,对侨居地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南安人出国定居后,大多眷属留居国内,华侨与家庭、故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旦有所建树,便采取亲带亲、邻帮邻的办法,扶持宗亲出国发展。由于出国人数的增加,侨汇也就日益增多,侨属在衣着、饮食、住房等方面就逐渐有别于一般农民,这便为侨乡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光绪19年(1893),清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至此,华侨在国内外的权益和地位、侨眷的权益和地位得到法律的正式承认。华侨与故乡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这也从客观上进一步加速了侨乡的形成。 二、侨乡的形成 南安华侨多,国内侨眷也多,分布于全市各个村落,侨眷属人口数占全县人口数比重大。民国24年(1935)县侨务会议报告中指出,南安侨眷达30万人。民国31年(1942)县临时参议会在报告中指出:“吾邑侨民遍居南洋群岛,侨眷之多占全县人口之半。” 民国24年(1935),南安县政府编的《乡土写真》记载:全县共十区,各区旅外人数比较,分为三种类型:以四、五、六区(诗、淘、码)为最多;一、三、九、十区(即城区、小罗溪、官桥、水石莲)次之;二、七、八区(洪濑、英宇运、溪美)又次之。 据民国31年(1942)的调查,全县生活资源以本土生产为主的占65%,以侨汇接济为主的占35%。全县每年侨汇总数以民国19年至民国21年为最多,年达2千万元;其后逐渐减少,只在1千万元左右;抗战胜利后年侨汇则在2千万元左右。由此可见,南安市侨乡的日趋形成应是在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 由于侨乡、侨汇多,民信局也多,侨信总局设在厦门。民国37年(1948)南安有洪濑、溪美、诗山、丰州、码头、官桥、芸尾、莲河、石井等11家侨批站。 据《关于华侨问题的调查资料》记载,1952年至1965年,南安县的侨汇总数占全晋江地区侨汇数的22-6%(居全地区第二位),每年都在1千万元以上。“文革”期间,南安侨汇一度减少。1978年以后,随着侨务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华侨回国创办实业、兴办公益事业的越来越多,侨汇总数又逐年回升。至此,侨乡在日具规模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带动和促进了周边乡镇经济和文教卫生等事业的良性发展。 1997年,全市各乡、镇侨情再次全面普查,全市22个乡镇,共有归侨2-8万人,侨眷属72万人。 附:1997年各乡镇归侨、侨眷人数统计表。 三、侨乡的特点 因着地缘、人缘优势,南安市华侨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前往域外谋生的时间早,人数也较多。在19世纪末期就形成了以侨为荣的观念。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华侨与故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使得侨乡的男劳动力普遍比非侨乡农村缺乏,特别是以侨为主,以农为副的侨乡更是如此。 侨乡大都人多地少,地不足耕。因此,侨汇成为侨眷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侨汇数额往往大于侨眷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形成侨汇存款和社会闲余资金不断增多的现象,七、八十年代著名侨乡诗山镇的侨汇银行存款总是稳居全市各乡镇前列,随之而来的是侨乡生活费用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随着侨汇的增加和侨乡经济的发展,不但侨户为留“根”和光宗耀祖而建房,不少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纷纷增建新房,七十年代流传的“有蓬华富,无蓬华厝”即是印证。因此,与非侨乡农村比较而言,侨乡的新建房屋较多也较豪华,闲置房屋相对也较多。 由于侨乡有侨汇支持,再加上有不少华侨事业有成后回乡投资兴办实业,因而,侨乡的购买力、消费水平也远远高于非侨乡。再加上出于对祖先的崇敬和祈求海外亲人平安发达的愿望以及光宗耀祖和讲排场,爱攀比等观念的影响,侨乡的婚丧喜庆花费更多,封建迷信活动较盛行,铺张浪费现象也更为严重。从某一意义上讲,这又从另一侧面刺激了侨乡经济的发展,侨批业、金银首饰业、布匹百货业、建筑材料业及一些高档娱乐行业等也显得特别发达。 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大多心系故土,情牵桑梓,因而,他们大多有兴办公益事业,支持家乡发展的优良传统。或捐资修桥造路,或投资办厂,或兴建学校,设立奖教基金,或重修名胜古迹,修造寺庙祖墓等等。目前,侨乡南安的公路四通八达,公路密度居全省首位,有不少重点侨乡已实现村村通水泥路,部分侨村已实现免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达的现代通讯和娱乐设施更非一般非侨乡的农村可比。 四、侨乡习俗 南安早期居民为古闽越人。汉、晋、隋、唐、五代、两宋先后有大批中原汉民南移,带来了传统的中原文化。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历代南安乡民顽强耐劳、机警豪爽的品质和俭于衣食住行、侈于岁时节日,注重婚丧庆祭,重视文化教育,讲究礼节文明的特色风尚。随着宋元时期海外交通的不断发展,明清两代大批南安人移民海外,又把这种风俗远播于台湾和东南亚一带。现摘要介绍几种。 衣服:古时南安民众多以棉苧布裁衣。民国时期,一般农工多用土布;市镇、侨乡则盛行机织布、洋布。新中国成立后,制衣土布很快为各类机织布所取代。1949年以前城乡民众衣服样式多汉装,四季区别明显。春夏季以轻凉为主,色调多灰、白;秋冬季以厚暖为宜,色调多蓝、黑。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流行过列宁装、干部服、中山装、西裤、毛线衣,色调依旧比较单一。八十年代以后,各式现代时装相继在城乡青年中普及且变化极快。 鞋:新中国成立以前,除少数清末民初,缠足的女子穿了鞋外,劳动民众平日多赤足或着草鞋,仅有少数人着鞋。鞋式多为圆口布鞋或万里鞋,夜多穿木屐。新中国成立后,城乡渐次流行布鞋、万里鞋、球鞋,女子多着圆口纽边黑布鞋。60年代初,日本式人字拖鞋传入,木屐渐少。70年代,塑料拖鞋、凉鞋、解放鞋、雨鞋在城乡普及。80年代,各式各样的春秋鞋、人造革凉鞋、皮鞋、运动鞋、旅游鞋、高跟鞋等开始盛行,草鞋、木屐几乎绝迹。 帽:南安民众平时多不戴帽,只在夏天出门或下田时以草帽、箬笠遮阳,竹笠避雨。冬天有的老人有戴毡帽、绒布帽,婴幼儿则戴虎头帽、绒线帽御寒。49年以后,在干部、学生中先后流行过八角帽、硬舌帽和军帽。80年代后,盛行白布帽、旅游帽、遮阳帽、安全帽、风雪帽等,但多在青少年中流行。 主食:南安人以大米为主食,地瓜、小麦次之,芋头为辅。日食三餐,农忙或加一点。旧社会贫苦人家三餐难度,以杂粮、瓜菜充饥,一日三餐以稀为主,农村则除农忙、节日有一餐干饭外,平时多三餐皆稀。 迎宾点心:一般人家以鸡蛋(荷包蛋或摊成煎饼)面线同煮待客,或加肉丝、香菇、蚵干(或虾米),贵客则煮甜汤荷包蛋或团蛋(鸡蛋煮熟后去壳),一般为一双,礼重者为两双。80年代以后,逢有大事来客较多时,则以牛奶或麦乳精、花生汤、水果罐头等代糕点作点心待客。 饮料:旧社会农民以山泉、井水解渴,后改为饮茶,直到来客必先敬茶。70年代后期,新兴饮料工业兴起,各种可乐、矿泉水、果汁逐渐进入城乡家庭,成为仅次于茶的第二大日常饮料。 村落:南安市村民自古聚族而居,一个村庄一姓居住,繁衍之后则就近分散连片而居,部分杂姓混居。 沿海和平原地区,村民多择向阳坡地或田洋中心居住,房舍密集,坐向一致。山区农家依山筑宅,房屋较分散,坐向不一。集镇都在交通要冲,店铺沿大道或公路两旁延伸,形成大道公路穿街而过的格局,导致交通因闹市人流拥挤而阻塞的现象时常发生。 民居:50年代以前,农村房屋建筑为汉式大厝,俗称“十间张”、“五间张”或“六壁厝”。一般有上下两进,俗称顶下落,中有天井,两头有厢房,住宅结构一般为土木结构。清代中叶石井海商郑运锦所建中宪大夫第,多至五进,且两旁护厝,并附建梳妆楼、演武厅,整个建筑群多达一百一十二间,为南安规模最大,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汉式大厝。自60年代以后,房屋建筑则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春节:是侨乡民间最重视的节日,庆祝活动直至正月十五元宵节后才告结束。 年兜:一年的最后一天,外出的人都赶回家吃晚餐的团圆饭。长辈一般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分年”(送压岁钱)。自70年代后,大多张灯结彩,晚上看电视守年。 正月初一零时,“放炮开正”——燃放鞭炮,迎接新年到来,起床后穿上新衣,先向家中长辈道“恭喜”,然后出门向亲友拜年,各家各户都备有香茶、糖饼、蜜饯等,请上门拜年的亲友“分甜”,见面互道“恭喜发财”、“新年好”等吉祥语,“贺正”活动一般延续到正月初三,如攻炮城、下象棋、唱南曲、打篮球、舞狮、踩高跷、书画展览、演戏、放电影等。 正月初九:俗称“天公生”,厅堂挂天灯,家家户户做糕、杀鸡宰鹅,烧香点烛,燃放鞭炮,演嘉礼(木偶)戏祭献,热闹非凡。 上元:正月十五,通称“元宵”节,是一年之中继春节之后的第二个最盛大的群众性节日。家家户户搓上元圆。是夜,各家各户悬挂花灯,孩童提灯上街游玩,城镇都在这一天组织花灯展览、猜灯谜、唱南曲、放烟花等活动。 清明节:民间炊清明粿,吃润饼菜,祭祀祖先和扫墓。扫墓活动通常在清明节前后各十天内进行。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俗称“五月节”,家家户户缚粽,用麦粉、糯米浆煎锑,沿江地区民间还组织划龙舟、吟诗等活动。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又称“团圆节”。民间有尝新(番薯、芋)、吃月饼的风俗,入夜,一家人团聚月下,品茶吃饼,取人月双圆之意,并借以寄托对远行亲人的思念。 冬节:即农历冬至日。旧时这一天是祭祀祖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大节日。现在祭祀活动已废,保存于民间的只是前一夜一家团聚,围坐一起用糯米搓丸子。冬节早餐吃米丸面线“添岁”,俗称“吃过冬节丸,从此添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