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侨批业的演变 清代中期，华侨寄款回家，通常委托亲友，或靠“水客”捎带。本世纪初，厦门已有轮船往来于东南亚各埠。受利益驱使，一些老洋客和“水客”，华侨商行，“客头”(引带“新客”出洋谋生的向导)开始兼营解递侨信、侨汇。由于闽南话称信为“批”，华侨亲信时往往附带寄款，所以侨汇业即为侨批业。 迫于生计，华侨出国日多，足迹遍及东南亚。他们勤作俭用，目的就是节约部份银钱寄回家乡，赡养眷属，因此，在侨汇数量逐渐增多。华侨过去寄款大都假乎“水客”，但“水客”每趟往返动辄经年，华侨递信寄款深感不便。于是，就有一些较有远见的华侨，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生意，纷起组织民信局专为华侨投递信款，海外一家一户专门经营侨批业的民信局开始出现。后来，海外民信局又鉴于每次带回国内的信款，要挨家挨户分递颇感困难与不便，因而即在国内建立起自己的分支机构，根据海外业务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国内民信局。由海外派专人带回信款，交其国内分支机械或代理商号代为分送。国内分支机构或代理商行即按其金额收取佣金。有的则是由海外民信局负责盈亏。 1934年，国民政府邮政总局下令，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报告，定名为批信局。一些比较大报信局在厦门、泉州、南安等地的主要集镇以及香港、都有分支机构。1948年间，南安县有洪濑、溪美、诗山、丰州、后坑埔、码头、官桥、芸尾、莲河、石井等11家侨批站。 1951年，泉州市报信局计有64家，其中分支局35家，南安有一家；代理机构33家，南安也有一家。 据1951年厦门市侨批业概况一文中的《厦门侨批业分联号汇总》记载：“信立”侨批在国内联号为“振华”(南安)“源火”侨批在国内联号为“永源”(南安石井)。金淘(菲律宾马尼拉总局)在国内联号为“金淘”(泉州)；境外联号为：金淘、丰美、友联、协大、建丰、民益、启南、独鲁万联局(马尼拉)、金淘(香港)。 南安人开办的菲律宾金淘批信局始于1946年12月，经理侯燕林。国内金淘信局未正式开业之前，曾在南安金淘后坑埔设立兑付票汇机构。国内局经理侯燕豫，与侯燕林系亲兄弟。1948年至1950年是“金淘”业务的鼎盛时期，除本局经收侨汇外，曾先后吸收委托局达36家。不但厦门、泉州均设有分局，兑付汇票，还雇解送员解送侨汇。 泉州解放后，金淘信局于1949年11月即申请登记正式开业，复业后的金淘信局业务发展，1950年解汇数达1414928美元。后因经营黑汇受到打击，活动能力低落。1957年1月“泉联派送总处”成立后，该信局解付业务并人“泉联”。 1952年，各批信局已纳人中国银行管理轨道，加强了派送工作。1956年，侨批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泉州地区侨批业联合成立属于大集体性质侨汇派送处(即“泉联”)，成为银行的附属机构。南安在诗山、梅山、洪濑、溪美和水头设立五个派送站，挨家挨户派送，提高了送款效率。如，诗山的吕洋苦坑村以前送一次侨汇需要四天，改由诗山站派送后，当天就能收到。 1975年初，各侨批派送业务全部并入当地银行海外汇款服务处(站)。 1976年起，晋江地区各地侨批业取消，业务由中国银行接办。 二、侨汇经营 南安农村经济，基础是农业。因人多地少，农村经济落后，侨眷生活很大程度依靠侨汇。据记载，民国时期，本县人民在南洋谋生的，有相当多数以每月寄款养家活口为主要目的。寄款数量的多少，则与侨胞所从事职业收入的多少和汇水的高低有相当关系。因为南安华侨在南洋的经营行业，属于生产事业的较少，属于商业的居多。商业中尤以经营地产为多，布帛、百货、五金次之，其业务盛衰受世界经济景气与否的影响最大。 侨乡靠侨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侨眷属经济陷于困境，生活无着。许多侨眷变卖衣物，甚至卖儿卖女，倾家荡产者有之。抗战胜利后，侨汇恢复，为侨乡带来生机。然而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滥发钞票，通货暴涨，物价一路直升，纸币如同草纸。华侨的赡家汇款因货币贬值而损失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外汇款迅速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在保护侨汇，服务华侨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和措施。侨汇是侨眷属的正当合法收入，侨眷属有使用侨汇的自由，可用来建造房屋，安排生活以及婚、丧、喜庆等方面，任何人不得干涉。对侵吞侨汇的不法分子，给予严厉制裁。 1959年至1963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以及1966年以后的“文革”期间，南安的侨汇一度减少。1978年以后，随着党的侨务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华侨回国创办实业，兴办公益事业的越来越多，侨汇数量又一度回升。据中国银行南安支行提供，1997年全市侨汇达6408万元人民币，为历年最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