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周规先生(1911－1983)原籍南安金淘时潮。早年就读于家乡的斗南小学，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秀，得到同乡巨侨黄奕住先生的资助，到厦门读中学，以后升入集美高等师范。在集美求学时，参加进步的学生社团组织，经常在集美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因当时局势动乱，家人为了他的安全，于1932年秋，把他带到印尼万隆。 初到万隆，日间当店员，在买卖生意的过程中，努力学习印尼语。没有多久，话通人熟，生意也好做。万隆是华侨集居之地，相当部分华侨都没有文化，大多数是做苦力，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这时的周规先生，血气方刚，在华侨中，他文化水平高，在国内时，本来就热爱祖国文化，到客居地后，面对残酷的现实，更认为宣传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因此，就组织夜校，自当夜校教员，动员华侨华裔来夜校学习中国文化，教育学员不要忘本，要记住祖国，把这一埠头的华桥华裔团结在一起，也鼓励华侨和当地印尼人友好相处。在一个时期内，这个埠头，华人学习中国文化成风，华侨与印尼人也相处得好。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黄周规与夜校学员四处奔走，呼吁华桥捐款帮助国内抗日，并出任华侨捐助祖国抗日战争筹赈会主任。多次汇款支援前锋抗日将士。1941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代表大会，共议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黄周规先生代表印尼华侨参加会议，并被选为华侨筹赈总会的执行委员。回万隆后，大力开展筹赈工作，支持八路军抗日。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黄周规参与了侨团的领导工作，成为日寇追捕的对象，1942年5月间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到日寇和汉奸的严刑毒打，被关押达七个月之久。在狱中，周规先生表现十分坚强，有高度的中华民族气节，始终自信爱国无罪。出狱后，适逢被日本宪兵追缉的由新加坡逃居印尼爪畦的进步文化界知名人士王纪元(建国初期回国，历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周规和林敦瑶一起冒着生命的危险，全力掩护王纪元。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同志和朋友，把王纪元保护在自己万隆的住家达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历尽风险，甘苦备尝，自不待言。充分体现了同志间的真情和革命友谊。日本投降后，1945年年底，为了工作上的方便，黄周规先生移居雅加达，在林敦瑶、王纪元创办的印尼华侨大报《生活报》上，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促进华侨界的团结，号召华侨为祖国和居住国的人民效力。在《生活报》时期，黄周规历任董事长兼社长，还担任雅加达民众生活社主席，中华华侨总会理事，吧城中学董事、吧城新华小学董事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时，他积极组织雅加达几十个侨团联名通电，向祖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与拥护。1950年中国和印尼建交，他由衷的高兴，积极组织并参加各种庆祝活动，旋任雅加达中华侨团第一副主席。1953年，他应邀参加回国观光团，任副团长。对祖国短短几年的成就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赞不绝口，多次在《生活报》和另一华侨大报《新报》，发表文章，赞颂祖国的巨大成就。当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名誉主席、周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陈毅、贺龙副总理、廖承志主任访问印尼时，他参与负责主持接待和保卫工作；并通过各种华文报赞颂祖国的巨大成就；增强了伟大祖国在广大华侨中的凝聚力；扩大了伟大祖国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的影响；增大了新生的祖国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透明度。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1965年，众所周知的原因，爱国华侨的工作十分困难，人身安全没有保证，1966年黄周规奉调回国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同样遭到冲击，他痛恨“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对“四人帮”疾恶如仇，在自己受冲击时，缅怀痛惜受迫害致死的刘少奇、贺龙等中央领导人。打倒“四人帮”后，他把保存完好无缺的刘少奇主席由陈毅副总理陪同访问印尼时的全部照片送给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同志一家十分感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周规出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常委，并加入致公党，任致公党中央委员。在这段时间，他做了很多实事，协助全国侨联，多方联系侨胞，做好华侨界的上层工作，支持祖国的建设。 黄周规虽长期旅外，但对故乡南安金淘的教育和公益事业也很关心。曾任黄奕住在家乡创办的斗南小学董事会的名誉董事长，解放前在筹建金淘侨光中学及以后校舍的扩建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解放后，金淘在筹建群众医院时，他都做了积极的贡献。 黄周规先生夫人李月琴女士在北京定居，政治生活待遇都得到政府的关怀与照顾。其子女有的在英国、美国，有的在香港，有的在故乡金淘时潮。胞妹李月华，是原斗南小学校长黄安邦先生的夫人，经常往返于北京。 黄周规先生不幸于1983年4月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黄近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