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笔名光中、何可歌、聂敏。祖籍福建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洋上村距永春县城13公里，四面环山，道路曲折，为余姓聚居地，现有4千多人，移居海外超6千人。余超英、台湾著名医师余流水、著名画家余承尧等名贤皆出于此。至今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古厝“石杉郑”是余光中的祖居。 余光中之父余超英(1896－1992)，毕业于省立十二中(永春一中)，在县立第二高初两等小学任教，后应南洋马六甲坡育民华校聘为校长，另再创益智华校，回国后历任永春县教育局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处长、安溪县长、中央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渡台后发起创办台北永春同乡会，连任四届理事长。余光中之母孙秀君(1906－1958)，出身江苏武进望族，相随余超英患难数十年，曾任永春县立女子学校校长。 余光中于1928年九月九日出生于江苏南京，童年在南京度过，就读崔八巷小学(今秣陵路小学)，寒暑假常回江苏武进漕桥镇外婆家。抗战初随母亲逃到上海，1938年辗转到四川重庆与父亲团聚。这段颠沛流离的逃亡历程，给余光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回忆说：“十岁的男孩，已经咽下国破的苦涩。高淳古刹的香案下，听一夜妇孺的惊呼和悲啼。太阳旗和游击队拉锯的地区，白昼匿太湖的芦苇丛中，日落后才摇橹归岸，始免于锯齿之噬。舟沉太湖，母与子抱宝丹桥始免于溺死。然后是上海的法租界。然后是香港海上的新年。滇越路的火车上，览富良江岸的桃花。高亢的昆明。险峻的山路。母子颠簸成两只黄鱼。然后是海棠溪的渡船，重庆的团圆。月圆时的空袭，迫人疏散。”(《逍遥游》) 1940年，余光中就读于设在四川江北县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在学期间打下坚实的中文和英文根基。据他回忆：“国文班上，限于课本，所读毕竟有限，课外研修的师承则来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么学者，但他们出身旧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晓畅通达的。我一进中学，他们就认为我应该读点古文了，父亲便开始教我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母亲也在一旁帮腔。我不太喜欢这种文章，但感于双亲的谆谆指点，也就十分认真地学习。……父母教我这些，每在讲解之余，各以自己的乡音吟哦给我听。父亲诵的是闽南调，母亲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从乡音深处召唤着我，对我都有异常的亲切。” 1947年从中学毕业，分别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因内战北方不宁，入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2月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在厦门期间，于《星光》、《江声》等报刊上发表作品，除《扬子江船夫曲》等诗作外，还撰写数量可观的理论批评文章，在文坛上初露锋芒。从余光中早期作品可看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相当熟悉和喜爱，多次提及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冯至等，特别对臧克家的诗歌推崇备至。 1949年7月，随父母迁居香港。1950年5月到台湾，9月插班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1951年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台湾联勤陆海军编译人员训练班。其间在《新生报》、《中央日报》副刊和《野风》等报刊发表诗作，195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舟子的悲歌》。1954年3月，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邓禹平等共创“蓝星诗社”，主编《蓝星》诗刊。退役后到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兼课。五十年代初余光中拜访著名文学家梁实秋，以后结为忘年交。余光中所见的梁实秋“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梁实秋的贵族气质对余光中也有较深的影响。 1958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研究室”进修，获该校艺术硕士学位。1961年返台继续担任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并主编《现代文学》及《文星》杂志的诗歌部分。六十年代中期曾两度应邀赴美国讲学，任富尔布莱特大学客座教授、西密执安大学英文系副教授、科罗拉多女子学院外语课程顾问。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1974年秋到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任教，翌年兼任该院中文系主任。1985年返台，定居于高雄，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外文研究所所长，1991年后专任该校外文研究所教授。1988年起年年主持“梁实秋翻译奖”。1990年当选为中华笔会会长。1991年香港翻译学会颁赠他荣誉会士名衔，1992、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担任“龚氏访问学人”及“到访杰出学人”，1994年8月获中山大学第一位“中山讲座教授”荣衔，1999年被聘为中山大学“光华讲座教授”。 余光中所获奖项有：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吴三连文艺奖之散文奖、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金鼎奖之主编奖和歌词奖、美西华人学会之文学成就奖、国家文艺奖之新诗奖、《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中国诗歌艺术学会致赠“诗歌艺术贡献奖”、文工会第一届五四奖“文学交流奖”、中山大学“杰出教学奖”、“斐陶斐杰出成就奖”、新闻局“国际传播奖章”、吴鲁芹散文奖、高雄市文学成就奖、香港“霍英东成就奖”等。 余光中一生阅历丰富，学贯中西。有评论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诗文双璧的大作家，手握五彩之笔：用紫色笔来写诗，用金色笔来写散文，用黑色笔来写评论，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用蓝色笔来翻译。在五十多年悠悠文学生涯中，其诗文评论译作结集多达数十种。其创作及评论还被译为英、德等国文字，颇受欢迎，影响深远。他的名字已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余光中眷恋母乡，神游古典，常自称“江南人”。他说：“我祖籍闽南，生于南京，长于江南，抗战岁月度于四川，而在大陆读书的大学，先曰金陵，后曰厦门。我是南人，应为定论。” 余光中还说：“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美是外遇。”他念念不能忘怀大陆母亲。1992年9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到北京演讲《龚自珍与雪莱》，在睽隔数十年后又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并访故宫，登长城；10月参加珠海市“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此后，差不多每年他都要回来一次，以舒乡愁。1994年参加苏州大学“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并访上海作协。1995年4月应母校厦门大学邀请返校演讲，被聘为客座教授。1996年应四川大学之邀往成都演讲。1997年应邀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等五大城市为购书读者签名，并在吉林大学和东北大学演讲，分别被两校聘为客座教授。1999年应湖南作协之邀，访长沙、汨罗、岳阳、常德、张家界，并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演讲。2000年应邀到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演讲，被聘为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3月应邀到山东大学演讲，被聘为该校客座教授；9月应邀访问广西，在南宁广西大学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演讲；10月应江苏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江苏作协之邀，参加江苏籍作家采风团，并回常州老家。 余光中也不能忘怀他的祖根——永春。1934年初，余光中的祖父去世，时仅七岁的余光中随父母回永春洋上村奔丧，在家居住10多天，这是他七十多年生涯中唯一一次回永春，留下依稀的印象。1998年洋上村成立“高阳余氏族谱”五修编委会，2001年初收到余光中从台湾寄来的贺信和亲笔题词“高阳余氏纪念馆”和“高阳余氏族谱”。2002年底，经余光中同意，余氏宗亲在桃城镇余氏学寓筹办“余光中资料展览室”。2003年1月20日，余光中在离开家乡近七十年后首次给在洋上的亲人来信：“汗生、振生、群生：去年十月廿三日你们的信与附寄的珍贵旧照片，均由福海转来给我，令我非常欣慰。那张老照片尤其难得，因为当时年幼，这么多年已经记不得光亚哥的样子了。近年我曾两次去厦门大学讲学，惜皆行色匆匆，未能回永春祭祖。今年或可成行，当预先安排，一俟定程，当先通知，匆此祝 羊年吉祥 光中叔 2003-1-20 又及：此信仍请福海代转。”(几年前，余群生的姑母偶然找出余光中小时候和哥哥光亚的合影，并于2002年底托在台乡亲余福海转给叔父余光中。)此信函的复印件已由永春县有关部门收藏。余光中原拟于2003年清明节前后(4月4日至9日)回永春寻根祭祖，缅怀先人，并为“余光中资料展览室”揭彩，将其从台湾带回来的著作藏放在展览室。正当家乡亲人翘首以盼游子归来，不料天意弄人，余光中再次行程受阻。3月30日，台湾余氏宗亲族长余今冰传真告知永春县洋上余氏族亲：“顷接光中电知，因SARS疫情未能有效克制，且仍在扩大蔓延，为顾及整体之安全，原定四月初返乡之行期，迫不得已只好顺延，特此转达，并向诸乡亲在感谢之余致以万分之歉意。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