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子俊(1887－1959)，名福黎，字篆祜，号子俊。永春县达埔镇达中村下珩角落人。爱国侨领，曾任越南中华总商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国务院侨委会委员等职。 颜子俊生于清光绪十三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1887年9月13日)，排行第二。家庭贫苦，父亲靠肩挑维持家庭生计，来往于达埔和玉斗之间，长年跋涉，收入微薄，负担更重。在他十岁那年父亲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当时大哥十四岁，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四岁。一家数口，收入只有母亲为他人纺织夏布、裱冥纸金箔的一点工钱，连糊口也不够。颜子俊幼读私塾，这时只好辍学，和大哥上山打柴，下地拣粪，但所得也是微不足道的，无法为寡母分忧。十二岁那年，经亲人介绍到玉斗庆和药店当学徒。他勤谨诚实，店主也想提携他，但玉斗是个偏僻山村，庆和是家小药店，在那样的地方和那样的年代，生意的清淡，自不待言，除了三餐，是没有什么工钱可以补助家用的。第二年，他才十三岁，只好又到远离家乡百余里的德化县赤水格一位乡亲所开的一家小店当店员。赤水山高地冷，人地生疏，生活让他必须走这样的道路，接受这样的磨炼。颜子俊是个有志气的少年，他想到母弱弟幼，勇敢地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担子，但在山乡小镇当学徒，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1902年，颜子俊在同乡吴青云的引荐下，到当时法属安南(越南)谋生。他寻找另外一条生活的道路，生活的道路也让他走进另外一个天地。到晚年时他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常告诫儿孙：“贫不足患，无志可忧。” 初到越南，为的是找个栖身之地，他给一家商店当炊事员，这是学做生意的第一个门槛。他在国内已当了几年伙计，养成刻苦耐劳，遇事谨慎的性格。不久店主就叫他站柜台，以后又升为经理。在越南奋斗十年后，他在西贡的华侨商界已渐露头角，有了一点名气。 在有了一点积蓄之后，他就与人合资经营商业，到了有一定发展的时候，他就自己经营启华英布店，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欧列强正陷入战争的泥沼，而这时的越南的商业经营正好兴起，因此，经营获利不少。于是，他便转而投资工业，发展纺织和印染，还创办银行，设立书社、戏院，投资文化娱乐事业，并到国内投资。从这时起到1930年的大约二十年间，是他从事商业、投资工业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他担任的职务有：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陶业商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鼎新布商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启华英布商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越南堤郡中国大戏院董事长、越南匡庐书报社社长。 家乡的贫困，民生的凋弊，清朝政治的腐败，颜子俊是亲身经受的。到了国外，他更深刻感受到祖国必须强盛，华侨才能安身立命。在商业界开始发展的时候，正是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之时，孙中山曾到越南西贡宣传革命，要华侨中的洪门会员团结起来，抵抗列强侵略，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自由独立的民国。1907－1908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中，有三次的地点是和越南相邻，也是和越南华侨有联系的。当时华侨拥护孙中山先生，纷纷捐献资财，赞助革命，这对辛亥革命的推动起了一定的作用。颜子俊初入商界就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民主革命思想，同情并支持辛亥革命，于1913年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他正担任越南中华总商会理事主席，捐献巨款，支持反袁斗争，帮助革命，在国外很有影响。从此，他稍有财力，更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捐资兴办学校，赞助参加革命活动的同志和革命团体，数十年如一日，成为旅越华侨闻名的爱国爱乡的华侨领袖。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的社团职务有：永春达埔鼎新学校校长、越南福建中小学校董事会主席、越南暨南中学校董事长、越南南星体育会会长、越南西堤福善医院董事会主席、越南妇女俭德会顾问、越南布商公会主席、越南中华总商会理事主席、旅越永春同乡会主席、越南西堤温陵会馆董事会主席、越南缩食救济祖国兵灾慈善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圻华侨救济总会主席、越南华侨救国总会主席、越南全民日报董事、越南公论日报董事。 颜子俊为捐资兴学不遗余力。为了发展家乡的教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颜子俊在家乡下珩创办鼎新小学，自建校舍，负责经费，这是达埔最早的一所侨办学校(至1934年因校舍被焚而停办)。在侨居地越南西贡堤郡，他捐助的学校有福建中小学和暨南中学。 颜子俊在加入同盟会后，拥护护法，支持反袁，以后又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虽然在那样的年代，一切事结果都难如人意，但凡是爱国的事，他总是满腔热情支持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颜子俊发动侨商，组织“华商经济联合会”，出任主席，捐募巨款，献给黑龙江省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经费。此年以后，家乡达埔连续数年流行鼠疫，他捐资购买预防疫苗，免费供乡人注射。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向全国全世界发出抗日通电，呼吁全国同胞奋起抗日，而蒋介石反责罪十九路军，破坏全局决策。当时上海华侨联合会曾派代表黄建中到越南宣传抗日。颜子俊即以越南华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快邮代电，揭露蒋消极的行径，抗日的罪恶阴谋，将其刚出生的四儿取名“国仇”，表达他对祖国的炽热情感和对敌寇的强烈仇恨。他先后组织并主持“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和“南圻华侨救济总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药品，所筹捐款和所购药品，不寄南京政府，而寄上海华侨联合会转交十九路军，救济款则交华侨义赈会朱庆兰代为分发。 1933年，十九路军入闽，越南华侨在颜子俊倡导下，捐款购机两架献赠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曾专函致谢，并邀请他回闽参加飞机命名典礼，但因“福建事变”很快失败，没有成行。这时发生了越南侨生王棣华(女)等五人在厦门被捕的事件。王棣华等人回国读书，思想进步，看到日寇侵沪，政府不抵抗，出于爱国热情，在厦门街头散发抗日传单，被警察逮捕。王棣华和颜子俊之女是同学，出于对归国侨生的责任感，他电请福建省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后来五人终于获释(王棣华于解放前夕在厦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在西贡，有不少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进行反帝和反独裁的革命活动，他们有的在学校教书，有的在社团工作，凡是爱国进步的，他都支持。经济困难的，他出钱接济；遇到危险的，他设法保护。对华侨如此，对越南的革命者也是如此。那些当年受到法国殖民主义者迫害的，被追捕的，许多是连真实姓名也不知道的，个别的只有到解放后才知道真实姓名。因此，国民党在越南的负责人密电重庆国民党海外部，指责他与共产党联系密切，筹款不寄交中央而汇给地方。国民党当局秘密电告当时在西贡的总领事陈某对他进行监视。颜子俊知道这个情况，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公开声明自动退出国民党。此事在越南华侨界中震动很大。为了避免不利影响的扩大，国民党中央即派中委萧某到越南，企图说服颜子俊，颜子俊避而不见。他始终站在爱国进步的立场上，毫不动摇。 1936年，胡志明领导的劳动党派范文同到西贡市搞地下革命工作。范文同到西贡不久，曾遭到法国殖民主义者当局巡捕追杀，在危急时刻躲进颜子俊布行，布行工友熟悉范文同，让范打扮成站柜台的营业员，和其他工友混在一起，楼上楼下搬运布匹，避过法国巡捕追缉。颜子俊得知此事后，即把范文同带到安全地方，此后他俩不时联络，结下深厚情谊，颜子俊在经济上也予其无私帮助。 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驻西贡领事陈忠钧会同越南国民党总支部召开两次会议，拟组织华侨救国总会，因为参加的不多，没有组成。后来由中华总商会出面召集，颜子俊被推为总务兼召集人，进行了两次募捐，成果显著。当时法国当局对中国的抗战，态度暧昧，怕得罪日本帝国主义，涉及华侨抗日的都很忌讳，为长久之计，就将名称定为“旅越华侨缩食救济祖国兵灾慈善会”，由颜子俊任会长。既是慈善机关，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就没有什么把柄可抓。该会号召各华侨商店每日节省菜金两成作为救济金，每星期收集一次，汇回祖国，此举得到越南华侨的积极响应，既深入又持久。1938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号召各地承担常月义捐，颜子俊发动越南华侨积极响应，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南进为止，越南华侨的筹赈工作都是在颜子俊主持下进行的，成绩斐然。 抗战初起，爱国将领杨虎城自法国回国请缨参战，途经西贡，颜子俊以华侨名义设宴招待，以表敬意，也表示对抗战的热烈拥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拘禁，杨虎城被迫出国，颜子俊对此心有不平，此次招待，可能招来非议，引起国民党中某些人的不满，甚至在工作上发生一些问题，但为了鼓舞华侨的爱国抗日热情，他也不管这些了。 1941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与日寇签订协定，允许日寇于八月一日在越南登陆，变越南为日本附庸。七月二十八日夜，日本驻越南总领事派代表朱裕向颜子俊下说辞，说“中日要合作”，“共存共荣”，让颜子俊以华侨名义通电拥护汪精卫，并以“如肯合作，将给予三井、三菱在越南的总代理权”为诱饵，限三日内答复。颜子俊严守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拒绝。第二天，他在友人翁典南等帮助下，伪装成水手，乘坐一专载猪牛的大广西号货轮，出敌不意，离开越南。经过七百多海里的航程，历经艰险，到达澳门，然后转往香港。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即遭日寇进攻，他急乘渔船转到澳门。得友人龚存礼的帮助，乘载棉纱货轮到广州湾，换乘运大米货轮到达大陆。当时广州早已沦陷，辗转月余，才到广西柳州，时已是1942年初。 到了柳州，当地驻军吴参谋长到旅馆拜访，并说已接重庆海外部来电，请他到重庆去。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宜去重庆的，就委婉地说：“现在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断绝，侨眷生活必定困苦，应该先回福建去看看。”在柳州住了五天，就到桂林去。当时任广西政府顾问的叶渊在车站迎接他，盛情招待。叶渊是安溪县人，曾任集美中学校长，到过越南，是颜子俊多年旧交，烽火漫天，异乡相逢，倍感情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也设宴招待，很是关切，并谓重庆全国救济总会来电，邀请他到重庆去，共商救济华侨办法。颜子俊仍请叶渊代为去电婉却。在桂林住了八天，即经湖南、江西到达当时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得悉柳州的吴参谋长已电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第二天，省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谢南光就带省府请柬来邀请他。省主席刘建绪在省府设宴招待，表示敬意和慰问，同席的除谢南光外，还有叶道渊。谢叶两人曾在上海华侨联合会任职，因为捐款的事情，在越南的时候，就和他们有了联系。不久，他就返回永春达埔老家。四十年的海外奔波，在烽烟似天的岁月里，双鬓已白，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感。这时刘建绪聘请他为省政府顾问。 颜子俊留在越南的一家，遭到日寇的残酷迫害，大儿子和女婿被捕，店屋被标封，财产被查抄。为了安全，一家逃到乡下避难。 回到家乡后，颜子俊记挂侨眷的困难。他认为永春县多山，开发山地，垦荒种植，才是根本出路，于是独资创办达理、洑江、凤美三个农场，组织归侨合作社。由于时政腐败，抗战正进入极其困难阶段，福建和大后方几乎断绝，物资匮缺，丁壮又怕抓兵，花了数年的心血，这三个农场收效甚微，没有达到建场的初衷。但由此可以看这位爱国爱乡老华侨的卓见与魄力，也表现出他关心侨眷的深厚感情。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颜子俊重返越南，往日经营的工商业已尽付东流，要恢复是困难重重的。而法国当局想重建殖民主义势力，西贡保大政权则仰承殖民者意旨，企图重登历史舞台。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立，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进行。当时“越盟”曾派一个姓裴的越南人和林振义(中越混血儿)为代表，来见颜子俊，请他支持越南的革命。他一贯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所以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当时不少越南革命者，经济上得到他的支持，在遇到危险时，还得到他的可靠掩护，其中有些还是负有重责的领导人。当时的斗争激烈而又复杂，所以他虽支持过不少越南革命者，其中也有些是领导人，他们的真实姓名是难于知道的。如连贯，是在1954年他到北京同连贯同志见面以后，才知道连贯就是抗日战争前曾在西贡进行过革命工作的一位同志。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越南农村民生凄惨，有不少人涌进西贡堤岸一带。他又发起组织华侨救济总会，并被选为主席，劝募救济款及日用品，还代为介绍职业。这一工作从西贡开始，逐渐扩展到越南各地，在募捐和救济时，不分种族，不论华侨或越人，须予救济者就给救济，能予介绍者就给介绍。其中也有不少越南革命者从这里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在进行革命工作时得到很大方便。由于他同情并支持革命工作，引起法越当局的严密注视，一些朋友都劝他多加小心，但他并不介意。 1947年，闽粤两省发生粮荒，颜子俊以越南华侨救济总会名义，募捐大米3000吨，申请运赈闽粤两省，第一次批准1500吨(广东975吨，福建525吨)。他趁此机会以监赈人名义随船回国。发赈完毕，已是1948年。他原想重返越南，但从西贡回来的亲友告诉他，法越的密探正在密切注意他的行踪，调查搜集他与越共的关系和往来的证据。为了安全，家人和亲友劝他暂缓返越，因而没有成行。这时国民党政府进行所谓“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一再电邀他到南京“共商华侨代表人选问题”，他以不久将返越为辞，加以谢绝。 1949年全国解放，陈嘉庚先生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回到厦门，颜子俊即到厦门拜候，陈嘉庚先生向他介绍了全国政协开会情况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华侨的方针政策，指出“有了强大的祖国为依靠，华侨再也不是海外孤儿了”。他听了非常高兴。陈嘉庚还介绍他与两位永春同乡林一心和梁灵光见面。此时他已六十三岁，青山夕照，他确信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952年，时任越南总理的范文同率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时，在周总理面前提及三十年代结识颜子俊的情况，盛赞颜子俊对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请周总理帮助找到颜子俊。会谈后，周总理即电令福建省委和军区，务必从速找到颜子俊。省委即电告晋江专署，专署即电永春县委。县委经过查实，将颜子俊被捕入狱的情况报告上级。省委下令，不论如何，迅速把颜子俊送到福州，因此，县委领导派警卫员到五里街小溪仔把正在劳动改造的颜子俊带回县府，并派人护送颜子俊到晋江专署，由专署派人护送到福州。省府即用军用飞机送颜到北京。范文同与颜子俊终于在北京见面并亲切交谈。 1954年春，颜子俊出任新创办的永春华侨子女补习学校校董会名誉董事长。 1954年6月，颜子俊和尤扬祖同上北京，会见以前的朋友蔡廷锴、庄希泉、李铁民，也拜候了中侨委主任何香凝。8月，再赴北京，在中侨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见到阔别已久的连贯同志，真是喜出望外。连贯同志盛赞他是“真正的爱国侨领”。10月，他三度赴京，准备参加赴越慰问团，后因故取消。因为他已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须留在北京。11月参加全国政协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他荣幸地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周总理亲切地和他握手，当知道他是同盟会员时，称他是“革命的老前辈”。这一年，他三上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看到祖国蒸蒸日上的景象，这位从几十年来一直盼望祖国强大的海外赤子，感到无比欣慰。 1955年3月，颜子俊被任命为福建省侨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是年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颜子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孙中山先生与华侨》，发表在《福建侨乡报》和《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文中说：“过去，孙先生所主张的三大政策与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今天，都得到了实现，这对孙先生亦是一个慰安。但目前台湾还没有解放，祖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在孙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纪念的时候，我们华侨不仅要隆重热烈地纪念，还应继续遵循孙先生一贯教导我们的，要本着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殖民主义的号召，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求得祖国的完全统一。” 195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并列席最高国务会议。虽然年过古稀，但他仍精神矍铄，竭力要为华侨多做些工作，却在这时发现已患喉癌，组织上请名望的中西医，全力加以治疗。 1959年2月25日上午11时，颜子俊终因痼疾难治，病逝于永春医院，终年七十三岁。颜子俊先生逝世后，成立治丧委员会，叶飞同志为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全国侨联、周恩来总理、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福建省长江一真等送花圈，备极哀荣。 1987年9月18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日)，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永春县侨联会在永春侨联联合举办纪念颜子俊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 1995年，为纪念颜子俊先生，港胞梁良斗先生在永春五中捐建“颜子俊大楼”(科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