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立，在香港名声显赫，在金融界和企业界更是耳熟能详。这位德望崇隆的殷商，纵横香江商界近50载，是稳健的银行家，股市投资高手，更是一位资深的爱国商人，早在80年代初就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又荣任政协常委，为华夏的统一振兴，参政议政、献策献力。 (一) 黄克立是名门之后，福建省泉州市人，1910年出生。早年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完成学业。 作为侨乡弟子，黄克立在求学期间的耳濡目染，对陈嘉庚先生的高风亮节和爱国精神非常敬佩，特别是他的一些醒世名言，更使黄克立铭记在心，终生难忘。陈嘉庚还常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教育说：“人而无国，何能生存。”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坚持抗日和爱国爱乡的精神，感动国人，也深深教育了年轻的黄克立，对其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他后来成为一位爱国者的思想源泉。 黄克立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品行端正，深得陈嘉庚先生的赏识。1935年，在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时，黄克立就被聘为厦门大学会计主任，跟随陈嘉庚左右聆听教诲。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殊荣，他因而成为“厦大之星”，名噪一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陈嘉庚先生抗日精神的鼓舞下，黄克立尽管新婚燕尔，毅然放弃平静的生活，离开厦门大学，满怀一腔热血投入到社会大熔炉里。 整个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几年里，黄克立在政界真是尽心尽责地工作，时时想着为国为民做一点实事，为振兴中华出一点力。可他在宦海生涯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国民党的卖国求荣和腐败无能痛恨不已。他黯然神伤，美好的愿望破灭了，失望了，毅然决定弃政从商。 (二) 1948年，已近不惑之年的黄克立，携夫人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离开家乡蛰居香江，尽管事先还没有策划好从何着手，但投身商海闯一番事业的决心是下定了。他想，自己在大学里学的是经济专业，在厦大读书期间认识不少南洋富商子弟，他们中不少人在商场上很有作为，不得意时可利用这些关系来发展自己的事业，总能闯出一条生路来。 黄克立甫抵香港，即被陈嘉庚先生得悉。他应陈嘉庚先生之邀，出任陈氏所办的集友银行董事兼副经理。黄克立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组织领导能力，一踏进银行业，真可谓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很快掌握了银行的全盘业务。1955年，他通过同学的关系引进了南洋资金，主持成立了海外信托银行，并出任副董事长；接着又参股成立工商银行，被推举为副董事长兼常务董事；不久，又应邀兼任沃印集团及澳门国际银行副董事长之职。就这样，他在银行界一干就是几十年，似新星升起，在香港金融界乃至海外备受瞩目。 现在，黄克立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关注着香港、内地和国际金融业走向，对有关金融业问题研究甚深，而且见解独到。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造访时，对在金融方面的提问对答如流。记者问，香港有一个说法，银行多过米铺，人们有褒有贬，黄老的看法如何？这正是黄克立从事和研究几十年的问题，他答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竞争才有进步，每一间银行的开设，银行家都会考虑其生存的条件和利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确实有此需要，银行才会越开越多。谈到中国银行参与香港发钞问题时，黄克立兴奋地说，香港的居民99%是中国人，自己国家的银行能在香港发行钞票，哪有不高兴的，中国银行发钞第一天，银行门外排队换钞的人数之多，就可以看出民心所向。我自己也去换了新钞票。新钞设计也很好，一看即知是发自中国银行的。谈到近几年来备受争议的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问题时，黄克立认为，银行界普遍希望顺其自然，因为这种制度实施了10多年，实际上也确实发挥了作用，也没有发觉有何不妥之处，汇率一直稳定在1美元兑换7-8港元，虽偶有起落，幅度也少于1%。联系汇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牵一发动全身，不妨“照旧”。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从银行家的角度，曾多次向中央政府建议，按照香港是国际自由港，整体经济外向型的特点，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应尽量保留、健全和完善那些历来行之有效，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利的法规；对金融活动中某些不健康的现象，他希望政府有关部门邀请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意见，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制止，以维护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黄克立的这些看法和建议，是站在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立场上的精辟分析，确实是一位爱国长者的肺腑之言。 (三) 可能是在大学里学的是经济，后来又从事金融业的关系，黄克立对股市情有独钟，潜心研究，很早就投资股市，到60年代中期已成了投资股市的高手。如今，他已是耋寿之人了，仍不间断地关注着股市走向。 香港股市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风云变幻，多少富豪沉沉浮浮，可黄克立投资股市几十年，用香港的说法叫极少“撞板”，究其原因来自他的稳健，凡事留有余地的经营作风。 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虽然对金融业的方方面面都很熟谙，特别是对股市更是在行，但黄克立从不做冒险的事。谈到他的心得时，他开玩笑地说：“我的做法太保守了，在现代社会里恐怕要落伍了。”他的做法是，假如有1亿元资本，做生意最多只动用8000万，留下2000万以防不测时之需，而不像有些人用1亿元资金，做5亿元或10亿元生意。他所说的保守，实际上是留有余地，做事稳妥，不去冒险。 作为银行家，他曾担任过多家银行的高层领导，或主要的决策者，调动银行资金易如反掌，但他投资股市完全是自己的钱，从不利用自己的职务方便，调动银行的钱来谋取私利。他自己说，买卖股票是长期的投资，因而一分钱也不外求，更不用银行的钱。有人认为股市变化无常，难以捉摸，买卖股票风险太大。黄克立的看法却相反，他说，买卖股票，首先需要对股市有长期的经验和认识，对普遍的经济和金融变化有长时间的研究，密切注意走势。香港、内地、东南亚经济整体向好，所谓股灾，不过是人为因素，因为香港许多上市公司实际的资产，都高于目前的股价，有时发生一些波动，一方面是基金方面未作深入了解，而买家亦有所不知。他有两位秘书搜集剪报，每天研究香港的金融证券行情。他买卖股票的原则是：股市大跌是买入之时，股市大起是卖出之时，所以踏入股市40年有余，他还没有遇到过“困难”二字。 (四) 黄克立凭着自己的眼光和经验，加上稳健的经商作风，驰骋股市几十年，获利不菲，有人估计，他拥有的大量财富，大部分来自股市的盈利。从60年代后期起，他开始涉足实业，与嘉年地产彭国珍等人，趁物业地产低潮吸入大量物业；先后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创办了永固纸业有限公司，担任新加坡南大纱厂、亚洲保险有限公司、安全货仓有限公司、福辉首饰有限公司董事等。他在纸品包装业方面创下的业绩，使港人获利而受人赞扬。他最早创建的永固纸业有限公司，至今在香港纸品包装业仍占领先地位。 60年代后期，香港工业、加工业欣欣向荣，工业制成品日益增多，各行各业都有不少质地优良造型美观的产品，小到孩童玩具，大到各式机器和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则更多，运往国际市场的产品大增。但由于缺少精美的包装，产品质量比别人的高，售价却比别人的低得多。黄克立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很痛心，他想，“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外国消费者哪里愿意从一个单薄的甚至是破烂的纸盒中，取出制造精美的香港货。他在国外市场看到，有些商贩购进了香港产品，重新进行精美包装，再投入市场，价格甚至成倍上升，而且销路也好。他以敏锐的目光看到，纸品包装业大有可为，于是他同南洋华商合资，在香港创办“永固纸业有限公司”，并率先开拓彩盒市场，美化产品包装，大大提高了香港产品的档次，在本地、在国际市场倍受欢迎。彩盒生意十分红火，包装业蓬勃发展，证明黄克立先生判断的正确。进入80年代后，他除扩充原有的厂房外，更增加投资2000多万港元，购置新设备，使包装纸品生产质量、数量和品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 黄克立事业有成后，始终不忘母校、家乡和国家。80年代初，泉州市归还他的房产时，他即将其捐赠乡里，用作发展文教事业之用。接着他捐巨资，为母校厦门大学建筑一座会议中心。这座美仑美奂的会议中心已经落成启用，成为厦门大学的一大景观。谈到这件事时，黄克立表示，此举仅是继承陈嘉庚先生的遗风，希望海外事业有成的校友共同关心母校及祖国的教育事业。他说：“教育是强国之本，对母校、家乡、国家的贡献应从此着手。” 祖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黄克立积极协助内地发展经济，他利用自己与东南亚、欧美各国工商巨子的深厚交情，组成以投资内地为重点的香港重信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河联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和副主席，从多种渠道引资，为内地经济建设服务。 今年87岁的黄克立，历经清朝、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岁月的沧桑使老人家更加印证了陈嘉庚先生“人而无国，何能生存”的至明真理。几十年来，他不仅以自己的言行走上了爱国的光辉道路，而且对子女和后代始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管活到多么大总要死去；我们的国家才是无限的永存的，国家的存在和强盛才是我们大家要努力追求的目标。你们一定要牢记，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热爱我们的祖国，为祖国出力，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他的长子黄宜弘在国外学习工作的十几年间，每学期都要收到父亲的一封亲笔信，要他毋忘祖国，要关心和热爱祖国，要他从美国回到香港服务。在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下，黄宜弘迅速成长。以至谈起父子情时，黄宜弘总是深情地说：“我的爱国心百分之九十是父亲灌输给我的。”他希望父亲的经商之术，为人之道，爱国之情代代相传。 面对儿子的爱国行为，黄克立十分欣慰。他高兴地说：“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多做一点事情，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满足。现在宜弘还在为香港回归出力，我很高兴。我完全支持他的爱国爱港行动。只要他能把我们民族这件大事做好，替家族和个人少赚多少钱都无所谓，都值得。” 多年来，黄克立和他的子女，他们的黄氏家庭，每每慷慨解囊，帮助内地同胞救灾，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资助教育、卫生、体育等各种福利事业。前面讲的美仑美奂的“厦门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和近年来不断筹募给“希望工程”等项目的捐献，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这一切，他们又从不让传媒报道，只默默无闻地做好事。他们认为：“我们捐款，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表扬，只不过是对祖国母亲尽做子女的一点爱心和孝心，过去是这样，今后我们还会是这样。” (六) 年登大耋的黄克立，多年来一直在为香港的回归和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喊，而默默地工作着。真可谓其意殷殷，其情切切，这应了他自己的一句话：“亲中、爱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黄克立在香港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也在台湾工作和生活过，往昔真是不堪回首，香港的回归，祖国的和平统一，始终是他魂牵梦萦的大事。作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每每参加会议都要倾吐心声；每每同在台湾、东南亚和美国的老朋友聚会或通电话，祖国的统一大业总是言谈中心。有朋友问及他对“九七”的看法，他总是说，香港有自身的条件，加上祖国政通人和，经济持续平稳高速发展，国力一天比一天增强，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定会比今日更加美好，完全有理由看好香港的未来，看好整个中国腾飞而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前景。提到台湾问题，黄克立总是劝告台湾领导人，为台湾2000万同胞的利益着想，走向国家统一之路宜早不宜迟。 现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庄严时刻即将到来了，黄克立说：“从1948年起，我在香港住了48年，等了将近半世纪，才盼到了这一天，真使人感到高兴、自豪、拍手称快。”他现在日夜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在香港政权移交的最后阶段，当务之急是如何安定人心。他说，必须利用各种鲜明、生动及为港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港人包括18万公务员和为数约一两百万的专业人士，进一步了解英国殖民者的不良前科，了解旧中国的历史和新中国的现状，了解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捐弃前嫌，消除隔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最大限度地团结港人，做好消极因素的转化工作。对过去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只要改变过来，应当采取欢迎态度，这样无疑有助于安定人心，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使政权移交的任务更加顺利地完成；二是要安定人心，最关键的是发展经济，特别要重视金融、财政方面的稳定。愈近政权交接的最后日子，经济问题将日益凸现。而金融、财政，尤其是货币的稳定，与平稳过渡有密切的关系。他说，我反复考虑，在经济方面容易出的问题，包括资金流失，美元与港币的联系汇率、银行风潮、股市及房地产暴起暴跌，乃至机场、铁路、排污和填海等大型基建工程计划等问题，一定要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以金融市场来说，近年来外资参与的规模越来越大，新推出的衍生工具越来越多，投机性及风险性与日俱增，一旦出问题，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黄克立跻身香江金融界数十年，是著名的金融行家。他指出，金融财政是一门比较专门化、比较深奥的学问，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应变的对策，保持香港原有的优势和特色，包括历年来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法规和制度，并善于扬长避短，去伪存真，使金融工商各业继续蓬勃发展，社会民生不断改善，创造更多赚钱和就业机会，就能赢得各阶层港人的衷心拥护。 这些年来，黄克立念念不忘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祖国的统一大业。1996年新春刚过，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呼吁：“诚恳希望台湾当政者面对现实、认清形势，从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着想，以民族大义为重，把眼光放大一些，把心胸放开阔一些，不失时机地采取善意的、建设性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来。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血统、法统的角度来看，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台湾的前途永远和祖国大陆紧密相连，所以‘台独’之路根本行不通，任何外国势力想插手都是不能得逞的。”“希望两岸领导人坐下来谈、认真研究统一的办法，早日结束分裂的状态，使我们的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最后异常激动地说：“这既是一个87岁老人发自内心的呼吁，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本人当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尽一份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