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滨海，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乘槎浮海的历史悠久，出洋旅外也源远流长。 一、隋唐五代 据《西山杂志》记载，早在隋初，即有东石人林智惠、高逄桢“导舟”远航渤泥(文莱一带)等地；唐开元、乾符年间，林智惠裔孙林銮、林灵仙等，先后航海经商至渤泥、真腊(柬埔寨)诸国，因其“往来有利……晋海商人竞相率航海”①。如此规模的海外贸易，为晋江人出国创造了条件。 唐代佛教盛行，中外佛事往来频繁，天宝十二年(753)，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偕石匠多人，随鉴真东渡日本②；咸通十四年(873)，又有泉州僧人释智宣出国取经，在印度居住25年，遍历亚洲30余国，至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方返回南京③。 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留从效出任“晋江王”，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番国”④；留从效还“使蒲华子、蒲有良往占城，司西洋转运使”⑤。随着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侨寓“番国”的晋江商人增多。 二、两宋及元 元祐二年(1087)，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港继唐代兴起之后，日益成为海外交通贸易大港，晋江县的商业、手工业及海外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自唐末五代以来，北方战乱，中原人口不断南迁，泉州地区人口增多，人稠地狭，无地少地的农民也日见增多。因此，宋代晋江人出洋经商、谋生乃至旅居国外者，屡见于史籍。 至迟于北宋时晋江籍华侨即已出现，“大中祥符二年(1009)，安南人共推闽人李公蕴为主”。李公蕴，祖籍晋江东石李家港，早年随兄李淳安经商并侨居安南，曾任安南国殿前指挥使，后“创立安南李氏王朝”⑥。 《宋史·高丽传》记载，北宋间，高丽“王城(今开城)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据《高丽史》所载，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五年(1015－1090)，晋江人远航高丽达19起，近500人次，其中不少人定居高丽而成为华侨。其中有姓名可考者：大中祥符八年(1015)欧阳征、天圣元年(1023)陈亿、元祐三年(1088)刘戴以及林仁福、黄文景、黄慎等20多人。 南宋时期，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这不仅使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进入鼎盛时期，并导致晋江县人口急剧膨胀，土地愈加迫狭。于是，晋江民众出洋谋生者不断增多。 13世纪，泉州人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文，迎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⑦。宋宝庆元年(1225)，祖籍安海的陈日煚(陈煚)，又登上安南王位，建立陈氏王朝⑧。可见宋时晋江人旅居越南者已不在少数。 宋景定甲子年(1264)前，泉州判院蒲公及其子应、甲曾分别奉使渤泥、占城等地⑨。1972年，文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方汉字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 随着海外通商的发达，晋江县磁灶吴氏先民“泛海传艺者多人”⑩，有的还远赴日本经商(11)。此外，朱聪、郑庆等水上起义失败后，余部及受牵连者多逃亡海外(12)。宋末元兵入泉，晋江县民众纷纷出海逃难，避居菲律宾、爪哇、文莱等地(13)。 元代，晋江县治所泉州曾一度升为“行省”，泉州港更跃居世界最大港之一，海外交通空前繁荣，晋江人出洋侨外随之大增。当时，晋江县对外交通贸易达90多个国家和地区(14)。“自泉州发舶，一月可到”的爪哇，“与中国为商，往来不绝”(15)；爪哇东面的古里地闷(今帝汶岛)，“昔泉之吴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16)；地处海交要冲的“龙牙门”(新加坡)，“通泉之贸易”，“男女兼中国人居之”(17)。 元初曾多次对外用兵，1293年，元军从泉州港开航，出征爪哇，晋江县不少船工、水手被征入役。军至勾栏山(加里曼丹西南的格兰岛)，“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什而居之”(18)。元末，泉州战乱。县民不堪其苦，相率逃洋。据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史籍记载，“旧港，即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爪哇……其国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一等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泉州人下海者，逃居于此”。 如此众多的“漳、泉州人”移居南洋诸岛，或因经商而留居，或因谋生而流寓，不少人则因躲避军役、战乱而“逃居”。由宋及元，晋江籍的海外侨民已有相当数量，其分布从东北亚至南洋群岛各地，而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越南、文莱、印尼等当时海交贸易较发达的地区。 三、明清时期 入明以后，明王朝实行“海禁”，泉州市舶司初被限制海交范围只准通琉球，后被取消机构设置(移福州)，晋江县的海外交通大受抑制。然而，“海者，闽人之田也”(19)，人多地少、历来以海为生的晋江人冒死出海者仍不在少数。虽然泉州港已衰落，安海港的私商出洋却一直十分活跃，“安平镇独矜贾……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归……以异域为家”(20)。成化年间，邻近的漳州月港崛起，成为“闽南通番”的集散地，“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21)。 郑和7次下西洋，或航经闽海，或直接从泉州港启碇，不仅促进中外友好往来，也促进晋江县商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郑和船队曾到过吕宋、苏禄等地，其后，本县及闽南人民旅居菲律宾群岛的日渐增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22)。尤其“漳泉人多往焉”(23)。 “郑和使婆罗(文莱)。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24)。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船队从泉州出发，晋江县的蒲和日被聘为通事(翻译)，许多人受雇为火长、船工及其他勤杂人员，还有的则随船队前去南洋经商。 明代中后期，赋役苛重，土地兼并加剧，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开始萌芽，进一步刺激晋江县民众出洋营生。与此同时，倭寇骚扰之患更使晋江人民惨遭荼毒，因而纷纷浮海逃生。大仑《蔡氏族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据安海黄、陈、颜等10姓11部族谱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侨外者即达66人。此外，还有因灾荒或吏治腐败而被迫出洋者。1607年前后，金井坑西村大饥荒，150多人相继出逃外洋，谋求生路。 终明一代，晋江籍华侨已经大量涌现，足迹遍及日本和南洋各地，而逐渐以旅居菲律宾群岛者为多。 下表是陈、黄、颜、柯、蔡、洪、吴、王、高9姓14部族谱中所显示出来的明代晋江人的出国情况： 晋江人大量出洋是在清代，曾出现几次高潮。 清初，郑成功先后驻守晋江沿海及金、厦、台湾以抗清。县民随之者众。为隔断郑成功部队与沿海人民的联系，清廷先后实行“海禁”、“迁界”政策，晋江沿海乡镇深受其害，不少人离乡背井，奔走海外谋生。《安海志》载，“丙申(1656)毁镇”、“辛丑(1661)迁界”之酷举，使“安海鞠为茂草，海港沦为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其间有素贸于海者，相率辗转流寓南洋一带，以谋生路，而为后之侨商”。龙湖前港《温陵钱江施氏族谱》载：“施氏族人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金井李氏族谱》云：“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南弟北……奔走吕宋外夷”。 康熙年间，海禁稍开，厦门港兴起，晋江民众出洋谋生乃至侨居海外者随之继续增加。安海灵水村2份吴氏房头族谱记载，自康熙后期至道光年间100多年中，即有200余人出洋谋生。道光元年(1821)，即新加坡开埠第三年，晋江人第一艘帆船自厦门驶达新加坡，是为晋江人移居新加坡之肇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社会经济凋敝，劳动人民大量出洋，又一次形成了出国高潮。安海灵水村215户人家在高利贷重压下，70多户被迫出洋谋求生路；陈埭海岸崩塌，农作物连年歉收，广大农民被迫渡洋；霞美村盐埕毁坏，盐民无以为生，不得不离开家园，谋生异国；马坪、茂亭一带的“林股”械斗长达50年之久，无辜群众纷纷出洋避难，仅前仓村24户即有16户18人远走菲岛、印尼等地。 清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明令废除出洋禁令之后，晋江有不少商人寓外而成为华侨。东石蔡树叶经营的蔡玉记号航运业，海禁废除后即向南洋群岛发展，后侨居异国。现其子孙定居新、马、菲等地者近200人。 早期出洋的乡侨，素有携亲牵友的习惯。“降及明清(吴氏)族人相继乘槎浮海者，络绎不绝，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于是父挈其子，兄率其弟，接踵而至，居斯食斯，以生以养。迨逊清末时，族人旅菲者数以万计，工商学贾，各从其业”(25)。清末，安海西溪寮蔡德浅少时往菲，当蜡烛业杂工，后经营蜡烛厂，富甲晋南侨乡，西溪寮与漳州寮两村由他牵引往菲者达70%以上；亭店村杨孙獭、杨嘉种父子在菲经营土产业，行、店30余处，且购置轮船定期川走厦门，在菲设有“浪帮”(寄居)处所供同乡“新客”食宿，月发零用钱6元。于是，全村往菲者达600余人；树兜村蒋备球往印尼当华工，期满后艰苦创业，成为巨富，牵引村人到泗水谋生者达千人。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加紧掠骗贩卖“华工”(即所谓“猪仔”、“苦力”)，“猪仔出洋”一时成为晋江人出国的普遍现象。据统计，1847年至1853年3月，由厦门出国的华工有12261名(26)；而1880年至1909年，由厦门出国的本省移民达2107012人，平均每年高达7万人(27)。咸丰二年(1852)，一艘英人雇用的美国“罗伯特·包恩”号轮从厦门运走华工，其中在八重山岛上岸的380名华工中有郭从、蔡德等125名晋江人(28)。安海颜文卿等人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客头”引带，搭火轮到厦门转往印尼当华工；树兜蒋既淑、蒋备球前往印尼泗水当华工；青阳庄笃坎从厦门乘船往新加坡谋生，不幸被当地人贩劫掠，施加酷刑，迫当苦力，欲贩往苏门答腊烟草种植园，幸为闽商陈天赐所营救。 清代晋江籍华侨比明代明显增加，而且以旅居菲律宾为多。前页是从上文所举的9姓14部族谱中统计出的清代晋江人出国情况。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自民国初年至30年代，民众“走土匪”、“逃壮丁”成为闽南侨乡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青年因此而远避海外。1923年，金井坑西村居民不堪军阀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80%以上被迫出走他乡，不少人则逃往南洋谋生。彭松涛在《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中称，晋江人到新加坡数量最多的时期，正是“走土匪”和“逃壮丁”的二三十年代。仅石狮钞坑村“因逃避壮丁”而往菲者就达40余人。 当时还有不少为避难而出洋的革命志士。辛亥革命时，安海蔡忍带头拆毁清政府地方衙门，翌日出逃海外；安海陈清机因参加辛亥革命被通缉而逃往日本；池店归侨李昭秀原在晋江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被捕，后只得重返新加坡；安海陈再兴1931年因组织“反日会”被当局通缉而避居菲岛；陈庭标、蔡振声等人也都因参加革命遭受迫害而出走吕宋。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归侨返回侨居地重操旧业。同时，因国民党挑起内战，迫使许多新移民出洋谋生。厦门《星光日报》记载的1947－1948年由厦门出入国境的福建华侨人数统计表，可作为当时晋江人出国情况的参考(见下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人民大规模出国谋生的国内因素。同时，南洋各国相继取得独立后，当地政府实行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因此，从总体上说，大批出国的现象已基本结束，但政府仍然允许归侨、侨眷出国探亲或定居。因此，晋江县仍有一定数量的居民和归侨陆续出国。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晋江县有一部分居民以游历探亲身分及以学生的资格相继出境；还有少数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及上层人士，由于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而出走海外。例如，1947年至1952年间，以观光探亲名义入菲者有2745人，以学生资格往菲者有1500人(29)，其中多数为晋江籍人，仅石狮一带就有3000多人以游客、学生的身分进入菲律宾(30)。原国民党第325师师长吕省吾，立法委员、晋江专员公署督察专员黄哲真，社会名流洪天送，石狮镇镇长王幼邨等人，都是在这期间转途前去菲岛的。 50年代以来，仍有归侨、侨眷陆续出国探亲、接业而客居境外。据县公安局统计，1953－1965年，出国人数为9636人；1976－1986年，出境人数为16965人。他们中一部分人已获准进入菲律宾、印尼(个别)、美国、加拿大等国定居；另一部分人则因未获移民签证而滞留香港、澳门，成为港、澳居民。此外，尚有不少晋江籍港澳同胞的子女，前往欧美及日本留学而定居当地，成为新一代移民。参见前页。 注释： ①⑤(13)见蔡永兼《西山杂志》。 ②童家洲：《泉州华侨历史略论》，载《华侨史》第一辑；林金川：《泉州与日本的文化因缘》，载《泉州学刊》1987年第1期。 ③蔡力哲：《晋江地区华侨史拾辍》，载《华侨史》第一辑。 ④刘继宣：《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5年版。 ⑥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⑦洪迈：《夷坚志》。 ⑧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⑨庄为玑：《文莱国泉州宋墓考释》，载1991年1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⑩《磁灶吴氏族谱》。 (11)《宋史》。 (12)泉州《华侨史》第三辑。 (14)(16)(17)(18)汪大渊：《岛夷志略》。 (15)周致中：《异域志》。 (19)(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20)李光缙：《景壁集》卷四。 (22)《明史·吕宋传》。 (23)何乔远：《名山藏》。 (24)《明史·吕宋传》。 (25)《旅菲让德堂宗亲总会70周年纪念特刊》。 (26)吴凤斌：《契约华工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7)厦门海关《关册》。 (28)日本冲绳县《历代宝案》第二集，第192卷。 (29)刘芝田：《中菲关系史》。 (30)《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