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至19世纪初，散居东南亚各地的晋江籍华侨多数是出卖劳力的种植园工人、垦殖农民、手工工匠、小商贩和“契约华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华侨经济的发展时期，除手工作坊主和零售商明显增多外，在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烟草、制糖等方面的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情况发生了变化，华侨经济曾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某些行业和地区仍有所发展。60年代以来，华侨绝大多数加入和取得侨居国国籍，成为当地公民，华侨经济成为华人经济，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华侨华人经济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拥有巨额资本、跨国规模和现代化设备的大企业家、大财团。 一、菲律宾 菲律宾是晋江籍华侨最为集中的地方。菲律宾晋江籍华侨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之后，在经济事业上取得不少成就。 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菲律宾的晋江籍华侨多数为小商贩和手工工匠，二者约占总数的70%。小商贩主要经营零售商业，贩卖肉类、禽类和其他食品；手工工匠则多数为裁缝、鞋匠、理发匠等。从事农业、园艺、渔业和受雇为店员的约占总数的20%强，他们在当地开垦荒地，种植稻麦、蔬菜，饲养禽畜、捕捉鱼虾，供应市场需要。较具资力的商人约占10%左右，其中经营丝绸、陶瓷等中国货的商人仅占L－2%。 1804年西班牙殖民当局通令华侨工匠迁出“巴利安”市场，他们有些便转而经营手工业作坊或从事小零售商业。1880年殖民政府废除烟草垄断和酿酒专利法律以后，华侨经营烟草业迅速增长，并开始创办酒厂和碾米业。至1891年，华侨在菲律宾群岛的经济活动已开始转向在当地推销商品和收购土特产。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晋江人定居于菲律宾，便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聚居和经济活动区域。因而以福建人(晋江人居多)为主体的华侨经济开始逐步形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华侨的经济力量有所增长，职业结构也有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晋江籍华侨主要经营零售商业和手工作坊。零售商业以小杂货店(即菜仔店)、叫卖商贩和摊挡商贩为主。据1940年马尼拉“菜市摊商联合会”调查统计，马尼拉市内10大公共菜市场中的“华侨摊商”共854家，摊位2765座，华侨雇员2159人，其中晋江籍华侨经营者占70－80%。手工作坊主或小型工厂主多数系由手工工匠发展而成。另外，一些较具资力者则开始经营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等业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籍华侨的经济事业在各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在进出口业、航运业方面，亭店村人杨嘉种的“洽成行”除在马尼拉设总行外，还在萨马、莱特、宿务、明达脑等地开设30多个分支行，购置大轮船“孙獭号”(“孙獭”是杨嘉种父亲之名字)、“仙厘龟叻号”及小轮船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运业的先驱。永宁人施光铭的“泉益行”拥有“捷益号”、“万益号”、“同益号”、“莱特号”等多艘轮船。晋江人郑焕彩的“郑正益行”，其“航业部”也自置轮船5艘。一般进出口商行也都备有小轮船或帆船。在木材业和建筑材料业方面，李清泉的“成美木业公司”最为著名。1907年，李清泉接手其父开创的“成美木业公司”后，锐意进取，不久即把该公司发展成为从造林、采伐、制材到加工、销售出口的联合企业体系，资本达1100万比索，被誉为“木材大王”。龙湖西吴人吴克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未经采伐的森林后，遂与当地政府订立采伐条约，并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随后即集资买机器、设锯厂、购轮船，大规模采伐经营，成为华侨木材业之翘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人吴清流的板材厂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之一。金融业方面，晋江人李清泉、邱允衡与南安人黄奕住等人于1920年发起创办的“中兴银行”，是菲律宾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最初只有290万比索资本，到1937年资本已达2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和欧、美、日设立通汇机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毁于战火，1945年7月复业，现已成为华商大银行。稍后金井围头人吴道盛创办的“建南银行”，金井塘东人蔡文华创办的“太平洋银行”，也都有一定规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华侨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如下：劳动无产者(包括工人、店员、职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出卖体力的劳动者)占40%；小资产者(无雇工的零售商，包括菜仔店和饮食店)占42%；中产阶级(拥有店铺或小型工厂、作坊和少数雇工)占10%；资力雄厚的企业家(经营大型工厂、商行、进出口贸易、庄园等)占3%；失业游民占5%。 菲律宾独立后至60年代前期，菲律宾政府实施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华侨经济受到极大打击。对晋江籍华侨影响最大的是菜市、零售、米黍等行业。以零售商店来说，1954年闽侨(大部分是晋江籍华侨)所经营的各类零售商店有20268家，到了1964年已停业9100家，到80年代，这类商店已不足3000家。 60年代后期，马科斯总统执政后，对华侨经济采取限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华侨华人经济有一定的复苏，某些行业则有所发展。很多晋江华裔青年创办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比过去更具规模。如宿务施维鹏(龙湖籍)的“白金楼”、马尼拉施至成(龙湖籍)的超级市场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在钢铁、烟草业等方面也同样有所发展。较具规模的钢铁企业有3家，其中庄清泉(青阳籍)的“阿波罗钢铁厂”总资本达1-5亿比索，为菲律宾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陈永栽(青阳籍)的“福川烟厂”生产的中档香烟，一度占菲律宾的70%；他经营的年产18万头肉猪的“福牧养猪场”，为菲律宾最大的现代化养猪场。在航运、渔业方面，张清波、林荣瑞(晋江籍)拥有100多艘轮船，其中配备有现代化灯光捕鱼电视监控设备的有三四十艘。陈本显(晋江籍)的化工集团为菲律宾最大企业之一。姚荣辉(内坑籍)生产的自行车、摩托车轮胎占全菲同类产品50%以上。 70年代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有很大改变，华侨华人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据日本1973年的《东南亚要览》统计，菲华经济在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为：商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占40%，碾米业占80%，纤维纺织业占60%，木材业占50%，烟草业占70%，金融业占30%。华人资本占菲律宾产业资本投资总额的36%。另据菲律宾《世界日报》公布，80年代中期，菲律宾5家资力最大的企业分别为：西班牙人、科·阿基诺的兄弟和3家晋江籍华人，即陈永栽(青阳籍)、吴光伟(坑东籍)和施至成(龙湖籍)经营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菲律宾13家闽籍华人银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占有8家，其中有的已成为跨国银行。如蔡文华(金井籍)的太平洋银行，陈永栽(青阳籍)的联盟银行，李世伟(金井籍)的中兴银行，高祖儒(石狮籍)的交通银行，施维翰(龙湖籍)的远东银行，李南文(安海籍)的安全银行和乔治施、吴国藩(坑东籍)的首都银行。 至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晋江籍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占25%，小资产者占45%，中产阶级占25%，大企业主为5%。 二、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晋江籍华侨大多集中于爪哇、棉兰，尤以东爪哇为多。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后，除一部分充当蔗园苦力的华工外，多数晋江籍华侨从事小摊贩、肩挑小贩、亚弄店(即零售店)、咖啡间(饮料铺)等行业，另一部分被雇为店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的零售、土产、食品、杂货等经销和制糖、碾米、榨油、卷烟、咖啡等加工业都有较大的成就。安海灵水人吴河水的咖啡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他的“延泉陵”在泗水埠是颇有名气的咖啡出入口商号。另有为数不少的晋江籍华侨由这段时间经营亚弄店、咖啡间、豆腐厂或土特产收购发展到19世纪20年代成为中等资产者。仅安海灵水村籍华侨就有10多家由零售商发展为二盘商或头盘商，该村的吴金箴经营的“加里马斯汽车运输公司”，也是在这期间得到发展的。 20年代末，殖民当局对华侨经济实行限制、排挤政策，晋江籍华侨大部分仍然从事小商贩和零售商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在印荷政府统治时期，据1930年的人口调查统计，175241名福建籍华侨职业结构的比例大约为：初级产业为13-9%，手工业为15-4%，运输业为3-7%，商业为57-7%，自由职业为1-6%，公务人员为0-7%，其他为7%。晋江籍的华侨华人大体相似。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在最初8年间，华侨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不少晋江籍华侨在经济上也获得较大进展。罗山英塘的翁悌期此时开始进行金融、土产贸易、糖业等方面的多元化经营；罗山佘店村的陈金瑞在泗水经营烟草业，50年代初代销“234”牌香烟，先后在印尼几个大城市设立分店。 1953年7月，印尼政府全面推行输入商“堡垒政策”，给原住民进口商40%的外汇优待。此后，又陆续推行《碾米厂印尼化条例》、《非印尼人企业登记条例》、《外侨结束县以下零售商条例》等。这一切使华侨经济受到沉重打击，13万华侨被迫离开印尼，破产者比比皆是。晋江籍华侨也不例外，如安海、泗水烟草代理商吴我炎即在60年代初移资香港。 1967年6月7日，印尼内阁第37号法令《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颁布以后，印尼政府对华侨华人资本放宽限制，加强利用，华侨华人经济又逐渐获得发展。晋江籍华侨华人在土产收购、岛际土产贸易、国际贸易、种植业、食品工业等方面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1974－1980年，印尼出现限制华人经济的短期反复，华侨华人资本再次外流。1984年，总统第29号决定书取消1980年第14号总统决定书使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提法，将华人资本视为民族资本，华侨华人经济又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经济上又有了长足进展。翁梯期经营地产、银行、土产、糖业、饼干等行业的集团公司已成为印尼较著名的跨国公司。祖籍安海的颜期宝于50年代初前往泗水经商，已发展为拥有数十个店面的电器商，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祖籍罗山的郭文梯经40多年奋斗，发展成为一个跨国富商，在雅加达拥有数家饼干厂，并在菲律宾、台湾、香港开设数家饼干厂、一家钢铁厂和一家贸易公司等。祖籍磁灶的吴桓枢于1977年由香港前往泗水承接产业，现经营碾米厂、饲料加工厂、汽车运输和橡胶、化肥贸易等业，成为泗水著名华商。陈金瑞于1965年迁居新加坡，开中成药行，从事药品进出口业。但他的主要生意仍留在印尼，除总代理“234”牌香烟外，主要经营藤条等土特产贸易，还与祖籍泉州的吴世传在泗水合资经营地产，在巴厘岛开设沙丁鱼罐头厂、鱼粉厂及水产养殖场等。 三、新加坡 早年前往新加坡的晋江籍华侨多数为估厘工，包括船工、搬运工、店员和散粗帮工；次为财副(即记帐员)和总铺(即厨师)。晋江属估厘工人数众多，估厘间达五六十间，著名而留下史迹的有泉晋发、泉协轩、泉菌江、泉碧江、泉声、仁和轩等。 20世纪初期，部分晋江籍船工开始驾驶舯舡(小船)在小坡美芝路海边、梧槽河和加冷河一带为商家载货，形成了水上运输业中的舯舡业。同时，出现了少数商人，如大建筑商莆志来。1941年，晋江籍华侨商人已经开设了十多间商店、行号，如橡胶商洪肇闪的源和号和洪宝植的厚源及四美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在经济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资力雄厚的晋江籍华人逐渐崛起。祖籍陈埭的黄朝员拥有4家颇具规模的船务、船业贸易公司，企业属下有3个码头货仓，20余艘远洋运输船；同时还投资地铁业和地产业，并在日本与人合营7个码头货仓，在香港也设有公司。祖籍东石的蔡世柑、蔡锦淞父子拥有7家颇具规模的独资、合资企业，经营土产杂货进出口贸易和机械等业；蔡锦淞还与人合资经营房地产业，在文莱建造了160幢高级组屋出租。祖籍石狮的陈植佩开设了文兴引擎制造厂、凤梨厂、储运公司等系列企业。 四、马来西亚 古代马来亚的晋江籍华侨不多，多从事商贸、农、渔及采锡等业，少数人曾在吉兰丹开采金矿。 近代，晋江籍华侨在马来亚多从事开荒垦殖业、锡矿开采业。20世纪初期，橡胶种植业兴起之后，不少人经长期积累成为中、小胶园主，或贩卖杂货、收购土产的小商贩。池店人李金粥于1880年前往柔佛州，初为工人，经数十年积累资金后，投资开发了157依葛(英亩)的橡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江籍华侨的经济实力渐增，除了锡矿和橡胶种植业外，还开设了不少米店，米绞(碾米厂)、杂货零售和土产收购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殖民资本对马来亚橡胶种植业的大量投入及对橡胶需求的减少，世界橡胶价格大幅度下跌，不少晋江籍华侨靠借贷投资的小胶园破产。1922年8月，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小胶园实行限制，英国、印度资本的大胶园迅速增多，华侨橡胶业受到沉重打击，晋江籍华侨的中小胶园几乎破产殆尽。 1925年，橡胶价格回升，华侨资本开始了投资大胶园的热潮。安海梧山村人苏紫听、苏承球于是年与王景成、许平等人合资创办大同树胶公司，开始了一代工商、金融巨子的发展历程，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又有不少晋江籍华侨的中小企业倒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亚华族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并逐渐向多元化经营迈步。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允许华人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晋江籍华人的经济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苏承球于1946年把大同树胶公司改组为苏承球有限公司，同时又投资金融业、地产业。嗣后，又与其兄苏紫听集资于槟城、吉隆坡创办南方银行，苏承球任董事主席，苏紫听任副董事主席。此外，郭奕炉与李春德在经济上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按种族比例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对非马来人实行多种限制，华人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不少企业、商店倒闭，华人资本开始外流。因此，华族社会对经济体系和经营方针进行调整，华资股份制控股公司和金融、信贷、银业公司纷纷成立，同时也建立了不少股份企业集团。 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若干调整，取消对中小工厂种族资本、雇工、经销、出口等方面的限制，给小型工业一系列奖励。华资中小型工厂获得了活力，华人经济开始好转。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著名华商逐渐出现。已故银行家苏承球的次子苏敏担任南方银行董事主席、合众银行副董事主席、南方集团董事主席等。南方集团为马来西亚大型集团之一，有10多家骨干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金融、屋业发展、纺织厂、针织厂、制衣厂、面粉厂、纤维工业、电池厂、酒店等。祖籍东石的郭奕炉于1924年南渡霹雳太平，经数十年奋斗，现拥有源顺兴机构集团，属下有7家主要公司，经营投资、信贷、屋业发展、油脂工业和碾米厂等。祖籍池店的李春德于1934年往古晋从事土产贸易，现已创办有古晋李永芳公司等4家大型企业，拥有大小轮船数十艘，成为东马航运、地产、进出口商业巨子。 此外，祖籍晋江的马来西亚华人还建立了一些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如仁和控股(合资)、蔡世举控股、张毓津父子控股、蔡尤河父子控股等有限公司。80年代末，晋江籍华人投资经营的行业包括金融、信贷、种植、锡矿、屋业发展(房地产)、船务、运输、出入口贸易、食品工业、酿酒、旅游、电器、饲料、食油、糖、石油、化肥、农药、农具、土产收购(包括橡胶)、烟草、渔业、木业、建筑材料业等。 五、其他国家 在晋江籍华侨、华人分布的50多个国家中，他们的经济实力较强的还有美国、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 (一)美国 早期旅居美国的晋江籍华侨多为华工，契约期满后多开餐馆、洗衣店、小杂货店，以及当缝衣工、建筑工、理发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有旅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晋江人前往经商。至60年代，晋江籍华侨的职业范围已相当广泛。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华人多数受聘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医院，以及从事各种工商活动。这些受聘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得过学位的华人。 8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几位祖籍晋江的较著名的工商业家。祖籍罗山的王思荣，在夏威夷和旧金山分别经营大型的士TROPUOL 出租公司和现代化化工企业SUNTRIPS公司，该化工企业实验室拥有来自7个国家的数十名研究人员。祖籍安海的王震(王家骏)在洛杉矶主营亿万实业投资公司、王震财经咨询公司。祖籍金井的蔡实鼎主营洛杉矶方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弗斯特市假日大饭店、圣马刁威斯顿大饭店。祖籍石狮的柯长山创办洛杉矶GORGE设计公司，主营生产及销售玻璃器皿及玻璃制品、服装、人造革包袋。祖籍石狮的林荣勋主营洛杉矶CORGE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日用化工洗涤用品、化妆品及其他精细日用化工产品。祖籍池店的黄世惠1983年在加州硅谷购下制造电脑磁碟的高智公司和生产电脑用微膜磁头的格致公司。祖籍金井的李昭进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创办宾士顿地产企业有限公司的实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国金融界中晋江籍华人金融企业主要有：建南银行，祖籍金井的吴振声任董事长，总行设于旧金山，在旧金山华埠、屋仑及关岛设有分行；美国加州银行，原为周旭东等于1972年在洛杉矶创办，1987年由祖籍永宁的菲律宾华商郑周敏家族接办；世界华商银行，1981年由祖籍石狮的日本华商蔡明裕创办于洛杉矶；大洋银行，由祖籍青阳的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家族创办于洛杉矶，现任董事长为祖籍青阳的陈永杰。 (二)泰国 古代旅居泰国的晋江籍华侨多为商贩、船工和制瓷、造船的工匠。明末清初，晋江人移居泰国进入鼎盛时期，不少移居泰国的晋江籍华侨从事中暹贸易。他们在泰国收购稻谷加工成大米后，用船运回厦门、泉州、安海等地销售，使暹罗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1819年，清政府开始限制泰国华侨驾船前来闽粤沿海，晋江籍华侨在泰南(部)多从事采锡、冶锡业。 19世纪中期，泰南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晋江籍华侨从事橡胶种植业。橡胶种植业和采锡、冶锡业成为泰南晋江籍华侨的主要职业，次为工匠和土产杂货商贩。在曼谷及其他地方的晋江籍华侨则大多以商贩和工匠为业。 20世纪，泰国晋江籍华侨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发展。至30年代后期，出现了少数较具实力的华侨商人，如从事橡胶收购和出口业的安海籍华侨苏廷芳，他开设的和盛栈出入口行已颇具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国政府垄断了大米出口业；1953年又实施《国营企业法》。不少华侨商人放弃传统行业，投资创办工厂。祖籍石狮的陈植津及苏廷芳等较著名的晋江籍华侨商人开始崛起。60年代开始，一些旅居香港的晋江人前往泰国投资，使晋江籍华侨在泰国闽南籍华侨中的经济地位有了较大提高。70年代后期以来，泰国晋江籍华人的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开始出现少数著名的企业家。祖籍石狮的陈德树于1960年经香港前往泰国，1986年其父陈植津去世后接掌文兴企业集团，在泰国拥有10多家大型企业，主营凤梨罐头生产、房地产投资、机械制造、旅游饭店；同时投资金融业，是曼谷银行和泰国多家银行的董事和主要股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银行也拥有股份，并办有企业。祖籍金井坑口村的蔡志伟，1965年从香港移居泰国，20多年来与其二姐夫丁政曾等人先后创办了10多家企业，其中太平洋金融、开源棉纺、美国玻璃纤维均为泰国著名大型企业，其他企业也颇具规模。其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证券、国际贸易、房地产投资、合成纤维厂、石油化工企业、棉纺厂、塑料制造、成衣厂、饲料厂、水泥厂和建筑业等。祖籍安海的苏国世于1975年其父苏廷芳去世后接掌家业，在其弟国材、国富、国全共同努力下，现已拥有8家大型企业，经营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橡胶种植、橡胶制品、味精厂、旅游饭店、建筑、汽车制造等业，其中和盛栈出入口贸易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均设有分公司。 (三)缅甸 古代旅居缅甸的晋江籍华侨人数不多，多为小商贩、手工工匠和艺人。19世纪中期开始，聚居土瓦、丹老一带的晋江籍华侨渐多，他们以米谷收购加工贩运、开采锡矿、收购燕窝和捕鱼为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紧邻的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进行中缅贸易，把大米(包括燕窝等土产)运回泉州销售，使仰光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经过长期积累，不少开采锡矿的工人和收购燕窝者逐渐迁往仰光一带，当零售商兼土产收购商。至20世纪30年代，半数以上的晋江籍华侨成为商人和小商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缅甸期间，晋江籍华侨几乎全部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几年间，华侨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60年代初，晋江籍华侨已拥有一些较大的商店和中小型工厂。 1963一1968年，缅甸政府实施国有化计划，第一次废大钞，1967年6月开始进行反华排华，华侨经济多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1987年以后，缅甸政府欢迎外商前往投资，华商也获准从事出入口贸易，华人经济开始日益好转。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一些稍具资力的晋江籍华商，如祖籍金井塘东村的蔡乐格、蔡作安，祖籍安海下洪村的李益华、李明坎等。 (四)越南 古代越南的晋江籍华侨以垦荒者、手工工匠和商人为主。垦荒者逐渐转化为小农园主和雇工；手工工匠多从事制瓷、造船、建筑、木工；经商者多兼航商，他们将中国的日用商品运往越南销售，收购当地的米谷运回闽南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江籍华侨从事的职业范围逐渐扩大，经营行业包括农业、渔业、水陆运输、木业、金融业、米谷业、纺织业、土产收购、杂货零售等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济受到破坏，战后获得恢复和发展，少数晋江籍华侨商人的经济事业取得了较大进展。安海人龚纯礼早年旅居越南海防，经营米绞业、运输业，此时已拥有海防约为半数的火车车厢。石狮人王金锭在西贡创办金城银行，并投资工业，后还置有直升飞机，成为越南著名的银行家和巨商。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越南华侨经济开始了现代化、多元化的进程。1975年越南统一前夕，南越的一些晋江籍华商开始移居法国和其他国家。王金锭在1974年拍卖一切财产，携一子移居法国，另两子分别移居香港、美国。晋江籍华商杨朝坤事先将经营的经济事业转往曼谷、新加坡、马尼拉、旧金山等地，也于1974年离开南越。 1975年越南统一后，在经济国有化、社会主义改造中及1978年3月开始的反华排华浪潮中，越南华侨华人经济遭受惨重打击。1986年10月，越南政府颁布新经济政策，承认华人与越南人拥有一样的权利。1989年元月，越南政府全面调整政策，鼓励华人引进资金，搞活经济。不少外逃的老一辈华人返回越南，越南华侨华人经济迅速恢复。南越的晋江籍华人经济已颇为活跃；中越、北越的晋江籍华人经济也有所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