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由于得不到祖国的保护，身处异域的海外华侨备受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歧视、压迫。为了谋求生存，他们组织起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和纽带的各种社团，以期守望相助，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南洋一带早期闽籍华侨的社团组织是以寺庙活动形式出现的。由华侨捐建的寺庙，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当地侨胞宴聚联谊、丧葬祭祀、调解仲裁、公断是非的地方。 后来，随着出洋定居的华侨日益增多和华侨经济事业的发展，秘密会党和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宗亲会、同乡会，以业缘为纽带的同业行会(后发展为商业总会)相继出现。 一、慈善组织 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的前身是1873年成立的甲必丹属下的华侨服务机构。该机构除了慈善事业以外，还涉及华侨社会的商业事务、华侨教育，以后成立的马尼拉中华商会、华侨教育会都是从该机构发展而成的。最早的华文学校——中西学校就附设在这个机构内。 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废除甲必丹制度，华侨医院、华侨公墓等管理权暂归清政府在菲总领事。后来，第二任总领事黎荣耀有感于难以应付医院、公墓等的管理，遂提倡组织华侨善举公所。华侨社会为此推选24名有名望的工商界人士担任董事，于1900年正式成立华侨善举公所。1906年，华侨善举公所改组，并脱离领事馆成为独立组织，在改组后的15名董事中，闽籍华侨占12人(其他3人为粤籍华侨)。晋江永宁人施光铭任第一届总理。1907年，美国殖民当局宣布要没收民间公产，善举公所之华侨义山也在没收之列。总理施光铭向驻菲总领事钟文耀据理力争，上诉交涉，幸得保存。 此后，善举公所的职员多数为晋江籍华侨。如第73届中即有董事长施性水、副董事长林为白、外务李焕彩、医院主任蔡联发、回华(资助贫侨回国)捐股主任吴世霖、义山股员施家罗、月捐股员杨金指、法律顾问高祖川等10名晋江籍华侨，占董事会17名成员的60%(余者南安县2人、厦门2人、广东3人)。1964年，晋江池店人李俊峰任善举公所第87届董事长，他积极整顿和建设所属各部。以后继任者李其昌、庄清泉、李世杰(均系晋江籍华侨)亦都致力于此，使其达到顶峰。而李俊峰历任该公所87届至100届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外务、名誉董事长和终身行政总理等职。华侨善举公所历经百年持续发展，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东南亚慈善社团之冠。 印尼成立较早的慈善福利机构有1729年的“养济院”，1865年的“总义祠”，1876年的“文献堂”和1895年的“福寿会”等，这些组织帮助华侨办理丧葬、救济孤贫病残，是印尼华侨社团的雏形。 “缅华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于1937年，1952年改名为“华侨救济委员会”，是缅甸一个具有广泛性的福利团体。领导人多为闽、粤籍人士，其中也有晋江籍华侨。该组织主要是团结侨胞，开展救济活动。 马来西亚的华侨慈善机构基本上附属于各同乡社团。如雪兰莪最早的“福建公司”成立于1855年，1926年改名为“福建会馆”。其建馆宗旨为联络同乡感情、增进同乡福利、办理慈善公益等。稍后，购置百余英亩的义冢坟山。晋江东石乡侨于1883年建立的“仁和公司”(后称仁和公所)，是作为初抵马来西亚、尚未找到职业的乡侨的落脚之所，后发展为同乡会馆。 二、商业行会 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前身为“中华商务局”，系晋江祥芝乡侨邱允衡于1904年将广肇会馆和福建会馆合并而成，1906年改称“小吕宋中华商会”，1919年李清泉任会长后，因反对《西文簿记法》一案获得胜诉，威望大增，逐渐成为菲律宾华侨社会最高的综合性组织。中华商会的领导人中，晋江籍华侨为数不少。如第40届的30名职员中，晋江籍华侨就有17人。 菲律宾菲华商会联合总会(简称商总)迄今已历17届，该会成立于1954年。晋江籍华侨高祖儒、庄清泉、李永年曾先后担任该会理事长。1987年商总的第16届全菲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95名理事组成的第17届理事会。当时任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特别顾问的李永年当选为理事长，姚荣辉、庄长泰、陈永栽、董尚真、杨彼得为副理事长，高祖儒为名誉理事长。其中除杨彼得一人外，均为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商总现有150多个团体会员，包括全菲各地的菲华商会、同业公会和其他一部分企业公司。 印尼巴城华商总会(后改称中华总商会)是雅加达地区各埠(或西爪哇各埠)华侨商业社团的总机构。1958年被印尼政府封闭，1960年5月启封，1965年“九·三0”事件后再度被封。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的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1963年始称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该会是全国性的华侨工商联合组织。其宗旨为：“联合马来西亚各地中华商会，振兴及维护商务，协助工农矿业以及联合其他各族商会，促进经济繁荣，共谋社会福利。”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身是“中华商务总会”，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一度停止会务。该会现有590多个团体会员，是新加坡华侨商业社团的最高组织。 缅甸于1909年成立“缅甸华侨商务团体”，一度改名称“中华总商会”，1930年以后称“缅甸华商商会”。该会会员大多是包括晋江在内的闽籍华侨。 除以上各全国性总会外，华侨所涉足的各经济行业，还有各种商业行会。 菲律宾最早的行会组织是崇宁社，创立于1880年，是中华木商会的前身。1903年又成立由和局布商会与福联益布商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布商会”。晋江籍华侨先后参与组建各类同业公会、商会、联合会等。据马尼拉公惠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商业名录》载：马尼拉有43个同业公会、联合会，其中除粤侨酒楼同业公会外，都有晋江籍华侨参加，并且不少人出任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等领导职务。如木商公会正、副理事长李峰锐、李世伟，糖业公会理事长蔡文华，烟厂联合会正、副理事长林为白、庄材润等，均为晋江籍华侨。 印尼雅加达中华杂货输入商公会成立于1926年，后又成立金商公会和布商公会等行业组织，晋江籍华侨在东爪哇泗水埠大多参加亚弄商公会。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一样，各州市华人涉足的行业，几乎都成立了公会。除各类商业公会外，还有养猪、蔬菜、鸡鸭、海产、柴炭等10多种公会。 三、同乡会 1800年组创的马六甲福建会馆是马来西亚最早的福建同乡社团之一，以后各州市相继成立福建会馆。1957年，各州市的福建会馆联合组织“泛马福建会馆联谊会”，成为全国性的福建同乡社团机构，1963年改名为“福建社团联合会”。 在马来西亚各地，凡晋江籍华侨华人聚居较多的州市，都建有晋江会馆，如1919年成立的槟榔屿晋江会馆、1922年成立的峇株巴辖晋江会馆、1924年成立的马六甲晋江会馆、1953年成立的吡叻晋江会馆、1970年成立的雪兰莪晋江会馆、1977年成立的登加奴晋江会馆和吉隆坡、吉兰丹、怡保等地相继成立的晋江会馆。东石镇旅马华侨则早于1883年就成立了“太平仁和公所”，1962年成立“江沙仁和公所”。此外，在沙捞越州诗巫还有漳泉会馆。1977年，各地的晋江会馆联合组成“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总会”。 新加坡福建会馆于1860年在天福宫正式成立，一度称为福建公司，因设于天福宫，又称天福宫福建会馆。 新加坡晋江会馆成立于1925年，其下属有安海公会、泉菌江公所、泉碧江联谊社、仁和联谊社、星马晋江同乡联谊社等晋江同乡会。 印尼巴达维亚的福建会馆，其前身是巴城“福安公司”，1911年改称今名。最早的福建同乡社团是1880年成立的“福建公司”，后改名“福建公所”，再后又改名为“福建会馆”。1945年成立的东爪哇泗水泉属会馆，是晋江、南安、同安等县的同乡社团，会员有700余人。1950年建立的玛琅漳泉会馆，会员有400多人。雅加达晋江公会成立于1955年。1956年建立的万隆漳泉公会，会员有600多人。此外，还有泗水安海同乡会、泗水灵水同乡公所(同乡会)、三宝垄仁和会馆、棉兰晋江会馆、望加锡晋江公会等。 缅甸除“福建公会”外，还于1904年成立“温陵会馆”，是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旅缅华侨建立的地区性同乡组织。1984年又组建“晋江会馆”。 晋江籍华侨在菲律宾华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在菲律宾华侨社会中，以县为单位的晋江籍华侨同乡组织没有存在的意义，晋江籍华侨同乡会是以乡、村为单位来组织的。兹将菲律宾晋江籍华侨华人同乡会情况列表如下： 四、宗亲会 菲律宾没有晋江会馆，只有单姓的宗亲会和多姓的联宗组成同乡宗亲组织。除了陈、林、吴、蔡、施等宗亲总会成立较早外，大多数宗亲组织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阶段是华侨社会的兴盛时期。这些宗亲组织往往是以一小群富商或族中有威望的人士为核心发起组建的。晋江人宗族观念浓厚，有些小宗亲会因人数较少，往往尽量吸收所有族人包括其他村落的宗亲参加，以增强该组织的力量。50年代后期，宗亲组织再度大量涌现。至80年代中期，仅在马尼拉市的晋江籍宗亲组织就近200个。1958年，由28个宗亲会代表组织成立“菲律宾各宗亲联合总会”，形成全菲各宗亲会领导人联盟。该会的宗旨是：“联络全菲华侨、华人各姓宗亲会之感情，力谋团结，发动全侨力量，推行固有道德，转移社会风气，促进菲华福利”。 新、马、印尼也有晋江籍宗亲会组织，但大多是同一方言的姓氏组织。如印尼东爪哇泗水埠的“有妫堂”(陈氏)、“延陵公会”(吴氏)、“西河社”(林氏)、“江夏堂”(黄氏)等，都是以晋江、南安同一方言组成的。 五、其他社团 晋江内坑加塘村籍华侨杨秀莲在50年代初曾任印尼雅加达华侨妇女协会主席，1956年曾率团回晋江参观、访问。该协会于1941年组建，当时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日军入侵印尼后，被迫停止会务。1946年复会后，办有妇女补习学校、妇协小学和编织、缝纫等职业培训班。 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发起组建菲律宾“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会)，并出任该会主席。当时，该会积极领导和发动华侨妇女募捐筹款，赶制寒衣、救伤袋等，寄回祖国抗日前线。 1902年旅菲闽籍华侨退出“义英堂”，另组“义福堂”，1912年改名“洪门统一党”，1913年又改名“中华进步党”，1945年以后称“洪门进步党”。晋江籍华侨许志北、李昭土、杨肇根、吴道盛、杨庆墩、李俊峰、庄杰华、蔡文春曾先后出任洪门进步党理事长。1938年，菲律宾各洪门团体响应团结抗日的号召，联合组成“洪门联合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