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籍华侨不仅对侨居地各方面的建设有过重大贡献，对祖籍地的革命事业、家乡建设等也有很大贡献。 一、支援革命 华侨被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在辛亥革命中，海外晋江籍华侨纷纷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或秘密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或踊跃输将，购买枪枝弹药，支援革命；或毅然回国，参加武装起义，为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作出重大贡献。 据《缅甸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记载，晋江籍华侨参加缅甸中国同盟会者有魏继汉、刘懋飞、林登庸、陈文固、陈允洛等45人(详见附表)。魏声亩(继汉)为当时旅缅华侨最早加入同盟会者。他与庄银安(会长、同安人)、徐赞周(副会长、厦门人)等创办《光华日报》、《进化报》，鼓吹革命。报馆经费大多由他负责。武昌起义后，他又与陈清波等人首先劝捐，接济军饷，是当地华侨中中华民国开国功勋者之一。陈允洛参加同盟会时年仅20岁。他与革命党人吕志伊等编《进化报》和《觉民日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推选为缅甸中国同盟会文案科员和仰光中国同盟会参议员。1915年，他奉命携款返回厦门，参加倒袁(即打倒袁世凯)运动。 新、马晋江籍华侨参加同盟会者也不少，李辟尘入会后，被推为同盟会吡叻分会秘书。沈鸿柏(曾担任同盟会马六甲分会领导)、杨昆郡、王德义、邱仰峰等人在马六甲创办“中华书报社”，积极鼓吹革命。庄汉民于新加坡参加同盟会后，在革命党机关报《中兴日报》社工作，曾奉命返回泉州开展革命活动，参与谋杀泉州知府，因炸弹未爆炸而未能如愿。后来，他又投身于泉、厦地区的反袁斗争。 菲律宾晋江籍华侨参加同盟会者较著名的有史国答、刘友竹、邱奕经等人。陈光纯和郑光鼎返国参加泉州光复活动，与印尼归侨蒋报策一起负责泉州保安会的财政工作。 树兜村人、印尼华侨蒋以麟18岁时与父亲蒋报策、叔父蒋报料一起加入泗水中国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他们三人及蒋报料之子蒋德卿奉命携带枪弹返回泉州，与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林食碧、黄中流、杨鸿鸣及新加坡归侨吴文楚、盛九昌(新加坡同盟会会员、南安人)等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蒋以麟捐巨资作革命活动费用，还亲自往军衙面见泉州防军统带唐万胜，晓以大义，迫其反正，使泉州得以顺利光复。蒋报料父子则往厦协助王振邦组织策动厦门光复工作。光复后，蒋德卿任厦门军政分府副都统。 旅日晋江籍华侨陈清机、万廷壁等人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万廷壁被日本神户华侨称为“革命文魁”。武昌起义时，他捐献巨资购买军火，先后受到孙中山赞扬，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顾问。辛亥革命前夕，陈清机和许卓然等人在安海组织革命军。武昌起义后，陈清机参加了1911年11月7日的安海暴动，打响了福建革命的第一枪。1915年，他又参加反袁斗争，后被通缉，乃重返日本。 在辛亥革命中倾囊相助的晋江籍华侨不乏其人。祥芝厝上村旅菲华侨邱允衡捐资5000比索，支援辛亥革命。金井后埭村旅菲华侨许维帖曾多次捐献巨款，并经常四处劝募，1921年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其为吕宋筹饷委员。巴厝村旅菲华侨林景书除停寄3年家费，收缩商业规模，独捐5万元(菲币)外，又为革命劝募了50万元(菲币)经费。他与金井旅菲华侨李文炳曾获得孙中山颁赠的奖章和奖状。安海旅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曾有二三个月时间每人每月捐献20%薪金，资助革命。池店村旅居马来西亚华侨李金粥也因支持革命，荣获孙中山颁发的“五族共和”爱国勋章。 在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晋江籍华侨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永宁旅菲华侨董云阁(又名董光泰)于1925年回国就学于厦门集美学校，翌年投身革命活动，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地下党、团领导职务，1931年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5月在漳州被捕，壮烈牺牲。永宁岑兜村旅菲华侨李子芳1927年返国求学并参加闽南地下斗争，1932年参加红军，任军团领导干部，后又参加长征。1937年奉命组织南方新四军，任政治部组织部长。“皖南事变”突围时被捕，于上饶集中营与晋江籍菲律宾华侨张伯钧、蒋仁坚同遭杀害。晋江城关籍华侨粘文华、司马文森分别于1924年、1928年由新、菲回国，参加地下革命斗争，均为泉州地区地下党领导干部。司马文森还著有反映当年泉晋一带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风雨桐江》。龙湖石龟许厝村旅菲华侨许立(又名许敬诚)也曾两度回国参加革命。20年代回国参加革命的还有菲律宾华侨高承烈、许运伙，印尼华侨柯竹山、李一鹤，新加坡华侨王济弱、李昭秀等人。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由菲律宾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晋江籍华侨就有几十人，如许立、王汉杰、吴锦南、郭健、许良枫、许瑟亮(即许昭明)、魏文基、魏振奋、陈董顺、沈福水、蔡希年、陈永石、蔡派忠、蔡文山、陈平山、张孙云、谢清、陈汉泽、蔡祖墩、施耀、庄云潮、庄清华、陈坚(原名蔡维作)、王于华、沈慧、庄秋心、郭席排、许龙权、杜金枝、吴青山、蔡长泰、庄进来、李焕来等人。其中除许立任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工作外，王汉杰任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兼作战科长，王子华任第八支队第十一团政治委员，陈坚先后担任解放军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总参二部参谋等职，许瑟亮担任中共闽西南地下党泉州工委书记，施耀任厦门市工委书记，庄秋心任晋江县工委书记，蔡派忠任晋江县工委组织委员，陈董顺任县武工大队负责人，郭席排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部参谋长，张孙云任中共闽中地委沿海区委书记和泉州团队独立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由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回国参加革命者以及从这些国家回来的一些归侨如陈孔才、陈振亚、柯竹山、吴超、柯鸿图、郑泮水、吴泰等，也都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此外，晋江旅居海外和香港的郑仕美、陈珠朋、庄明思、欧阳宗等人也对家乡的民主革命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其中仅由郑星辉和倪永图从香港转寄来的支援闽中泉州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经费即达3000多美元。菲律宾华侨高金燧为支持革命斗争，不仅自己捐赠大批粮食，还动员他人捐赠1万美元给闽中泉州地下党。 抗日战争时期，晋江籍华侨与广大海外华侨一样，纷纷组织各种救亡团体，捐输财物，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甚至回国参战，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犯中国领土，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1月28日，以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海外华侨大力给予支持。马来西亚华侨成立“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等组织。晋江籍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发动侨胞捐款支援十九路军，后又发起成立“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救乡代表大会”，欢迎十九路军入闽，提出改组福建省政府等要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南亚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晋江籍华侨积极参与其事。1937年7月，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召集各华侨团体成立“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李清泉被选为主席。该会提出“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的宗旨，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9月，菲律宾华侨许立(晋江石龟许厝村人)在马尼拉组织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继而又成立“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全菲华侨学生联合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等组织。新加坡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南洋总队”(简称“南洋民先”)。其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张楚琨、组织部长李白涛、店员委员会主任李文陵和锄奸队长黄文良等均为晋江籍华侨。 1938年10月10日，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沙劳越、缅甸、泰国等地的168名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南侨总会”是南洋800万侨胞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阶层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组织，是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最高领导机关。到1940年，“南侨总会”领导下的基层救国会组织达702个。 广大海外华侨和各抗日团体积极开展各种募捐活动，支援祖国抗战。1931年至1933年26个月中，菲律宾华侨赈济国内水灾、支持十九路军和东北义勇军的款项达200多万美元。“九·一八”事变后，菲律宾华侨提倡航空救国，李清泉于1933年1月19日独捐战斗侦察机1架，约值2-5万比索。至1933年3月16日，菲律宾华侨献机款共达国币300万元，购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送给十九路军。印尼泗水等56个地区一年内捐款达国币55770980元，另毫银55050两。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外华侨的筹赈捐款活动更为踊跃。在菲律宾，无论富商巨贾，还是升斗小民，男女老少都热情捐输，李清泉以身作则，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并积极捐款。在其领导和发动下，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共汇给祖国1488万元，超过原认捐数目1300万元。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3月6日代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汇款1万元国币购买雨具赠给八路军将士，后该会又电汇10万元交给中国银行作救济伤兵和难民之用，还筹募10万个救伤袋，寄给前线。抗战爆发后的最初3年间，菲律宾华侨献机捐款数达490万比索，可供购机50架。菲律宾闽籍侨胞还组织了“福建救济委员会”，发起募款100万元，用作疏散及武装本省民众之用。新、马、印尼等地的晋江籍华侨也踊跃参加当地华侨的募捐活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运动。1938年至1940年，“南侨总会”募集捐款达5亿元(国币)，汽车200辆，寒衣50万件和价值250万元(国币)的“奎宁”以及其他大量物资。 晋江籍华侨除了在海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财力、物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外，许多华侨青年还直接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至1939年，仅菲律宾“劳联会”和“民武分会”就组织两批菲华青年40多人回国参加新四军，奔赴江南前线抗日。其中晋江籍华侨有沈尔七、许振文、王天华、陈杨德、蔡培团、施炳文、蔡忠义、李铁民、林振声、庄汀来、杨奕万、王西雄、张匡时、郭汐江(郭健)、王爱奎(王汉杰)、高天雄、蔡紫茵(女)、蒋仁坚、郭志坚(郭席排)、许呈伟、吴华光、张伯钧、吴身彩、邱尧、施义蚶、林四季等26人。1937年9月，“民武分会”组织“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从中挑选28人，经短期训练后，由沈尔七带队，1938年1月28日回国，赴皖南参加新四军。1939年沈尔七奉命再次出国，后又带领“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问团”回国慰问新四军。该慰问团的团长王西雄、财政张匡时、宣传曾心平、管理王汉杰、文书郭健以及大多数团员也是晋江籍华侨。嗣后，慰问团成员均留下参加新四军。1941年沈尔七又奉命往菲发动华侨支援抗日活动，回国后转至广东东江任游击队连指导员，后于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其时回国参加抗日的还有印尼晋江籍华侨蔡其鹿等人。 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于1937年到1938年间，组织3批20多名华侨青年赴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工学习班”学习。其中晋江籍华侨有高明轩、吴性白、许鹏飞、王清华、郭华忠、杨志民、李烈、董华盛等。当时赴延安学习的还有旅菲晋江籍华侨施纯亮、王唯真、林兆南、王寄生、林炳煌、高廷祺、张道时、吴志光、杨约、林育、高烻炮、庄新远；印尼晋江籍华侨蒋金钗、蔡其矫；缅甸晋江籍华侨许金荣；新加坡晋江籍华侨陈文基等。 旅菲晋江籍华侨王雨亭于抗战爆发后同廖承志、成仿吾取得联系，介绍多批华侨青年(包括其子王唯真)回国参加八路军。1938年，他自己也毅然回国参加共产党，后受组织委派，重返南洋各地开展华侨抗日统战工作。 池店归侨李昭秀早年在闽南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被迫逃往新加坡。抗战初期他返闽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44年因叛徒出卖，在永安英勇就义。 新加坡晋江籍华侨李文陵、李白涛在“南洋民先”被殖民当局取缔后，回到国内，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南侨总会”先后组织3193名汽车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在其中的800多名闽籍华侨中，有不少是晋江籍华侨，如菲律宾的机工总领队颜福佑和机工庄国华、王若定、蔡联壁、黄传芳、施性秀、李明起等，新、马的叶天来、林章省、苏美宛等。 东石旅马华侨蔡崇礼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后，于西南运输处工作，后奉命潜入印尼进行抗日活动，被日军杀害。 晋江城关籍华侨、“南侨总会”驻滇缅公路段代理庄明理，回国前是马来西亚槟城汽车司机公会主席，他在发动和组织机工回国服务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此外，还有华侨飞行员王炮(沙塘人)与12名华侨青年组成“菲律宾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战。 二、建设家乡 晋江籍华侨、华人在建设家乡，兴办实业，改善侨乡的交通运输、居住环境、公益事业，增加侨乡人民的就业机会，提高侨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1913年，旅日华侨陈清机于安海创办“闽南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1919年又集资创办“泉安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1922年建成由安海经灵水、青阳至泉州的全省第一条民办汽车路(长达28公里)。又先后增筑了青阳至石狮、水头至小盈岭、安海至东石、安海至八尺岭、石狮至浦内、双沟至窑内、灵水至石狮等7条支线，总长达109公里。1923年，旅菲华侨李清泉、吴达三、王汉昌、李文炳、吴果来、李文秀等人集资创办了“泉围汽车公司”，建成石狮至围头、金井至深沪、围头至科任3条总长达47公里的公路，接近围头、塘东两码头，连接通往厦门的水、陆运输线。1927年印尼华侨林清机(内坑人)、菲律宾华侨许经权(安海人)集资创建溪(尾)安(海)公路，全程34公里。1928年，旅菲华侨蔡孝忍(大仑人)创建石(狮)东(石)公路，通车22公里。1929年，旅菲华侨许以俊、许国纬、许以珠(后花人)等创建石(狮)浦(内)公路，通车4公里。1931年石狮社会人士蔡培庆、王苇航向菲律宾华侨募资创建“石永蚶汽车公司”，修筑石(狮)永(宁)蚶(江)公路，全程20公里，耗资20万银元。 自陈清机修建泉安公路至1931年，全县计创建16条公路，通车里程236公里，使晋江初步形成公路交通网络，促进了晋江经济、文化的发展。 1932－1933年，陈清机还邀集华侨合资修建长达60米的东石码头。1946年，旅菲马尼拉金井“围头同乡会”集资购置江南小火轮(汽船)，恢复战前川走厦门的航线，华侨吴道盛的投资占半数。 抗战期间，上述公路受到破坏，战后，华侨积极参与修复工作。从1946年至1948年，泉安公司修复了5条线路共59公里；石永蚶公司修复3条共42公里；泉围公司修复石狮至金井段26公里 80年代以后，侨乡发展公路建设。侨胞们纷纷捐建乡村公路。1980－1988年，新建乡村公路计92条，通车425-5公里。金井镇籍侨胞在7年中捐资156万元，兴建乡村公路12-8公里；龙湖乡籍菲律宾侨胞捐资433万元兴建乡村公路，其中衙口人施连登独资60多万元修建了衙口通向中山街的水泥公路；石狮容卿村旅菲律宾侨胞集资120万元，修筑4-5公里的环村水泥路，总面积达27000平方米，及通向灵秀山的碎石路面公路。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至1987年全县163个自然村海外侨胞捐资修桥造路款项达1711万元。仅1987至1988年一年多时间里，捐资兴建的乡村公路就达21公里，金额达288多万元。 在房地产业方面，1927年金井石圳旅菲华侨李昭北投资190万银元，在厦门创办“李民兴公司”，建造23幢楼房。1929年，其侄李清泉又于厦门建造四层楼房8幢。继后，龙湖乡旅菲华侨许志水在泉州建造12座楼房。30年代中期，安海旅菲华侨桂华山与杨孔莺邀约杨悌姜、杨仲兴等人集资100万比索(先集50万比索)，组织“华侨兴业公司”，拟于厦门南普陀山下建筑华侨新村，后因日军占领厦门，资金殆尽而未果。石狮镇的城镇建设，当地华侨也对此作出很大贡献，1949年以前，石狮镇的房屋十之七八为华侨所建或购置。 晋江籍华侨在家乡投资于商业，始于1889年菲律宾归侨蔡汀在安海开设联美布庄。1908年，东石旅菲华侨黄秀烺投资5万银元，在厦门开设“炳记行”经营出口业务。1917年树兜村人、印尼华侨蒋以艺投资4万银元，在厦门开办“合荣行”出口商行。20年代以后，晋江籍华侨在家乡经商的逐渐增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庄金士的泉州“晋大行”、庄梓才的肥料行、王德安的“协美行”(经营棉布)、蔡祥汫的“仙桔祥记”(经营烟丝)等。此外，还有在泉州开办的“泉泰行”、“友农行”、“鸿大行”、“集友行”、“侨兴行”等等。抗战期间，华侨经商一度中衰，战后有所复苏。菲律宾归侨蔡永琴在石狮开办了万国百货商店。自1946到1949年，仅石狮一地由侨资开设的布行就有锦华、福桥、友联、绵太、复成、经纶、华昌、新昌、启泰等17家。至1956年公私合营前，全县侨资商业有120多家，总金额160万元。 在工矿企业方面，20年代晋江籍华侨郑德坤就创办了厦门淘化大同工厂，1932年又在香港设立分厂。1922年晋江县首家侨资电厂“青阳电灯有限公司”开办，但不久后倒闭。1927年安海菲律宾归侨蔡子钦与其父蔡德远向旅日、旅菲华侨集资3万银元，在安海创办电灯公司。 1928年，永宁籍华侨投资4万银元，创办“永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停办)。同年，还投资3万银元创办“永宁永丰面粉厂”。 1929年，菲律宾华侨李清泉(晋江人)、陈希庆(南安人)等人发起集资万股共100万元比索，在福州创建造纸厂，由陈希庆任总经理兼厂长。全厂职工230人，厂地面积40余亩，被列为全国十大化学工厂之一。1931年，旅日华侨陈清机、周起搏及菲律宾归侨蔡子钦等人集资承顶“泉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额10万银元，分1000股，股东39人，大部分为旅菲、旅日华侨和归侨，其股本占87%，为当时华侨在晋江地区投资较大的一家企业。同年，旅菲华侨黄振焕(永春人)投资15万元在东石创办民生织布厂。1932年，印尼华侨张逊琛也投资12万元在东石创办利群织布厂。继后至1935年，新、马华侨又在东石开办振东、化光、东安三家电机染布厂，计投资19万元。这些工厂对当时的抵制日货起了很大作用。1936年，旅菲华侨庄材经投资2万美元，开办“晋江进化酱油厂”。从1927至1937年，晋江侨办企业还涉及碾米、制酒、烧碗、铸鼎、皂烛、制烟、锯木等行业。 1926年李清泉提出“漳龙路矿计划”，1933年进行了测量，制定了计划。1932年陈清机创办“安南永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聘请日本专业人员，亲自带队实地勘查，制定开发计划。后因“闽变”发生，李、陈二人的计划均未能实现。1935年，陈清机应李宗仁及广西省政府邀请往广西参观，并接受投资建设之约。1937年秋，他在广西宾阳县黎口隘创办“陈清机金矿公司”，但也因遭日机轰炸，工程中断，未能如愿。 在农垦业方面，1927年，陈清机于晋江大宅创办“陶倚畜牧场”，意在培养、推广畜牧良种，以利农副业改进和发展。1929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南安康店创办“泉州安海桥西垦殖公司”，历年引进不少日本桑苗、果树、鸡、兔良种以及先进农械，是个较具规模的畜植试验场。1933年，金井旅菲华侨李文炳、李汉昌等人集资在同安角尾创办“裕民农场”，有水、旱田300多亩，并盖有办公楼和宿舍。1954年12月，缅甸归侨、金井侨联主席王昭备组织归侨6人，在南安坂桥乡投资创办“新侨农牧场”，开办后不久因故停办。自1960年至1962年，晋江籍华侨和侨眷还从国外及港澳进口11433吨化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发展晋江的教育事业、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发展文化体育等方面，华侨、华人的贡献尤为显著。 在晋江，华侨捐资兴学历史悠久，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他们就资助安海教会创办铸英学堂。1905年，印尼华侨蒋报企等3人在树兜创办明新小学。同年，华侨陈清机、高标勋、周起特与地方人士蔡德远等人在安海筹办养正小学，1907年正式开学。辛亥革命后，在陈嘉庚捐资兴学的影响下，晋江籍华侨兴起捐资办学的热潮。菲律宾华侨林景书在永和巴厝村独资创办启蒙小学，华侨李清泉在金井石圳独资创办成美小学。此外，还有龟湖的鹏南等7所学校也为华侨独资所创办。从1912至1919年，晋江籍华侨在家乡兴办了数十所学校。1928年，蔡德远又与华侨陈清机、桂华山等人在安海创办了养正中学。至1933年，全县已有120所小学、8所中学，其中私立学校占63-5%，而侨办学校又占私立学校的70%。据1935年县政府统计，当年全县的47-4万元教育经费中，除政府拨款3万元外，余为华侨捐赠。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捐资办学一度转入低潮，大部分侨校被迫停办、压缩或合并。抗战胜利后，侨办学校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1946年9月，旅菲华侨施性水、施家罗与地方人士施缉亭等人集资在衙口创办了南侨中学。1947年9月，菲律宾华侨杨厚翠独资创办了凌霄中学；11月，旅菲华侨蔡功南、吴道盛、施家罗在地方人士吴慕农等人配合下，集资在石狮创办了石光中学。至1949年，全县已有200所小学、5所中学，其中大部分为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中有90%是由华侨兴办或资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外侨胞又分别前来创办了东石侨声中学、石狮华侨中学、龙湖南侨二中、金井侨中、安海侨中、青阳侨中、灵水中学及实验小学等约30所中、小学。在约10年时间内，晋江籍华侨捐献给家乡教育事业的款项达206万元，新建、扩建校舍(包括部分国家投资)1064间，建筑面积124000平方米。1979年，晋江县再次出现华侨捐资办学的新高潮。是年，菲律宾侨胞吴道盛捐资40万元兴建了围江小学教学大楼及办公楼、教师宿舍等；1986年，其子又捐资100万港币增建大礼堂。80年代初，龙湖海外乡亲许先生发动乡侨集资160万元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农业机械学校。石狮彭田的海外华侨华人集资367万元，创建了鹏山师范学校。1988年，罗山梧安村海外乡亲郭先生独资(1596万元)兴建季延中学。还有很多海外华侨华人捐资为中、小学建造了新校舍。据统计，从1950年至1987年，海外华侨华人捐资兴办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款项分别为948万元、5437万元与136万元(见附表)。全县有侨建侨助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共22所(见附表)，侨建幼儿园26所(见附表)。436所小学除完全侨办者外，均有不同程度的侨汇资助。许多侨办学校还分别设有奖学金、奖教金，全县共有教育基金468万元。金井等地一些学校还实行免费入学制度。1985年，晋江县召开华侨捐资办学授奖大会，获省金质奖章和荣誉奖状者8人，12个团体；获省银质奖章和荣誉奖状者3人，11个团体；获泉州市(原称晋江地区)表彰者77人，47个团体。 晋江籍华侨华人对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极为关注。1949年以前，每逢家乡疫症流行，不少侨胞便购买药品寄回村中。1938年，龙湖旅菲华侨吴起顺捐赠汽车2辆，以作救护之用。1954年，安海印尼归侨倪端仪(女)捐资17万元倡办安海医院，亲自择址绘图，先后5次出国到南洋各地筹募医疗设备和60多万元资金。该院1957年落成并正式开诊。如今，该院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医疗水平的综合性医院。1979年，青阳籍侨胞蔡女士捐资70多万元，为县医院兴建一座门诊大楼——爱国楼。同年，海外英林总会也集资来家乡创办英林医院。自1979年至1986年，接受海外华侨华人捐助的还有石狮医院、子英医院及金井、围头、龙湖、蚶江、深沪、安海、东石、磁灶、永和等卫生院或分院，捐资总额达1153万元，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1987年，金井溜江村海外乡亲陈先生捐资100万元，在金井镇创办明玉医院。 对家乡的文化体育建设，晋江籍华侨华人也颇尽心尽力。1919年，由旅菲华侨李连朝等人倡议，李清泉予以大力支持的“圳山阅书报社”在金井石圳村创建。初设于华侨李昭和住宅大厅，后迁至村中唐公宫。该社除置有“万有文库”供村民阅读外，还设有康乐室、小医疗室和调解公所(兼作夜校教室)。抗日战争期间，阅书报社荒废。抗战胜利后，乡侨李汉昌捐资加以修葺。后因社会动荡，管理乏人，阅书报社名存实亡。1978年，菲律宾侨胞李天阶独资重建“圳山阅书报社”。该社现有藏书5000多册，报刊近百种，还设有电视室、广播室、康乐室、余热斋、义诊室和邮电代办所，成为全村的文化活动中心。1931年，安海籍华侨投资创办鸿江戏院。50年代，印尼归侨陈启紫发动华侨、侨眷捐资，在泉州和石狮建造侨光、石狮两座华侨戏院。继后，金井、东石、龙湖等地华侨、侨眷又集资创建了金井戏院、东石戏院和龙湖戏院。至1982年，全县已有21家影剧院(其中2家国营)，大多数得到乡侨资助。1987年，石狮华人蔡先生捐资兴建“石狮文化中心大楼”，内设图书馆、南音社、国术馆、体协、老人协会、离退休干部活动室等。同年，金井溜江村籍海外华人王先生、陈先生合资兴建溜江文化中心楼；石狮籍海外华人郑先生捐资兴建石狮文化中心展览馆；龙湖浯坑村籍海外华人许先生等捐资兴建浯坑文化中心楼。此外，海外乡亲还捐赠大批电视机、录音机、电子游戏机、摄影机、幻灯机、扩音机等文化娱乐用具。据不完全统计，至1987年，共捐赠电视机191台、录音机157架。 在50年代末，全县有705个篮球场，76%是由华侨捐建的。60年代初，又捐建灯光球场。1979年以来，海外侨胞又捐建许多体育馆和运动场，至1985年，新捐建田径场5个、篮球场73个、排球场55个、体育馆和游泳池各1个。目前，全县已经竣工或正在兴建的还有青阳体育馆和灵水、南侨、侨声、伍鸿、罗山等侨中运动场。 晋江籍华侨也非常关心家乡的慈善事业。安海“养生堂”(后改名育婴堂，今称红婴院)首创于1844年，为侨属倪子范倡议并亲往南洋各埠募集资金建成的，迄今已有140多年历史，倪子范亲任首任董事长，掌管堂务并建立了各种制度，这些制度一直被沿用至今。现在该堂保存有数百本清册，记载建堂以来所收养的2万余名弃婴的有关资料。据该堂统计，从1844至1949年共收养女婴21504人，平均每年204人；1950年至1981年共894人，平均每年29人。该堂创建以来，屡受海外侨胞捐助。1957年，侨胞再次集资兴建新堂屋4000平方米。1963年该堂附设养老院，收容20多名孤寡老人，做到老有所终。 1933年，海外交通濒临断绝，侨区人民生活困苦，陈清机从菲律宾汇款3万元，赈济安海、泉州贫民。1940年，李清泉因病弥留之际，嘱将10万美元遗产捐献祖国，作为抚养难童之用，后其亲友又筹集40万美元汇回祖国资助难童。1940年，晋江流行疟疾，印尼泗水海产公会会长张庆重发起募捐购买“金鸡纳霜”8万粒，寄回晋江赈济疟疾区，其中2万粒为该会秘书长蔡友玉捐寄家乡东石镇。1945年，围头旅菲华侨吴道盛捐献巨款购买大批医药和粮食运回侨乡，救济贫病乡亲。1946年，龙湖霞坡鼠疫流行，旅菲钱江联合会和许氏宗亲总会联合向该乡华侨筹集大批药品，由中吕宋华侨施教促运回分赈。同年，青阳籍菲律宾华侨也先后募集两批价值10万余元(国币)的药品寄回家乡，施赠患者。 从50年代中期至1987年，晋江籍华侨华人共捐资1355万元，让304个村庄实现供电照明。青阳、深沪、祥芝、石狮4个乡镇的海外乡亲捐资91-7万元，分别在各乡镇创建自来水厂。70年代至1987年，捐赠给全县各乡镇的汽车共达177辆。晋江籍华侨、华人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善举到80年代形成高潮，捐献于各项公益事业总额逐年增加，1985年总数为1200万元，1986年2046万元，1987年增为3207万元，1988年为34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