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晋江侨乡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下，政治腐败、文化落后、经济十分萧条。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晋江侨乡烟毒泛滥，张林村是当时闻名全省的走私鸦片大本营。1925－1932年，烟毒祸害尤烈。石狮一带“烟厕林立”、“吗啡泛滥”，许多家庭卖儿鬻女以至家破人亡。加上当时水旱灾害连年，天花、霍乱、鼠疫等四处蔓延，使晋江侨乡人民的生活更为困难。 清末、民国期间，晋江的宗派械斗十分厉害，泉州城内有东西佛，乡下有前后港、大小姓、强弱房，到处有封建派系；许多乡村在村口建有枪楼，村内枪眼四处可见；大规模的械斗经常发生，有的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1902年开始的“林”(马坪13个林氏自然村)、“股”(茂亭、钱仑、古厝等汇集数十个自然村)封建械斗，时断时续长达50年之久，其中一次持续16年。1903年发生的“都蔡冤”，起因于塔头刘氏村民翻修祠堂，郊乾蔡氏村民认为其奠基过高，伤及祖祠风水，发生争执，后竟演变成有上百个村庄参加，持续6年之久的大规模封建宗派械斗。在这场械斗中，双方死亡300余人。1924年，前后港发生大规模械斗，历时近半年，参加的村庄有上百个，双方死亡数十人。此外，各种民间械斗几乎年年发生。 盗匪猖獗、官府为虐也是旧侨乡的一大社会弊害。19世纪末，安海灵水归侨吴氆家遭海盗登陆抢劫，乡人和婢女各一名被枪杀，事后报官，官府非但不缉匪，反而敲榨吴家。1918年树兜村印尼华侨蒋报企耗银20多万的大厦竟被民军李汉升和颜国爵的两营兵焚毁，后再耗银40余万重建的一座两层大楼，又于1923年被驻泉军阀孔昭同焚毁。20年代石狮附近是土匪盘踞的地方，不少侨户被上匪抢劫一空。一到傍晚，有钱人家即紧闭铁门，甚至天井也要安装铁罩。30年代初，安海印尼归侨林永的大厦落成后，回家稍住，不意竟被匪徒洗劫，自此便不再回乡。金井坑西村因地方军阀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有400多人无法安居，300多人四处逃难，其中不少人逃往海外。报纸上华侨被劫的新闻屡见不鲜，归侨、侨眷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家都雇人守夜。40年代初，石狮菲律宾归侨蔡奕明每夜雇佣20余人守夜，尚不能安寝。 受几千年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旧侨乡讲究“风水”，重视祖祠、祖坟和庙宇。侨眷为了祈祷海外亲人的兴盛和安全，重视各种迷信活动，如拜佛求神、做功德、做佛生日等等。农历七月的“普渡”尤为热闹，也最为铺张浪费。青阳、安海境内，从农历七月一日起至月底，每天都有一些地方轮值普渡，宴请附近乡邻。普渡的习惯还传到海外。另外，华侨自海外归来，必须进行一天“谢天”、一天“谢神”、一天“谢兵马”的天天宴请活动；还有所谓的“脱草鞋”，即乡友亲朋要买些猪肉、线面、鸡蛋等食品装在红漆筐里挑到华侨家中，为华侨洗尘，而华侨则以厚礼答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依靠侨汇为生的华侨眷属陷于极端的困境。有的变卖首饰衣物，继而卖田典屋，最后卖子鬻女或者改嫁。如安海陈家珍之妻因生活无着，在卖了9岁的儿子后，不久也流落他乡。深沪旅菲华侨王新的妻子因侨汇中断而沦为乞丐。侨眷陈熨一家8口无法度日，将男孩卖与农家，身价仅值一担薯干。金井地区不少侨眷被迫偷晒私盐。有的侨眷实在难以为生，只好跳水或上吊自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侨户还要遭受抓丁、收税之苦。1944年6月，伪县长徐季元命令永丰乡乡长杨华宾等向全乡征收“免缓役税”，及龄的征6000元，未及龄或出洋的征3000元。当时清蒙侨属青年郑玉珍率领郭出娘、唐爱娘、吴祥娘、林生娘等前往泉州请愿，途经之地，侨眷纷纷加入，队伍扩大到100多人。徐季元慑于事态的扩大，被迫下令停止征税。1945年9月，伪县长吴德露下令征收1944年及1945年上半年度积谷。当时适台风暴雨，灾情严重，秋收无望，侨户将实情报县，请予收回成命。吴德露不但不准侨户所请，并且派自卫队到清蒙、御赐桥、雁塔、下辇等村催逼。群情激愤，三省小学归侨教师曾连昭、董事长曾瑞源组织发动各村侨眷和高年级学生前往泉州请愿。泉州督察专员慑于众怒，命令吴德露停止征收积谷，并撤回自卫队。抗战胜利后，侨汇复通，久经离乱的华侨也陆陆续续回乡探亲，侨乡一度得以复苏。但是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社会再度陷入落后与混乱，烟所、赌场、妓馆到处可见，晋江侨乡人民再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侨乡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晋江侨乡经过剿匪、反霸、民主改革以及贯彻各项有关的侨务政策、法令，广大归侨、侨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侨乡社会出现巨大变化。 1950年以来，晋江侨乡大兴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23-5万吨，比1950年以前增加十几倍。到1980年工业生产已发展有机械、制盐、制糖、陶瓷、纺织、皮革、塑料、食品、印刷等行业；企业160多个，总产值9800多万元。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9-69亿元；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1-6亿元；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2-25亿元，人均产值1468-5元，农民纯收入834元，是1978年的6-8倍，平均每年增长22%。 1952年至1954年，晋江侨眷合股投资41735元，创办了11个手工业社、厂，安排274人从业。1958年至1966年，深沪、金井、石狮、永宁、安海等乡镇又先后创办侨属抽绣厂，重点村还有分厂，生产人员达200多人，产品远销国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导下，晋江县积极引进侨资、外资以及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大大发展了侨乡经济。1979年至1987年，全县侨属办厂达3325家，占全县群众集资厂5418家的60%；与本县籍的港澳同胞签订“三来一补”合同15000余份，收取工缴费2839万美元；全县经批准的“三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有101家，总投资额达9692万元，其中利用外资6792万元。1987年，全县“三资”企业总产值为8089万元，实现利润547万元，外销创汇878万元，占全县商品出口的60%。1988年新发展“三资”企业98家，其中合资企业23家、合作企业70家、独资企业5家。至1988年年底，“三资”企业(不包括已划归石狮市的企业)已达172家，投资总额19537-5万元，其中外资13917-3万元。在设备方面，到1986年止，“三资”企业共引进设备807台(套)，价值109万元；而1987年“三胞”(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捐赠的先进设备就达1215台(件)，金额达201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晋江侨乡已形成三个专业市场：石狮的服装市场、陈埭的鞋业市场和磁灶的陶瓷市场。并且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全县剩余劳力，而且还吸收县外的4万多名劳力。晋江已经由过去消费型的侨乡转变为生产型的侨乡，许多侨眷也由过去依靠侨汇为生的消费者变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三、侨乡新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侨乡除了经济上有很大发展外，在交通运输、城市建设、风俗习惯等方面也都有较大的改变。如今侨乡人民安居乐业，呈现一派崭新的面貌。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投资兴建的16条公路全部遭破坏。战后虽然修复一部分，但路基不坚实，路面崎岖不平。加上国民党撤退时炸桥毁路，至1949年，全县通车的公路仅74公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组织力量，抢修、扩建、新建了晋江公路。尤其是1978年以来，乡村公路建设发展迅速。到1988年，全县已有127条公路，通车里程达706-5公里，其中乡村公路92条，通车425-5公里。全县430个行政村，通车的有357个，占行政村总数的83%。此外，各乡村铺筑了石砖路、水泥路，与其他通车公路形成侨乡交通网络，便利人民生活，也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振兴侨乡经济提供必要的交通运输条件。 1950年以来，由于各项侨务政策的落实贯彻，尤其是对华侨营建房宅给予诸多方便和支持，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侨户兴建新屋热潮。据调查，仅1964年上半年，全县华侨新建的楼房就有459幢。至1987年，绝大部分侨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公路两旁已看不见旧时代的建筑物。安海灵水村自1980年以来，侨户新建的房屋达270多幢，已形成三个新村。石狮、龙湖、金井、深沪等地也都兴建了不少华侨新村，有的新建侨村比原来的村庄还大。这些年来，各乡镇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不少侨村还集资兴建新街道、楼房和店面，出现不少新的集镇。1982年至1988年，东石镇兴建776间店面的“仁和街”。陈埭、磁灶、青阳、安海、石狮等镇不仅兴建了商业城，还拓建10－20米宽的新街，街道两旁楼房鳞次栉比。在金井围头，海外侨胞洪先生独资147万元，拆建、扩建围头街。玉山村也新建了一条拥有200多间店面的街道。金井村1986年新建一条200多间店面的新街，目前正继续扩建，拟增加到500多间店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侨乡原有的封建迷信活动和铺张浪费等陋习已有很大改变。1984年安海菌柄村侨胞黄先生返乡为母办丧事，将节约的丧葬费7万元捐献给家乡作教育基金。龙湖乡侨胞许经清1987年回乡欢庆六十寿辰，不搞铺张活动，将节约的7000元捐给该乡秀山小学作奖学金。金井镇丙州村老人会进行移风易俗宣传，并发动全村制定《乡规民约》，防止婚丧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原来的“脱草鞋”等陋习也有很大程度的克服，许多侨胞将原来用于宴请的费用捐献给家乡的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