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佐，字宇弼(《明史》列传载“字子弼”)，号迹山，谥忠愍，福建晋江人，父周琅，以子贵，封户部主事。 周天佐生于明朝武宗厚照正德六年辛未(1511年)一月一日。小少时候，家庭穷困，发愤苦读，挟册吟诵，终日不知疲倦。入泮那年，写了一篇论《武王周公》(即《中庸》第十八章)文章，从国家大纲大目上赞美武王和周公的“达而孝”。文章开头便指出：“夫君如武王，相如周公，可谓尽人道之极矣………”他认为“武王之深心远虑，不在未有天下之前，而在既有天下之后……”论到辅相，则认为“周公之深识老谋，固在佐寡兄之艰难以开创，尤在辅嗣王之拮据以守成，使天下之人皆信而服之……”这篇文章，举堂堂之旗，正正之鼓，义蕴宏深，隐涵着他“达而孝”的献身精神。 少年时候，周天佐就很重德行修养，“与兄弟友；与人交，信而能敬。”对当世的“贤人志士，口讲神注，虽不能尽交，意常以为向”，甚至不畏路遥，趋往求教。在个人的生活上，总是“菲衣粝食”，从不奢侈。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年)，周天佐二十五岁，一举便中了进士。他为官清正，任户部主事，始监草场，继督德州仓储，最后榷崇文门商税。这些职务，都是利权易染的部门，用现在的话说，是“肥缺”。可是他不贪不取，绝无所近，于是“会计当，出纳平，防范谨，勾稽详”。大文学王慎中在《户部主事周迹山公墓志铭》中，说他“如置玉涅中，渐而不入，其白皜如也！”所以，以清操闻于朝野。 周天佐在任官时，敢言人未敢言。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年)夏四月，九庙灾。嘉靖皇帝诏百官言时政得失，进行大鸣大放。一片赤胆忠心的周天佐以为皇帝真的想倾听朝臣的意见，便上书说： 陛下以宗庙灾变，痛自修省，许诸臣直言阙失，此转灾为祥之会也。乃今阙政不乏，而忠言未尽闻。盖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诏，示人以言耳！御史杨爵狱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国家置言官，以言为职。爵系狱数月，圣怒弥甚。一则曰小人，二则曰罪人。夫以尽言直谏为小人，则为缄默逢迎之君子不难也；以秉直纳忠为罪人，又孰不能为容悦顺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临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于天心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测，万一溘先朝露，使诤臣饮恨，直士寒心，损圣德不细。愿旌爵忠，以风天下”。 这纸奏疏，全由杨爵直谏受廷杖入狱而发。按周天佐与杨爵，素昧平生，从无往来，一个六品户部主事，“无当世之责，而怀忧世之心；无正君之任，而愧衮职之阙，”所以言疏，出于忠心耳！ 嘉靖皇帝这个时候，正沉迷于不死丹药，经年不视朝事，朝廷贿赂公行，邪佞日亲，诤臣日远。这么一种环境氛围，周天佐不是不知，也不是不晓，还是甘当“出头鸟”。 果然，嘉靖皇帝的“痛自修省”，纯是虚晃招牌。当他看到周天佐这纸奏疏，肝火上冲，“大怒”，把他向群众征求“直言阙失”的金言玉语抛到九霄云外，立即将周天佐“杖之六十”，并“下诏狱”之中。《明史》列传载：“天佐体素弱，不任楚。狱吏绝其饮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尸出狱，曒日中，霄忽震，人皆失色……” 周天佐之死，朝野正人君子，无不为之叹惜，毗陵唐顺之，立即写书给他的好友王慎中，说：“不可使周君无传，子以文名世，周君又乡人也，子必勉之……”王慎中自然“奉唐君之教，不敢失”，为之写了一篇《户部主事周迹山公墓铭》。 经过千辛万苦，才从京都将尸送回故里，此时已经三年之后，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年)十一月十五日落土安葬。 这位历史上的忠义之臣，于死后二十六年的穆宗隆庆即位丁卯(1567年)才获得平反，赠光禄少卿；又待八十年后的熹宗“天启初”，才“谥忠愍”。 周天佐娶妻吴氏，生女三人。以兄周天正之子日暹过继为嗣。 周天佐短暂的一生，留下《周迹山奏疏》和《迹山遗文》等，不算丰厚，但却是极为难得的历史文化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