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号海云，宋元时期“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 蒲氏先世系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为开展香料船舶贸易，曾寓居占城，于宋代来华，居广州，“总诸番互市”，“富盛甲一时”。南宋时，泉州港日益繁盛，逐渐超逾广州港。于是，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由广州徙居泉州，定居临近泉州后渚港的法石乡云麓村，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为鼓励蒲氏的中外贸易活动，南宋政府赐予他“承节郎”的官衔。他把泉州视为家乡，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绍定六年(1233年)出资为已故的泉州太守倪思建造了一座祠堂；淳祐三年(1241年)和六年(1244年)，相继在泉州海外交通要地河市修建龙津桥和长溪桥。 蒲开宗去世后，蒲寿庚继承了父业。有段时间，蒲氏家族曾一度中落。经蒲寿庚的精心经理后，迅速振兴，走向鼎盛，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致产巨万，家僮数千”。1973年，在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龙涎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蒲寿庚拥有多少海舶？1276年，蒲氏被南宋张世杰部抢走的货船就有400多艘。若以后渚出土的那艘宋船为准，400艘的总吨位达8万多吨；若以1983年在法石试掘的另一艘宋船为准，总吨位也有5万多吨。在当时，这些数字是很可观的。何况400艘仅是被抢走的那部分呢！蒲寿庚在法石建有一座“海云楼”，“以望海舶”；楼下建有“一碧万顷亭”。立于亭楼，海天尽收。如果没有雄厚的海上实力、巨量海舶，是用不着建造壮观的海云楼的。 咸淳末，有股海盗攻掠泉州，官兵无能为力。蒲寿庚为保护家族的巨大利益，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协助政府平定了海寇。因平寇有功，朝廷授其官职。从此，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可以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可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 德祐间，官至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掌管福建沿海的军事和民政。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元军攻陷临安，南宋事实上灭亡。五月，南宋残余势力在福州立赵昰为宋主，是为端宗，年号景炎。他们冀得蒲氏之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徐图复兴。因此，任命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更大的权力。而元朝统治者也看中蒲寿庚。早在攻陷临安之前，元军统帅伯颜就已遣人招抚蒲氏兄弟。元军善于陆战而短于海战，若能招得蒲寿庚，既能严重削弱残宋的海上力量，又能借蒲氏之力给残宋毁灭性打击。 权衡利弊，蒲寿庚决意弃宋降元。 至元十三年(即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一月，元军由浙江入福建，张世杰护送端宗至泉州港口，驻跸法石，“欲作都泉州”。对此，蒲氏来个“闭城不纳”，并派亲信孙胜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前往潮州；临行，抢走停泊在法石一带的蒲氏海舶400多艘。“闭城不纳”，这对残宋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元至正间，泉州释大圭在《筑城曲》中感叹地写道：“吾闻金汤生枢，为国不在城有无。君不见泉州闭城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 端宗驻跸法石时，在泉州的赵宋宗室纷纷“出迎王师”，一些士大夫也“倡义迎驾”，“起兵勤王”。这对蒲氏的弃宋降元构成巨大威胁。在张世杰抢走蒲家海舶的事件发生后，蒲寿庚“尽杀宋室在泉州者三千余人”，连妇女、儿童也难逃厄运。 十二月初八(1277年)，元军抵达泉州，蒲寿庚正式降元。 蒲氏的弃宋降元，主观上是为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在客观上却使泉州港不因战乱而遭严重创伤，并使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当年(以公历而言)得以开港，继南宋而走向极盛。 元朝统治者对蒲寿庚的降仕十分重视。元军将领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赠寿庚，此举事后得到元世祖的嘉许。初，授寿庚为昭勇大将军(后改镇国上将军)，任命为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因张世杰回师围城，没有赴任)；十五年(1278年)三月，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改任中书左丞，肩负“镇抚濒海诸郡”的钦命；二十一年(1284年)九月，任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元朝统治者为何如此重用蒲寿庚？十四年(1277年)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而蒲氏也确实在这两方面为新王朝竭尽犬马之力。 所谓“捍海寇”，即平定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斗争的南宋残余势力。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在陈吊服、许夫人领导的畲族农民军的配合下，回师泉州，声势浩大，围城达70多天(首尾3个月)。张世杰“欲得蒲寿庚而甘心”。时，元军主力不在泉州，守城兵力单薄，城内又有宋朝遗民内应。形势对蒲氏极其不利。这是一场关系到蒲氏及其家族命运的生死决战。他一方面派遣孙胜夫诣杭州求援兵，一方面与尤永贤、王与、金泳等部将“协谋拒守”，“晨夜血战”。后，唆都来援，张世杰被迫退兵。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蒲寿庚率部固守70多天，终于转危为安，显示出军事才干。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残宋的士气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闽南地区反复拉锯的局面，巩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统治。后，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合追二王”，为最终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统一中国，作出了贡献。 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元朝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年)于泉州设市舶司。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诏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十)旋，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左丞。这表明，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委寄于唆都和蒲寿庚。但唆都昧于海外交通和南海风物，主要得靠蒲氏。秉承元世祖旨意，福建行省派遣蒲寿庚长子、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和蒲寿庚亲信孙胜夫、尤永贤等人“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且主要由泉州当局负责，并有蒲氏亲信参加。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二月，孙胜夫陪同唆都出使占城；十七年(1280年)，尤永贤奉命招喻盖南毗也。因此，尽管蒲寿庚没有亲自出使，但也可以认为是起了筹划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特别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师文等人的出使，借助了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的新局面。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来华；其他国家(地区)的使者和商人也相继而至。通过招谕活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蒸蒸日上，跃居为世界大港，以“刺桐港”之称名扬四海。蒲寿庚同时代人庄弥邵这样描述泉州港的盛况：“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十一)这肯定有蒲寿庚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