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已有印度僧人拘那罗陀自建康(南京)前来泉州九日山译经，而于陈天嘉六年(565)由泉州港返国。泉州港的初露头角，为泛海出国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自隋唐历经宋元，至明代后期，移民出国人数剧增。清代以来，出国高潮迭起。因而泉籍华侨出国具有历史悠久，时间跨度畏和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的特点。 一、唐、五代 唐天宝十二年(753)，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成功，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随行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曇静”。 唐代中期，随着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唐大历(766－779)中泉州涌现“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兴盛景观，对泉州人的成批移民出国起了促造作用。 据考古资料，在桑多邦(闽南人称为“山猪墓”)发现有唐代泉州出产的黑瓷与白瓷。在文莱，也发现过安溪的唐瓷，从而证明文莱已有泉籍华侨。唐咸通十四年(873)，泉州僧人释智宣出国取经，在印度侨居25年，于天祐四年(907)回国。 乾隆《泉州府志》载：唐末五代初王潮、王审知兄弟及其后裔王延杉据闽期间，发展生产，大兴海舶。到了“闽国”晚期，“弊政百出”。泉州地区人民成批逃往国外谋生。 二、宋、元 北宋泉州人出国，见诸国内外资料的有： 往越南：《宋会要》载有泉州海商邵保往返占城的事迹。 往朝鲜：据《高丽史》及中国史籍记载，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六年(1015－1091)间，前往高丽的泉州舶商有林仁福、陈文轨、卢遵等19批次，其中注明人数的有7批500多人。其中欧阳征、陈亿、刘载等人留在高丽为官。 往日本：《参天台五台山记》载，熙宁三年(1070)已有泉州人往日本。而日本的史料录存的泉州客商、纲首李充的“公凭”载：李充及同船计67人，于崇宁元年(1102)贩丝瓷往日本，滞留两年后回国，翌年再往。 南宋时期，泉州人口继续增畏，人稠地瘠，且造船业发达，为泉州人远航提供有利条件。此后，侨居国外者渐多。(宋)《夷坚志》载：泉人王元懋，“少时只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蕃汉书，延为馆客及嫁以女。居十年归来”。 宋代泉州造船、制瓷业发达。南宋后期暹罗素可泰王曾慕名招徕中国工匠，仅晋江磁灶吴氏族人就有多人“泛海传艺”。 1972年，文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块南宋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1264)男应甲立”。宋代三佛齐与泉州之间关系密切，有不少泉州人定居印尼三佛齐，从事农业生产。 宋末战乱，“泉州地区居民纷纷外逃出洋”。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到柬埔寨和泰国等地。 元朝致力于拓展海外和对外贸易，在泉州设市舶都转运司、中书省，统海船1万5千艘。泉州列居东方大港，泉州人出国较前兴盛。 据《岛夷志略》载：元代，泉州对外交往已达99个国家和地区。其时，泉州舆爪哇之间有船舶通往，流离其地的泉州人颇众。《岛夷志略》古里地闷条载：“昔泉之吴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既毕，死者十之八九，间有一二而多赢弱，乏力驾舟回舶”。帝汶开始有泉籍华侨。同书还记载有泉州人“往麻逸国、苏禄”。 三、明代 明初实行“海禁”，限制私下对外贸易，泉州“只通琉球”。洪武二十五年(1392)，赐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据《久米村蔡氏家谱》载：始祖讳崇，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大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备三十六姓之例奉敕来铎中山。中山蔡姓，自此始也”。是泉州人移民琉球的具体例证。其后，明朝廷再赐姓的尚有泉州林姓，其中林易庵于成化二年(1466)，率长子林琛引琉球入贡，林易庵以年迈请准回乡养老。 由于元末战乱和明初“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有些向来依港市贸易为生的泉州人，不得不向海外发展，其中假道琉球往日本、朝鲜及南洋各地的，为数不少。 《瀛涯胜览》也记载：杜坂，“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中国广东及漳、泉州人多逃居于此”。同书还记载：“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而据(英)W·J·凯特：《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书记述：明初，在今印尼的杜坂、锦石、旧港、泗水、饶洞、日葛礁及西婆罗洲等地已有华人居住区，以福建闽南人占多数，并已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据推算，明初，印尼各地的华侨，最多时估计总数至少有2万多户、5万多人，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应不少于10万人，其中泉籍华侨人数约有四五万人。 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起，倭寇屡犯泉州，沿海地区数千田亩遍为草莽。灾荒饥馑，农民破产，逃生海外日多。如《石狮蔡氏宗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安溪县龙门地区，因倭寇入侵被迫出洋的有七八百人。《海国图志》载：“嘉靖间，闽粤人多至满刺加”。《瀛涯胜览》冯承钧注也提到：“嘉靖间，漳、泉及潮人多至马剌加、渤泥、暹罗”。《明会要》载：嘉靖间，张链居三佛齐，“列肆为番舶长”，“漳、泉人多附之”。 “嘉靖而后，国用不足，屡行加派”。加上灾荒所迫，泉州地区出洋人数就更多了。安溪《尚卿苦竹林吴氏族谱》、《金谷河图郑氏族谱》，永春《岵山陈氏族谱》和桃城《鹏翔郑氏族谱》均记载了族人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往日本、吕宋等地的情况。至万历年间(1573－1619)，“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为生活；或娶妇畏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仅晋江金井坑西村，万历三十四年(1606)前后，飘洋过海前往吕宋的即达150多人。见之于安海黄、陈、颜三姓族谱，自万历三十五年至崇祯十二年(1607－1639)卒葬吕宋者即有13人。 明朝后期，东南亚华人区不断扩展，16世纪中期，安海颜姓即有5人卒葬顺塔(即万丹)。其他，如乌戎卡鲁、马鲁古、马辰、望加锡、巴城(雅加达)、三宝垄等都有不少泉籍华侨。而前往日本的人数，也续有增加。南安石井人郑芝龙，万历四十年(1612)往长崎，当时日本有华侨3万多人，泉州人李旦为平户华侨领袖，与其弟李华宇同为平户最有势力的海商。芝龙的岳父翁翌煌也是泉州人，他的结拜兄弟中如排在前列的船主杨天生、张宏即分别为晋江、南安人。 四、清代 清代泉州人出国高潮迭起。清初的“海禁”和“迁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惨剧。濒海船户、渔民、商贾，或随郑成功东渡台湾，或辗转流寓南洋，就连山区德化县，也有徐奇勋因往南洋经营致富。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入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原来随郑成功渡台的泉州籍官兵不愿回内地者，相继乘船赴小吕宋或爪哇、马六甲各处。郑成功的第三子郑明及部下丁戈，分别率众往印尼、菲律宾。 翌年，“海禁”撤销，此后，从安海、后渚经厦门、澳门、广州往国外的泉州人，见于各侨乡族谱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永春《东山鲁国颜氏族谱》、南安石井《曾氏族谱》、《洪氏族谱》以及安海10姓11部族(房)谱，均有族人往吕宋、暹罗、巴城、安南、日本、文莱、柔佛的记载。 乾隆元年(1736)，朝廷虽再次实行“海禁”，仍有不少泉州人私下出洋谋生。庄为玑等《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的几个问题》一文的附表载：乾隆间(1736－1795)，仅晋江县侨乡族谱记载前往泰国、越南、柬埔寨三国就有46人。 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开始在厦门、金门干拐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人口贩子深入泉属各县“招募”华工。泉州地区的劳动人民成为西方殖民者拐卖出国的“契约华工”的主要来源。据《华工出国史料》第三辑及冲绳县《历代宝案》载，1852年，美国“猪仔”船罗伯特·包恩号从厦门运出的475名(一说410名)遭难“契约华工”中，载明祖籍为晋江、惠安、南安、安溪、永春五县的泉州人共207名。 在殖民者支持、纵容下，东南亚华人私会党控制的华商“客馆”经营贩卖“契约华工”的规模更远远超过西方殖民者的拐卖华工活勤。 此外，因农民起义失败逃亡国外和遭受自然灾害被迫出洋谋生的，以及传统的牵亲引戚前往国外的自由移民，也有相当数量。 例如咸丰三年(1853)以永春林俊为首的红钱会起义失败后，林俊的儿子观麟、观柔和部属姚元章等一起逃往印尼。同年，惠安县邱二娘和安溪县陈圣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也有一些人逃往南洋。同治四年(1865)，永春人民反征收“厘金”火烧税馆事件发生后，因统治者残酷镇压导致人民大批出国。光绪十八年(1892)，德化陈拱领导的反盐税农民起义失败，陈拱的家乡浔中丁溪“父老相率渡洋者不下数十家”。陈拱的军师德化赤水陈政楷兄弟和先锋陈政合同时出走马来亚。辛亥革命前夕，新马地区“三生馆”领袖戴炎、蔡水应及拳师魏木器都是逃亡国外的泉州“三合会”会员。泉州南门外亭店村杨嘉种及其宗亲牵引出洋前往菲律宾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有600多人；泉州新门外树兜村蒋备球及其族亲往印尼泗水的，至民国初达千人以上。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泉州地区出国人数净增数，请参见附表1－1，不再赘述。 五、民国时期 清末民初，泉州沿海地区封建械斗盛行，导致田园荒芜，村民纷纷外逃出洋。晋江林股械斗中，前仓村24户中有16户、18人先后往印尼、菲律宾等地。民国三年(1915)春涝、秋旱；1916年大旱，水井、河流干涸；1917年台风暴雨成灾；紧接着护国军、靖国军、粤军、北洋军此来彼往，战火纷飞，抓丁、抓伕、派款、派饷，人民饱受苦难，纷纷携眷漂洋过海谋生。 1918年以后，泉属各县民军蜂起，各霸一方，互相攻掠争战；日为军，夜为匪，兵匪一体，敲诈勒索，烧杀抢掠，弄得鸡犬不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造成泉州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潮。 据1921年9月9日《奋兴报》载：“吾永(春)……近来政变，地方骚乱，匪徒蜂起，遂相率遁逃，挈妻携孥，偏安海外，此吾邑年来所以十室九空也”。1921年，安溪湖头后坑陈氏，反抗民军骚扰，打死匪首陈梧桐，因怕报复，翌日全村200多人逃往新加坡。1923年4月，晋江金井坑西村，因陈国辉匪徒骚扰，全村400多人有300余人四处逃难，其中不少逃往海外。1925年7月－11月，“永(春)德(化)民众苦于军匪，相率渡洋……达6千余人(《崇道报》永春18年来大事记》)。1926年，泉州地区因民军混战出国人数估计近20万人，净增数超过13万人(参见表1－2)。 1927年国内大革命失败后，泉州各属有不少人被迫出国。此后，也有不少人为逃避抓壮丁前往国外，如石狮钞坑村民，因逃避抓壮丁，一天中前往菲律宾的竟达40多人。 1934年，南洋橡胶和锡价格上涨，海峡殖民地急需劳工，以及国内农村经济破产和抓壮丁的影响，泉州地区出国人数迅速增多。估计1934－1938年间，泉州地区出国人数净增近10万人(参见附表1－2)。其中单永春县出国的青壮年达二三万人，岵山乡因青壮年男子出国，几乎成为“女人国”。 1938年5月厦门沦陷以后，大部分华侨出国改从泉州经上海转赴南洋各地，交通不方便，加上南洋各口岸限制华侨入口，造成泉州地区华侨出国人数锐减。 1939年，泉属各县从泉州口岸出国人数，据《福建华侨档案史料》所载数字净增3426人。此后，泉籍华侨回国的急剧增多。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1945年编印的《侨务工作十三年》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有135万多华侨回国，其中福建华侨40多万人。估计这一时期泉籍华侨回国人数在25万人以上。 1945年秋至1946年，东南亚各国战争创伤未复，一时无法吸收新移民。出国人数仍然少于回国人数。1947年起，泉州地区出现了出国高潮衰落后的短暂出国高峰。据厦门侨务局统计，1947－1949年9月，从厦门出国人数净增84625人。另据林真《战后闽籍华侨复员东南亚问题概述》一文统计：1947－1949年，闽籍华侨复员东南亚人数19682人。而据泉州各县(市、区)有关侨情调查资料估计，1947年至1949年间，泉州地区出国总人数达25万人左右，其中部分经香港移居到世界各地。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社会安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改善，从根本上消除了促使劳勤人民大量出国的因素；加上束南亚各国先后独立，并采取进一步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泉州地区移居国外人数大幅度下降。但作为中国著名侨乡，出国人数仍然不少。尤其晋江县出国人数40多年来一直居泉州各县、市首位。另方面，1949年10月以后，华侨青年回国学习和参加祖国建设者，仅1949－1951年回国人数至少在5万人以上。据福建侨务委员会1951年公布的材料，泉州各县、市(缺金门县数字)旅外华侨有120多万人。 1950－1990年，泉州人移居国外曾出现三次高峰：第一次在1956－1962年，共有4万多人经香港转赴国外定居。其中1956、1957、1962年出国人数较多，年达6600多人。同一时期，回国定居的也有4万多人，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大体持平。第二次高峰从1972年持续至1979年，以1978年出国人数最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滞留香港、澳门。第三次高峰出现在1985年以后，其特点是大量以自费留学或旅游、探亲出国后，转为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