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居与人口 印尼是泉州人移居历史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五代至北宋年间，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域”，位于今印尼国境的阇婆、三佛齐、新拖、苏吉丹、巴林冯(邦)、蓝无里(兰里)等，与泉州都有贸易关系。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兰里(亚齐)，成为泉州商人的聚居地。 元至元三十年(1293)，元朝廷从泉州出兵征爪哇，遇风舟捐，有病卒百余留勾栏山(格兰岛)，也有散失的士兵居留爪哇。当时前往印尼商贸的泉州人，足迹已远至西里伯。 元末至明中期，成批的泉州人居留杜坂、锦石、泗水、旧港、万丹、三宝垄等地，形成华人聚居的村社。例如《明史》记载：顺塔，又名下港，在岛北海滨，流寓者多广东及漳泉人。泉州侨乡族谱中亦有不少关于族人卒葬上述地方的记载。 16世纪末，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尼。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为筹建巴达维亚城，采取让华商到中国沿海(主要是闽南)招募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往巴城的措施，原籍泉州的曾聪即系常时巴城著名的劳力经纪人，每年从闽南地区招募大量的华工用帆船运到巴城。为了管理华侨，荷兰殖民当局推行“甲必丹”制度。原籍永春仙岭的沈愈及其子景昆、松茂，曾在巴城相继为甲必丹。 荷兰殖民当局残酷压榨华侨，还于1740年10月9日制造了“红溪惨案”，4天内屠杀上万名无辜华侨，不少泉籍华侨丧生于殖民者屠刀下。惨案过后的一段时间里闽粤人相戒不到印尼。巴城人口剧减，各行各业陷入萧条境地。为挽救颓败的经济，荷兰殖民者于1742年又派人到闽南招募中国商船往巴城经商，并实行优惠政策。1743年起，又有商船运载客货从厦门及附近港口驶往巴城。 1799－1815年，印尼先后沦为法国、英国殖民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1812－1815)，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移居印尼的华侨再次增多。1816年，荷印殖民政府成立，改变了东印度公司时期限制、迫害华侨的一些政策，华侨移居印尼开始持续增多。 鸦片战争后直到民国年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天灾人祸频仍，泉州出现持续向印尼移民的高潮。据鲤城区浮桥、江南、罗溪等地的族谱资料，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不少旅居印尼华侨人数千人以上的侨村。如树兜村，以及延陵吴氏、罗溪黄氏、虹山彭氏、江南尤氏等。 1931－1933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泉州地区往印尼人数大大少于印尼回国人数。1934－1939年间，泉州人大批涌向印尼，但时间短暂。1940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印尼华侨回国的人数日增。 1942年初，日军占领印尼各地，大肆逮捕、迫害华侨和华侨领袖。侨领洪渊源、黄怡瓶、刘心田、尤清海、黄周规、陈兴砚等许多泉籍人士被捕囚禁，直至日寇投降才出狱。面对入侵日军的暴行，广大华侨舆当地人民奋起并肩反抗，先后组织了“民族抗日解放大同盟”、“华侨抗日协会”、“苏东反法西斯总同盟”等一系列华侨抗日社团，对日本法西斯统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日本投降后，广大华侨又参加了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不少泉州人参加了苏加诺的部队。如原籍南安的傅孙中，出任印尼抗荷军的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回乡的归侨纷纷重返印尼。1947年和1948年共有18291人经厦门往印尼，同期回祖国的印尼华侨有9352人，两年间往印尼人数净增8939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尼政府自1953年起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入境，与此同时，印尼华侨青少年回国参加建设和就学的人数逐年增多。1959－1967年，有20多万华侨、华裔被迫回国，其中由晋江专区负责接待安置的即有1万多人。60年代起，也有一些印尼华侨移居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 据荷印政府1930年的人口调查分类数字，表明印尼华侨以闽南人后裔为多。 据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有关海外华人人口资料，印尼泉籍华侨、华人总数约占印尼闽籍华侨、华人总数的55%，相当于印尼华侨、华人总数的30%强。至1990年，估计居住在印尼的泉籍华侨、华人、华裔总数至少有154万人。其中三代以上的华裔占70%以上，主要集中在雅加达、泗水、棉兰、直落勿洞、望加锡(即锡江、乌戎潘当)等五城市及郊区；次为爪哇的井里汶、三宝垄、日惹、玛琅、万隆，苏门答腊的巨港、先达、占碑、日里丁宜，加里曼丹的三马林达、巴厘巴板、马辰，苏拉威西的万鸦佬，马古鲁的安汶、巴厘等一系列城市及郊区。 印尼泉州人祖籍以南安、鲤城为多，次为安溪、永春、晋江、惠安，再次为金门、德化、石狮，其中鲤城区浮桥、江南、罗溪、虹山，惠安的山霞，南安的丰州一带，有不少村目前定居印尼的华侨、华人人数均已超过四五千人。 二、职业与经济 唐及五代，往印尼的泉州人以船员、自耕农和从事商贸的商人、小商贩为主。北宋年间，又有一些手工艺匠前往印尼定居，苏门答腊的兰里(亚齐)成为漳、泉海商船舶修理、货物集散和转运商品的重要港口之一。从元代历经明代，移居印尼的泉州人多从事垦殖、农、渔、商贩，次为建筑、酿酒、伐木、烧炭、制砖、打铁、木工、裁缝等各种行业。少数华商成为承包税收者、劳务经纪、出入口商。早期最著名的是荷印巴城总督范·狄门称为“伟大的商人”的泉籍华商曾聪。 曾聪(？－1639)，又名龚泰，原是木匠，先移居万丹，继而成为第一批从万丹抵巴城的移民，他是劳力经纪商，进出口贸易商，同时又是公共建筑承包商，还经营伐木、承包税收，并获铸币专利。巴城建城时期的主要工程(包括城墙)，大都由他承包。同时他还开辟甘蔗种植园，引种甘蔗，为巴城的制糖业开了先河。 17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每年都有4至5艘载有茶叶、糖、粗瓷器、铁锅、纺织品、日用百货和华工的商船从泉州、厦门等港口往巴城和爪哇的万丹。1625年由泉州开往巴城的一艘商船，载有360人，到达后，都成为到处叫卖中国瓷器的小贩。 17世纪40年代中期起，有些来自泉州地区甘蔗产区的华侨开始经营小规模的甘蔗种植园，或创设手工制糖作坊。嗣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推行经济作物强迫种植制度。泉籍华侨纷纷将早年开垦的小块土地卖给公司，将资金投入商业领域，成为推销商品及收购土产的仲介商及零售商。 1850年，荷印政府废除承包税收制度。1870年，全面取消原来对华侨经营工商业的各种限制。荷印进入资本主义自由兢争阶段，初期，华侨经济仍处于幼弱状态，根本无法与资本强大的荷兰、英国企业兢争。1893年，原籍同安的黄仲涵率先把建源公司扩充为在同乡中发行股票的有限公司，突破了荷印公司对糖的垄断。紧接着在其他土产加工、出口贸易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先后出现一些经营各类批发业务的公司及工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泉籍华商在这间隙得到一定程度发展。20年代出现了一批中产者，以及少数资本较大的企业家及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有：“糖王”黄奕住(南安人)，“咸鱼大王”陈兴砚(永春人)。此外，经营咖啡出入口商号的吴河水(晋江人)；经营食油厂、碾米厂和皮革厂的黄怡瓶(南安人)；经营胡椒、咖啡等土产批零的陈迥义、陈丙丁叔侄，经营茶叶、白布、花裙厂、织布厂的李传别、李金水父子，经管花裙厂的李长维(以上均安溪人)等，企业规模都较大。泉籍华侨职业已由早年的以农渔、手工业、仲介商、小商贩为主，转为以经商、办工厂，包括零售商、中小企业主为主。 1929－1933年，出现世界性经济危机，加上日本向印尼大量倾销商品，欧洲出入口商为掠取高利润把商品直接卖给零售商，不少华侨仲介商不得不缩小经营范围，甚至倒闭。泉籍华商因经营得法，并有少数早就转向经营出入口业，所以企业倒闭者较少，但也每况愈下。 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因华侨抵制日货，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华商企业课以重税，致华侨经济恢复十分缓慢。日寇占领印尼后，华侨经济遭到空前浩劫。 印尼独立后，华侨经济经历了从恢复到发展的变化。泉籍人传统经营的行业，以经济作物种植和加工业发展最为迅速。林生地(安溪人)家族的SAMPORNA公司发展为大公司，生产驰誉东南亚的234牌和SAMPORNA牌手卷丁香烟。王宁泄、王宁恭(南安人)兄弟兴办的协福甘文烟厂、实大甘文烟厂发展为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联合企业。黄奕聪(鲤城人)的椰子种植、加工、出口业也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在新兴工业方面，陈祥基(安溪人)的金轮(即罗达玛斯)有限公司投资面制品、调味品、锌板等制造厂，开始多元化经营。在金融业方面，先后出现陈江苏(陈迥义、陈丙丁)家族经营的一诚行银行；黄仲咸、黄仲伍兄弟(南安人)经营的必利达银行；黄奕聪家族与黄欲水、黄正泉父子(南安人)联合经营的雅加达国际银行；同美公司东主王尚志(金门人)的同美信局等小型华资银行、金融、汇兑、保险企业。在出入口贸易方面，鲤城人吴善用在沙拉望加、高浪那雨两埠经营土产业，且置有10多艘轮船，经营出入口业。李金水(安溪人)在马来亚怡保设立分公司，经销其家族胜记系列企业产品。其他行业也出现一些富商：陈兴砚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营土产和咸鱼加工出入口业，在香港、新加坡合资设公司，在印尼还拥有快乐世界、中华游泳池、5家电影院、纺织厂和橡胶园。董祝三(鲤城人)不但经营大型香粉厂，1956年还在雅加达开设大型椰油厂。王长水(安溪人)经营的王畏水茶行拥有多家分行。 50年代初，印尼政府开始施行入口商“新政策”，多数华商难以适应，陷入困境，泉籍华商，自不例外。 60年代后期，印尼政府采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泉籍华商经营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1977年，印尼政府明文规定，自12月31日起，禁止非印尼籍人从事外贸商业活动。紧接着印尼政府又放宽了加入当地国籍的政策，许多华侨加入了当地国籍，或将企业转交已入印尼籍的子女经营，华侨经济演变为华人经济，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一部分。 三、文化教育 (一)华文学校 印尼华侨创办的华文学校，以1690年6月巴城甲必丹郭训观创办的义学为嚆矢。嗣后，巴城明诚书院、南江书院，相继创立，但均为以闽南方言教学的私塾。印尼近代华文教育始于1894年的泗水中华学馆，后改为泗水中华小学堂。1901年，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又创办中华学馆。此后，各地华侨也都陆续办起华文小学，教师多从祖国聘请。华侨子弟在华文学校毕业后，接受高等教育需到中国；荷华学校毕业生，可进入当地高等学校或赴荷兰高校深造。泉籍人士为主创办的华文学校，至1963年尚存30多家，见表2－1。 (二)报刊 印尼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822年出版的《特选撮要》，1826年停刊。1885年由泉籍华侨施显龄任主编的《马来鼓声报》是印尼最早以华裔为读者的印尼文华侨报刊。后施显龄买下该报，改为《垅川之烛报》，出版至1913年。 辛亥革命前夕，印尼华侨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勤的影响，创办了不少报刊。其中最著名的是1909年巴城书报社主办的《华铎报》。此后，出版的华文和印尼文华侨报刊逐渐增多，但有的只出版几个月就停刊。截至1937年，印尼各地华侨创办的华文报刊24家，印尼文报刊32家。 日军占领印尼后，华侨报刊均被封闭。战后，各报纷纷复刊，并出现几家新办的华文报刊。1957年，印尼华侨报共有华文18家、印尼文12家。至1965年9月，还有华侨报(包括华文、印尼文)13家。泉籍华侨在印尼华文报刊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主要报刊有： (1)雅加达《新报》。1910年由华裔刘玉栏创办。祖籍南安的洪渊源于1921年进入该报任印尼文版编辑，1922年主持创办该报华文版周报、日报，1925年起任新报社董事长、社长。日军占领爪哇时，《新报》停刊，战后复办。该报主张华侨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在华侨、华裔和印尼人中有重大影响。1959年停刊。 (2)雅加达《生活报》。1945年10月24日由黄周规(南安人)和王纪元等创办。开始时为周刊，后改三日报，1946年改日报。黄周规任董事长，王纪元任社畏兼总编辑。王纪元回国后，黄周规兼社长、郑楚耘任总编辑。1960年停刊。 (3)泗水《南侨日报》，1946年由洪骏生(南安人)等创办，林降祥(安溪人)任社长。因支持印尼共和国反对荷印殖民者的斗争，被荷兰殖民当局查封。 (4)望加锡《匡庐日报》。1948年9月由锡江侨商集股创办。先为周刊，后改日报。戴颂平(南安人)任社畏兼主编。1966年初停刊。 (5)苏拉威西《每日电讯》。原为日军占领时期出版的电讯小报，战后仍以登载要闻电讯为主。谢士莪(南安人)、戴栋梁先后任社畏，1966年初停刊。 (6)雅加达《忠诚报》。1960年由洪渊源创办，1966年初停刊。 四、社团 印尼最早的华侨团体是反清会党、功德祠、姓氏宗祠、宗教寺庙等，后逐渐演化为各类社团。据中国国民政府1936年不完全统计：印尼有华侨社团308个。日军占领印尼时期，华侨团体均被迫解散，代之而起的是华侨抗日团体以及日伪组织“华侨总会”和“光明会”。 战后，华侨社团纷纷复办。1950年以后迅速增多，一度逾2000个。1966年4月，印尼政府对华侨社团有所限制，仅允许医药卫生、宗教、丧事、体育和文娱团体存在，1967年起，允许华人姓氏宗祠、慈善福利基金会注册。 (一)综合社团 1900年3月17日，巴达维亚率先成立巴城中华会馆。至1911年，印尼各地成立93个中华会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中华会馆均成为当地注册社团。 1946年以后成立的重要综合社团有： 万隆中华总会：成立于1946年，是万隆华侨社团、学校的总机构，有50多个团体会员、900个赞助会员。 椰城中华侨团总会：前身为1950年6月成立的“庆祝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员会”，同年10月改为“华侨团结促进会”，1952年改为“中华侨团总会”，下辖100多个团体会员。 泉籍华侨发挥较大作用的重要综合团体还有：泗水中华总会、锡江华侨总会、锡江自由华侨总会、三宝垄中华总会、日惹中华社团联合会、棉兰华侨总会、巨港华侨总会。 曾在综合社团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泉籍华侨有：黄周规、洪渊源，均曾任印尼椰城中华侨团总会副主席、主席；陈兴砚、王尚志，曾任雅加达中华总会主席；戴源隆(南安人)，曾任锡江“自由华侨总会”主席；王长水(安溪人)，曾任日惹大众社第二届主席；郑斐然(永春人)，曾任巴东华侨公会主席。 (二)行业社团 泉籍华侨在印尼曾参舆创办的行业团体，最主要的有： (1)巴城中华总商会：前身为1906年成立的巴城华商总会，成员多为闽南籍华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泉籍人陈丙丁、陈兴砚曾连任多届主席；战后，陈兴砚又连任多届主席。 (2)雅加达中华工商会馆：1930年以前创办，会员多数为泉籍中小华商。1965年主要负责人陈秀峰(永春人)。 (3)雅加达汇兑公会：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65年会畏林祖培(永春人)。 (4)雅加达蜡印花裙公会：成立于二次世界大战前，会员多为闽南籍华商。1965年主席谢长岁(南安人)。 (5)泗水中华商会：又称泗水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7年3月。1960年有会员1804人，多数为闽南籍中小华商。祖籍安溪的黄超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后长期任主席，1965年主席叶应沂(安溪人)。 (6)井里汶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20年以前。1965年主席林清忠(安溪人)。 (7)巨港中华总商会：1910年9月16日成立，1960年有会员237人。1965年主席白辰恭(安溪人)。 (8)龙目安班兰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20年以前，1965年会员300多人，会畏陈清江(安溪人)。 (9)峇厘陵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20年以前。1960年会员300多人，会长陈清江(安溪人)。 (10)棉兰苏北橡胶公会：成立于1952年，主要负责人史联对(鲤城人)、肖修顺(晋江人)。 (11)棉兰中华小商公会：1960年会员400多人，陈觉今(南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后长期任该会主席。1958年以后主席沈金冉。 (三)同乡社团 印尼最早的闽南同乡机构主要是功德祠，在近代同乡团体出现前曾发挥巨大作用。 19世纪80年代起，印尼各地一些闽南籍同乡开始组建福建公司，并逐渐向同乡会馆演化；一些秘密会社团体也逐渐改组为同乡社团。较早的有： 棉兰福建会馆：1880年，棉兰甲必丹为办理闽南籍华侨丧事，向当地政府申请建立“福建公司”，1906年改名福建公所，1924年改称福建会馆，该会馆1908年创办棉兰华商学堂，后又办新民中小学。1965年，会馆主席黄茂团(永春人)。 巴城福建会馆：前身为福安公司，1911年改组为福建会馆，办有福建中小学。陈丙丁、陈兴砚、王尚志等泉籍华商均曾连任会馆主席。 此外，重要的闽南同乡社团还有：苏门答腊日里丁宜福建会馆、万隆漳泉公会、玛琅漳泉公会、亚齐沙冷福建会馆、先达福建会馆、楠榜福建会馆、丹绒福建会馆、坤甸福建会馆、锡江闽侨联谊会、峇塘福建会馆、龙目福建公会等。 印尼最早的泉属同乡会是创于1906年的三宝垄惠德祠，此后，印尼各地泉属同乡社团纷纷创办。1960年主要泉属同乡社团简况见表2－2。 (四)宗亲社团 印尼最早的闽南属宗亲社团是18世纪设于巴城的开漳圣王庙——陈氏祖庙；巴城天后宫——林姓祖祠；以及三宝垄海泽庙——郭姓祖祠。印尼较早建立的福建帮姓氏祖祠还有：雅加达的延陵吴氏祖祠(1887年)。泗水的蔡氏祖祠(1854)、韩氏祖祠(1876)、李氏祖祠(1887)、汤氏祖祠(1898)、杨氏祖祠和张氏祖祠(均19世纪末)。望加锡的梁氏祖祠、李氏祖祠。三宝垄的陈氏祖祠等。 进入20世纪，宗亲团体发展迅速，已不局限于宗祠，但每个宗亲会至少拥有一座宗祠，其中著名的泉属宗亲会有： 雅加达的林氏宗亲会、叶氏公会、谢氏宝树宗亲会、陇西李氏宗亲会、弘农杨氏宗亲会。泗水的延陵(吴)公会，内妫堂(陈)，蒋氏宗亲联谊会、蒋乡侨宗亲会。万隆的旅印山腰(李)同乡会。三宝垄的孙氏祖祠。棉兰的江夏黄氏宗亲会、丘氏宗亲会、苏氏宗祠。日里丁宜尤氏宗亲会。望加锡彭氏虹山堂、傅赖版筑祠、锦霞堂吴氏宗亲会等。 1967年以后，宗亲会以宗祠形式注册为社团，并加入百家祠。其中实力雄厚的宗祠还建立基金会组织。如雅加达林氏基金会即系惠安县闽林始祖祠派裔所建，为跨省籍的宗亲基金团髓；林绍良(福清人)任该会主席，南安人林志良等任副主席。 (五)文教社团 印尼华侨、华人文教社团有华文学校、体育、文娱三类，其中有不少系由泉籍人士为主创办。 华文学校曾是印尼最活跃的华侨社团。1957年以华文学校董事会和校友会为主的华文教育团体达1000多个，其中泉籍人士为主创建的最著名的华校团体有：棉兰苏东中学董事会，主席史联对，1965年有成员400人。 印尼华侨、华人体育团体几乎遍及各地华侨、华人聚居城市，最早的是成立于1911年7月2日的三宝垄中华体育总会，会员中有部分泉籍人士。 以泉籍人士为主组织的体育团体著名的有：泗水精武体育会(1923年成立)、新光体育会(1941)、飞星社(1954)，卢绍鹄国术馆、绍准国术馆、延陵公会武术馆(泗水黄龙体育会)。北加浪岸体育总会(80年代后期主席是晋江人林文镜)。冷沙群合醒狮队(1959年主要负责人是惠安人骆源顺)。万隆新义顺会馆(洪门)国术馆、文献堂武术馆等。 文娱团体主要是一些音乐社、剧社。历史上泉属文娱团体较着名的有：先达锦风阁南音社，三宝垄南星剧社，三宝垄云林阁(1959年主要负责人是董祝三)。此外，泉属同乡、宗教团体多数附设南乐股，如泗水寄傲社南乐股、泗水永安宫南乐股。 (六)慈善团体 印尼早期的慈善机构有两类：一是由华侨首领倡建，旨在解决华侨急难，办理丧事，救济孤贫病残的综合性机构；二是秘密会社创办或邻里之间组织的丧葬组。19世纪中期起，几乎所有华侨社团都附设有各类处理丧事的互助性机构。20世纪20年代起，印尼华侨开始创办慈善医疗机构。1924年，洪渊源和华裔柯全寿医生、洪永水医生等人筹募资金组织了巴城慈善医疗机构——养生院。在华侨各界支持赞助下，1932年建成新院址，以后又不断扩建，成为甚负盛名的医院。养生院为华侨社会服务，兼收当地病人，对印尼的医疗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1968年，安溪人黄联山发起创办椰城针炙诊疗基金会，并任该会主席。该基金会设有半义诊性质的椰城公众针炙诊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