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居与人口 唐代，沙捞越的桑多邦已出现包括泉州人的华人聚居区。 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载有泉州至马来亚的吉兰丹、佛罗安、登流眉等地的航路、航程，是泉州人到达马来亚的明证。元代，汪大渊曾亲往吉兰丹，其著述《岛夷志略》较详细地记载了当地的情况。 1511年8月，葡萄牙殖民者攻占马六甲。嗣后漳、泉人往者渐多。1641年1月，荷兰殖民者攻陷马六甲，有7000人被杀，1万人离开马六甲。有的华侨转到柔佛等地，留下来的仅三四百人。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管理都采用华人甲必丹制度，在荷兰统治马六甲的180多年间，先后委任13任(一说为14任)华人甲必丹。据考证所有甲必丹均为闽南人。 1824年，英国殖民者占领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青云亭成为华侨活动中心，青云亭主成为华侨领袖。自1824－1915年的6任青云亭主中，除薛佛记(任期1839－1847年)外，均为泉籍人。他们是祖籍南安的梁美吉(1824－1839)，祖籍永春的陈金声(1847－1864)，金声之子意章(陈明水，1864－1884)，宪章之弟篇恭(陈明若，1884－1893)，意章之子陈若淮(1893－1915)。 18世纪起，开始有成批的泉州人移居马六甲、吉兰丹等地。其中仅由陈臣留牵引前往马六甲垦荒的即达数百人。英国殖民者占领马六甲后，当地华侨人口大量增加，1834年有4143人，1860年增至10039人。目前吉兰丹5-4万闽南人中，部分已在当地定居四五代以上。(清)《海国图志》等书载：华侨到吉兰丹等地淘金，“船多舶吉兰丹港”，时吉兰丹为暹罗属邦，故侨乡族谱所载“往暹罗”，亦包括往吉兰丹。据庄为玑等《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的几个问题》综合晋江地区侨乡族谱的记载，泉州人往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者，清乾隆间31人，嘉庆间33人，道光间80人。 1786年槟城(槟榔屿)开埠，至1794年有华侨约3000人，1860年增至28018人。此后，随着泉属各县人源源不断涌向马六甲、槟城、柔佛等地。泉州人开始沿海岸、河流向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吡叻)等地迁移，开辟了一系列新村、集镇。其中尤以永春人为多，故马来亚有”无永不开埠，无永不成市”的说法。至1891年，马六甲有华侨18161人，槟城86988人，霹雳95277人，雪兰莪50844人，森美兰15391人。五州合计26-6万多华侨中，泉州人至少占1/3，其中马六甲、槟城均占半数以上。此后，霹雳州华侨中泉州人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该州的泉州人仍与年俱增。 19世纪中期，有些侨居西加里曼丹的泉州人因不堪荷兰殖民者的残酷迫害，陆续迁徙沙捞越。另据纳闽安溪会馆资料，1800年以前已有安溪人侨居。19世纪中期起，许多泉州人从厦门搭轮船先到纳闽，然后移居东马各地。主要聚居沙捞越的首府古晋，沙巴的斗湖、山打根、亚庇和纳闽。泉州人较多的古晋，1876年市区有华侨2251人，1880年郊区有华工约2万人。亚庇地区的斗亚兰是19世纪末由安溪籍华侨赵德茅、赵德王兄弟率安溪金谷乡亲及当地人披荆斩棘开发出来的。“斗亚兰”即闽南话“到也难”的谐音。因居民中以安溪金谷移民为主，故“斗亚兰”又被称为“小金谷”，至今仍保留赵德王街的地名。纳闽区的开发也是以祖籍安溪、永春县的华侨为首，至今当地祖籍安溪的乡亲约有5000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泉州人移居马来亚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至1921年，马来亚的泉籍华侨已达34万多人。 1930年8月，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马来亚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移民法案，限制华侨移居马来亚，并将“医生认为不适宜劳动”的华工遣送回国。1931年有大量的泉州人被遣送回国。据估计该年度东、西马各州泉籍华侨总数尚有50多万人。 1934年，国际市场上橡胶和锡的价格上涨，当地殖民政府放宽华侨入境限制，泉州地区再次出现移民马来亚的浪潮。1940年二次大战的阴影笼罩东南亚，往马来亚的泉州人少于回国的人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亚的泉籍华侨青年积极参加抗日义勇军、马来亚抗日联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中英联合军团(即136部队)，展开武装抗日斗争。许多泉籍华侨成为抗日武装的领导和骨干。晋江籍华侨吴萝超任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司令部政委；德化籍华侨章传庆、徐志荣分别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第七独立队担任领导；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第五中队中就有20多人是德化籍华侨，其中林宝统、徐富沦、叶金水、庄趋、郑辽、郑求福等人为保卫侨居国献出生命。永春籍华侨余天送、陈崇智、梁元明等参加中英联合军团；南安人林谋盛和安溪人庄惠泉先后任136部队马来亚华人区区长，指挥在马来亚抗日的136部队。东马沙捞越、沙巴等地的华侨，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如南安人陈德目在山打根组织游击队任大队长，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度遇三年零八个月，战后获英国政府和英皇颁赐勋章。 德化籍华侨陈节候在峇株巴辖铁矿开商店，日军占领矿山后，毅然停止营业，发动华工集体雕开矿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2年遭到日寇逮捕，全家5人遇难。德化籍华侨施冬荣任柔佛州文律筹赈会主席，为抗日救亡和赈灾奔走呼号，1942年被日军逮捕，全家13人同时被害。麻坡永春人郑文炳、颜迥华、罗文渔、林太宗、林彬卿、郑友专、郭诗善、郑明月、郑金龙等，巴力士弄和槟城的永春籍华侨吴光沛、郑德渭，马六甲和麻坡的惠安籍华侨陈祈来、何益谦、张开川、李天赐，沙巴亚庇的安溪人赵及泉、赵难弟、赵守信等40余人均因参加抗日活勤被日寇拘捕杀害，其中有些人的家属也同时被害。 在日军南进占领马来亚的过程中，各地华侨惨遭屠杀的达数万人(不包括新加坡)。据许云樵搜集整理的《马来亚华侨殉难名录》所载，仅柔佛的麻坡、振林山二地被害的泉籍华侨，即达214人。 抗战胜利后，英国殖民者重返马来亚。为镇压马来亚人民反殖民主义、反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解除人民抗日军武装的同时，采取驱逐同情人民抗日军的华侨，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矛盾，把全马人民的反英情绪转移到各族之间的相互斗争。并在华侨社会中使用挑拨离间手法，制造分裂以达到分而治之的阴谋。 抗战胜利后，战时回乡避难的马来亚归侨，复员重返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有10199人，其中多数为泉籍人。1947－1949年间，有10多万泉州人造入马来亚。 1949年10月以后，直接移居马来亚的泉州人很少。1949年至1953年，英国殖民当局以“马共嫌疑”大量驱逐新、马华侨，仅1951年底至1953年，就有1-3万余名泉州人被迫从新、马返乡，约占同期从国外回泉州的华侨总数的86%。 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成立。至1950年，有50万华侨取得当地国籍。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邦宣布独立。据同年马来亚联邦政府公布的人口数字，估计泉籍华侨、华人约65万人。1959年，根据当地新颁布的宪法，有90万华侨成为当地公民。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宣布退出马来西亚。华族人口在全马人口中的比例发生较大变化。据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调查统计，马来西亚华族中祖籍闽南的有192-34万人；据各县泉属社团估计数字，祖籍泉州的约有168万人，其中除居住在东马的少数人外，均已加入当地国籍。 二、职业与经济 宋代以后，泉州商人每年冬季扬帆南下，载去布帛、绸缎、大黄、瓷器、铁器及家畜之类商品；到了夏季，乘东南风运回锡块、珊瑚、玳瑁、明珠、药材、香料等；并有一些人留在当地从事开采和冶炼锡矿。 18世纪，华侨在马来亚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扩大。据马来亚森美兰永春会馆资料，18世纪中叶起，较早移入马六甲的永春华侨以舢舨和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沿着海岸线抵达叻务真那、宁宜河，择地筑舍。继而沿河逆水而上，至宴斗、瓜拉沙花、双勾芙蓉、亚沙、丹绒、四道坪等处，或商或垦，惨淡经营，为森美兰州的建设作出贡献。嗣后，大量泉属各县华侨涌向全马各地。他们胼胝手足，披荆斩棘，开辟成片的田庄、种植园和锡矿山。 由于无数华侨付出生命和血汗，至19世纪后期，当地经济趋向繁荣，出现了一些富商。其中较著名的泉籍富商有： 陈金声、陈宪章、陈篇恭、陈敏政为首的陈丰兴家族。他们以祖先陈臣留的陈丰兴商号为基础，事业迅速发达。陈氏家族在19世纪初开始的近百年中，一直是马六甲、新加坡的著名富商。永春人李桂林、李清渊为首的李振裕家族，以父辈遗留的李振裕商号为基础，在新加坡、马六甲投资出入口业、航运业，成为新马著名富商。永春人林明，壮年冒险进入关丹地，经营锡矿致富；后该地开辟成埠，就以林明为地名。安溪人刘祖禁，在雪兰莪加影坡开锡矿，佣工数以千计，且置帆船川行各地。还有刘肇得，也是安溪人，壮年在双文丹开设锡矿加工厂，规模浩大，资财繁兴。 19世纪中后期，马来亚的闽南籍华侨多靠种植甘蜜、硕莪、甘蔗、椰子树、木薯、胡椒、烟草等经济作物和蔬菜为生。 1898年祖籍海澄县的陈齐贤等邀约永春人李俊源、陈若锦等合资创办联华橡胶公司，建成马来亚最早的橡胶种植园。同年，又以厦门人曾江水、鲤城人沈鸿柏为首设立联合马六甲胶园，在马六甲亚沙漠垦地种植橡胶5000英亩。稍后，永春桃城人郑成快率同乡在柔佛纳美士垦荒7000英亩，种植橡胶。永春东山的颜克奇，弱冠到马来亚文冬、东甲为佣工，稍有积蓄，即购置山地垦荒种植木薯、橡胶，逐渐发展成为拥地千亩的殷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橡胶和锡都属军用物资，1915年起价格上涨，服务于橡胶种植园和锡矿山的各种行业也获得较快的发展，开始出现了集资或独资的银行、信贷公司和制造水果等食品的罐头厂，以及火柴厂、皮革厂。战后，由于国际市场对橡胶需求的减少。价格大幅度下跌，华侨经营的中小橡胶园、厂纷纷破产，华工失业。1925年橡胶价格回升，有利可图，再次出现华侨投资橡胶园的热潮。晋江人苏紫听、苏承球兄弟与许平等、王景成合购的大同树胶公司，李光前的南益树胶公司和永春人黄振清拥有的占地3万英亩的胶园，都是这一时期创办的。嗣后，受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有不少经营橡胶园、锡矿的华商破产。1934年，橡胶、锡的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华侨社会经济又获得新的发展。二次大战前，马来亚较著名的泉籍华商还有： 苏献杯，德化人，南渡彭亨直凉后，种植橡胶及其他经济作物，成为直凉埠大种植园主，同时设立橡胶加工厂。赵德王，安溪人，1895年前后与其兄赵德茅往沙巴，嗣招募乡亲前往斗亚兰垦荒，种植大量橡胶，并先后开设不少企业、商店，成为斗亚兰巨商。郑荆召，德化人，1914年移居柔佛新山垦荒开芭，后其弟郑荆偷南渡协助。至30年代，已拥有较大型的种植园和木薯粉厂、黄梨罐头厂10多处，被称为振林山港主。洪启读，南安人，少年南渡，先营种植业，继又发展建筑业，战前先后承建吉隆坡铁道局、电话局等宏伟工程。章文双，安溪人，童年南渡，参加柔佛居銮坡开拓，创立万和利有限公司、加冕戏院有限公司，为居銮坡著名实业家和开埠功臣。白成根，安溪人，1934年创谦成树胶公司，后扩展为南成昌有限公司，为霹雳州橡胶业巨子。柯火炼，安溪人，1933年南渡，创金记号五金行于吉隆坡，同时开设金记锡矿公司。刘西蝶，南安人，为A级建筑承包商。1938－1940年成为百万富翁。谢后炎，永春人，独资经营永美公司、马来联邦烟草公司，为马来亚著名实业家。梁子意，南安人，1934年携资南渡槟城，至1945年已拥有胶园2000多公顷、商业区店楼18间。黄重吉，永春人，所创吉隆坡黄重吉有限公司，至40年代初，已拥有各类工厂10多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振旧业，经济复苏。不少华侨、华人抓住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急需军用物资之机，大力发展橡胶、锡矿、五金等业，获利甚丰。50年代中期至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西马和东马的华侨、华人社会逐渐向当地华族社会转化，在政府鼓励下，华人经济从以商业、矿业、农业为主向多元化发展。至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前，有不少泉属华侨、华人经济上获得较大的成就，著名的有： 李延年，永春人，战后组成李延年先生集团有限公司，为马来亚最先进行多元化发展的工商巨子。苏承球、苏紫听，晋江人，战后将大同橡胶公司改组为苏承球有限公司，集资创办南方银行和南方集团于槟城、吉隆坡。刘西蝶，南安人，战后大量购置地产，组成刘蝶集团、刘全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成为马来亚著名房地产发展商。陈月火、陈金火，安溪人，1948年创建陈唱有限公司，后形成陈唱集团，成为新、马地区著名汽车商。骆文秀，惠安人，组成东方实业集团和骆文秀私人有限公司，成为当地著名摩托、汽车销售商和地产商。郑棣，永春人，橡胶业巨子，并涉足房地产、金融等业，持有美盛(集团)公司、华联(马)集团公司多数股权。黄永欣、黄展铭父子，永春人，为黄振清的后裔，战后投资房屋发展业、金融业，组成永联企业集团。陈升祺，安溪人，战后积极拓展锡矿、大理石矿和房地产、橡胶种植业，拥有承基矿业、升祺实业、隆嘉惠云石等多家大型公司，为当地著名实业家、矿业家。 三、文化教育 (一)华文教育 泉籍华侨在马华文教育界具有重要地位。 1786年，当莱佛士初抵槟榔屿，就发现该地有华人老师张理三的坟墓。1805年至1880年，马六甲、槟榔屿和沙捞越的古晋等地都办有私塾，从国内聘塾师任教，用方言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 1902年，槟榔屿设立第一间新式华文学校——中华学校。至1911年，新、马地区先后创办了100所华文学校。 1912年至1925年，马来亚的华文学校得到迅速发展。由泉籍华侨主办的著名华校有：槟榔屿钟灵学校、雪兰莪中华学校、巴生中华学校、马六甲培风学校、麻坡中华学校(后与化南学校合并为中化学校)，峇株巴辖启蒙学校、亚庇乐育小学、吉隆坡尊孔中学、古晋福建学校、沙巴丹南闽南学校等。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20年代起各华文学校逐步用普通话(即华语)代替方言教学，学科也不断增多。据调查，1931年马来亚有华校696所、43960名学生，英属婆罗洲的沙捞越、沙巴有华校30所。 1930年，沈鸿柏发起马六甲培风、培德、平民三学校会考，自任会考主任。翌年，雪兰莪中华学校董事会联络国民学校、中华女校董事会共倡毕业会考制度，联合组织考试委员会，推选黄重吉(永春人)为主席，主持会考事宜。 1933年，因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华校总数一度下降。1934年经济复苏，华文教育重现生机。至1940年，华文教育体系逐渐完善，不少华文中学增办高中。吉隆坡尊孔中学在校长林珠光(永春人)主持下还创办了简易师范，并增设幼稚园。 1941年底，日军侵占马来半岛及东马，各地华校校舍被占，教员多遭屠杀，华侨艰苦经营数十载的华校，大多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设备、校舍荡然无存。战后，马来亚华文学校陆续复办。 吉隆坡尊孔中学，战后聘永春人林连玉为校务委员会主席，与校务委员们共同筹划复校工作。 沙捞越古晋将原有的7所华校，组成中华学校，下设五校，并创设中华中学。由黄庆昌任董事会主席，中华教育会主席伍禅任副董事主席。各校教具、校舍初期都向原创校社团借用，至校舍建成才迁出。 柔佛龙引战前4间小型华校并立，战后消除帮派影响，1946年1月合并组成龙引中华学校，下设3个分校，公推永春人郑振中为董事主席。1949年，3个分校停办，集中到新校舍上课。 雪兰莪巴生永春公所所属共和学校、中华女校和中华学校(后改中学)，成立三校联合董事部，统筹复校。共和学校借用永春公所，至1949年迁入新校舍。 槟城福建学校、坤成女校建立联合董事部，刘玉水出任董事主席。复办后坤成女校改称中华女校，华侨子女不分地域、宗族，都可入学。 除复办的学校外，也新创立一些学校。1946年，叶鸿恩(惠安人)、黄和光、林添良、黄重吉及张燕清等在吉隆坡创立中国公学。1947年，祖籍永春的吕士埔等人发起创办巴生兴华中学，附设小学。1951年，新加兰、文律、龙引三区华校组成联合董事会。推举郑振中任董事长，正式创办新文龙中华中学。 (二)华文报刊 1910年12月，同安人庄银安、厦门人陈新政、鲤城人刘惟明等人在槟城创办中国同盟会机关报《光华日报》，刘惟明任董事经理，实际主持报务。1936年《光华日报》购下《槟城新报》，成为《光华日报》的晚报。30年代，该报董事主席林连登，副主席许生理，董事苏承球、刘玉水，编辑连天、洪丝丝，记者主任王济弱等都是泉籍华侨。 马来亚早期由泉籍人士参与创办的报刊还有：1920年由肖百馨(晋江人)等人在槟城创办的《南洋时报》，1930年停刊。1934年创刊的《中华晨报》，南安人王宣化任总编辑，1939年停刊。庄明理、洪丝丝等人于1936年创办的现代报社出版《现代日报》，并曾出版《现代晚报》、《现代周报》。庄明理任总经理，曾圣提、洪丝丝先后任总编辑。1940年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沦陷时期停办的华文报刊纷纷复刊。继《光华日报》之后，1946年初，洪丝丝复办《现代周刊》，1950年停刊。 1946年起，泉籍华侨参与创办的华文报刊，多数出版时间不长。1946年初，惠安人曾萝笔与李冰水创办《北斗报》，不久就停刊。50年代曾萝笔先后主持《夜灯报》、《香槟报》、《海报》、《大公报》等，均任主编或主笔。 永春人周瑞标，在1956年创办《钟声报》。翌年又创办《马来亚通报》，初为3日刊，1968年改日报；1979年，社长一职由周的儿子周宝华接任，周仍任董事畏。1981年该报转售给马华公会所属华仁控股公司。1986年周瑞标购下林添良、黄茂桐等人经营的《中国报》，出版早晚报，周任社长，其子周宝华任总经理。周氏家族的生活报有限公司还办有：《新生活报》、《风采》、《先生》、《新潮》等华文杂志。 《星洲日报》原系胡文虎于1929年创办的，分别在新加坡、吉隆坡两地发行。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两地《星洲日报》各自出版，吉隆坡的《星洲日报》归属其姐妹报《星槟日报》控制。1982年，惠安人林庆金收购《星槟日报》，出任两报董事主席。 《南洋商报》原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吉隆坡版。1965年名为(马)《南洋商报》，独立出版，由南安人李成枫任董事主席。 1968年，祖籍鲤城的企业家黄文彬斥资创办婆罗洲出版公司，出版《国际时报》；1975年增办《国际晚报》，黄氏自任两报社长。 此外还有：永春人陈期岳、宋廷滨等人创办的《新力报》。王振相自办的《联邦日报》，许生理创办的《新生报》等。 (三)文学艺术 早年的马华文学艺术包括新、马两地，而以新加坡为核心。1919年以前，马来亚的华文文艺，只有个别旧诗和八股文作者。 1919年以后，受中国“五四”运勤的影响，马来亚华文文学艺术开始出现新潮流，各主要华文报先后开辟文艺副刊；如《光华日报》的《槟风》，《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小说天地》、《商余》等。至30年代，西马开始有了一些华文作家、诗人、书法家、画家，其中泉籍的有洪丝丝、曾萝笔、许清昌等。 抗战胜利后至马来亚独立前，著名的泉籍作家和诗人、书法家、画家有： 李家耀，永春人，为刘海粟的高足。曾出版《家耀书画集》等一系列书画集。曾萝笔，1930年起在《槟城新报》编《诗词专号》周刊，著述甚多。蔡天定，晋江人，作品曾在都柏林、悉尼和东京的画廊、博物院展出，甚受好评。庄金秀，惠安人，著名画家，历任吉隆坡拔萃画廊主席、巴生皇城艺术家协会会畏等。张少卿，惠安人，南渡后先在仰光，继在槟城任教。历任槟城艺术学校教务长、槟城鹤山吟苑首届社长、曾获国际桂冠荣誉文学家、20世纪国际诗人荣誉哲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等荣衔。许清昌，永春人，1937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南渡，在新加坡各报发表大量作品，为老一辈的作家。颜龙章，永春人，南渡后常在报刊发表新诗、古诗、散文。国际桂冠诗人协会曾选其古体诗和新诗20首在《桂叶诗刊》发表。黄桐城，南安人，是麻坡南洲诗社发起人之一。作品包括闽南各县民间传说、掌故小品、短篇小说、史话、诗、章回小说。石诗元，祖籍南安，为柔佛著名文艺作家，作品有旧诗词、新诗、杂文、散文、小说，并擅长书法与塑像。曾获国际桂冠、美国亚利桑那州杜松世界大学颁发哲学博士等荣誉学位。 四、社团 早期的华侨社团以庙宇形式出现，1673年在马六甲建立的青云亭，是马六甲超帮派的华侨团体和华侨社会的中心，属下有一系列冢亭、本境绍兰、大伯公庙等寺庙。19世纪，华侨聚居的区域出现秘密会社，五六十年代，秘密会社的堂会遍及马来亚的市镇、矿区，最主要的有海山、义兴两帮。80年代，由于政府当局的取缔，逐渐衰落。 据1950年统计，马来亚联合邦有1675个华侨社团，沙捞越有120多个。其后社团迅速增多。80年代一度达5000多个。 (一)综合社团 马来西亚的综合社团主要的有各州中华大会堂、中华总会、华团联合总会，其中以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较有声望，永春人李延年、邱祥炽均曾蝉联该大会堂主席。 (二)经济社团 1892年，沙捞越已有了山打根中华商会，南安人陈德目、吕尚作、吕尚桂等曾任该会会长。 目前，全马有大大小小经济、行业社团上千个。祖籍鲤城的黄文彬，从1963年至1990年蝉联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畏。 经济社团中，泉籍乡亲任主要负责人的列表于下： (三)同乡社团 1801年，旅居马六甲的闽南同乡发起创办马六甲福建会馆。稍后，马六甲又创立永春会馆。 同乡社团是华侨社会最主要的社团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马来西亚以泉属人士为主创办的同乡社团有360多个(包括青年团)。如各埠(除诗巫、实兆远外)的福建同乡社团，以及跨市、县的闽南同乡社团，如森州闽南商会、麻坡漳泉会馆、吉打漳泉会馆、森州闽南商会、马六甲金同厦会馆、柔佛州金同厦会馆，其会员及领导成员几乎都是以泉州人为主构成的。仅泉属同乡社团有175个。主要同乡社团见表2－5 (四)宗亲社团 马来西亚姓氏宗亲社团历史久、数量多。目前全马各类姓氏宗亲社团上千个，构成了姓氏宗亲团体的网络。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马来西亚有泉属和以泉属乡亲为主的宗亲社团(包括青年团)190多个。其中总会有：马来西亚的黄氏联合会、王氏总会、林氏总会、江夏黄氏总会、燕山黄氏总会，太原王氏总会、开闽王氏总会、南安刘氏公会、永春周氏公会、林氏总会、全马李氏总会、六桂堂、洪氏公会、颜氏公会、张氏公会、宝树堂谢氏公会、荣阳堂郑氏总会、戴氏公会、叶氏公会、施氏宗亲总会、槐植堂王氏总会、卓氏公会、陇西李氏公会、杜氏公会、延陵联合会等。 (五)文教社团 1-教育社团 据不完全统计，全马大大小小华文教育社团有3000多个，由泉属各县籍人任负责人或会员中泉属乡亲占多数的社团有： 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筒称：董总)：成立于1955年，是由雪(兰莪)、槟(榔屿)、柔(佛)、森(美兰)、霹(雳)、(马六)甲等州华校董事联合会(或董教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的全马性社团，成员包括各州董联会(或董教联合会)，其会员由该州华校董事会和热心教育的社团负责人、工商界人士组成。每二年进行一次选举，由五个州董联会(或董教联合会)的各三名代表组成常务委员会，并推选其中某一州的三位代表任主席、总务、财政，值年的州董联会会址为董总会址。叶鸿恩(惠安人)、黄庆云(永春人)等曾出任董总主席。 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简称“教总”)：1950年12月由马六甲教师公会主席沈慕羽(鲤城人)首倡；1951年12月25日，马来亚各州教师公会在吉隆坡正式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1963年改现称。1952－1981年该会由林连玉任主席，沈慕羽任署理主席；1981－1990年沈慕羽任该会主席。该会宗旨在于联络华校教师感情共谋教师福利，研究并促进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较重要的华文教育团体还有：全马南洋大学校友会、西马SRC师训教师公会，以及各州的华校校畏公会、华校教师团工委会、日间师训毕业教师会、华文教育协会、发展华文教育工委会等。 2-体育社团 马来西亚华族体育社团，由泉籍人士组建或任主要负责人的约100家，以国术、球类为多。 泉州是南少林的发源地。目前在马来西亚源于泉州的国术团体据不完全统计有50余家。其中以南少林五祖拳和南少林正宗为多，还有六合、七星螳螂拳等门派团体。 马来西亚的五祖拳团体，主要是永春五祖拳宗师干德源的门下创建。据1982年新加坡中华国术馆出版的《福建永春五祖门宗师干德源纪念特刊》载。新、马干德源门下所创国术社、院、队、会，在沙捞越的古晋、诗巫、美里、峇南、民都鲁计有10家，在麻坡及麻坡峇吉里有3家，在吉隆坡和沙巴斗湖、峇株巴辖各一家。 1957年，南少林正宗第49代弟子高参上人在槟榔屿创办槟城少林国术健身社，该社主席现为骆丽水(惠安人)。1958年续创少镇山国术体育会。高参的俗家弟子在新、马等地创设约40家国术圈体，有部分在马来亚，如槟州日落洞少云山健身社(南安人尤传明任主席)等。 3-文化、艺术、文娱社团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马来西亚由泉籍人士创建或起主导作用的各类文化、艺术、文娱团体有30多家。 在马来西亚有一定声誉的南马文艺研究会、槟城艺术协会、巴生皇城艺术家协会、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文应用文改革工委会、雪兰莪推广华语工委会、巴生浯声协进社、太平仁爱音乐社、吉兰丹仁和音乐社、巴生螺阳音乐社、江沙艺群音乐社、槟威北海三华百人童声合唱团、适耕庄云箫音乐社、雪州港口班达马兰新韵音乐社等，负责人和会员都以泉籍人居多。其中，邱祥炽是老一代文化界领袖之一。 (六)宗教社团 佛教是马华社会最早的宗教之一。建于1673年的青云亭寺是马六甲现存最早的寺庙之一，其下有一系列分支寺庙；1911年，原籍惠安的转岸和尚由南安雪峰寺南渡署理青云亭寺务。1898年，槟城创建双庆寺。1918年，祖籍惠安的法空禅师南渡槟榔屿，初居广福宫，继为极乐寺书记，后任新建的观音寺住持。 马来西亚泉籍僧侣不多，但由泉籍人为主兴建的佛教寺庙、殿堂、宫院有30余所。其中凤山寺有7所，清水庙2所。较具规模的还有彭亨直凉开南寺、槟城白云山观音寺、槟城金马仑三宝万佛寺、吡叻巴罗灵山寺、柔佛峇属观音堂兴义殿等。有不少佛庙同时供奉民间神只，各寺庙均有由居士组成的理事会、建寺(庙)委员会、布施委员会等机构。祖籍金门的李沧溪现任丁加奴佛教会会长；郑振玉现任马六甲佛教居士林林长；祖籍南安的陈碧建现任太平佛友三间佛教慈善机构布施联合会会长。 道教很早就随华侨传入马来亚各地，现存道教及民间神只神庙、宫、坛、殿数量甚多。其中泉州人奉建或任宫庙团体主要负责人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约有70多座。所奉神祗大致有太上老君、大王爷(朱府王爷)、二王爷(杨府王爷)、三王爷(池府王爷)、张公、石头公、木灵神、玄天上帝、五显大帝、玄坛元帅、关帝圣君、大圣爷；普遍尊奉的是大伯公、关帝、妈祖和拿督公(即马来土地神)。 真空教是源于中国的新兴宗教，清同治元年(1862)始创于江西省黄畲山，20世纪初，传播东南亚，颇为盛行。祖籍永春的张造全现任马来西亚真空总教会主席。 马来西亚各州、各埠均有孔教会组织，多依附于华文学校，学生入华文学校即被称为进孔子门。沈慕羽现任马六甲孔教会主席。 德教为以会阁形式注册的社团，在马来西亚流行于槟城、吉打、玻璃市，属下各阁设有董事会、青年团、妇女组、福利组、奖助学金委员会、文娱中心、幼稚园。祖籍晋江的陈启杰为吉打德教济阳阁阁畏。 基督教在马来西亚有圣公会、美以美教会等教派，并建立中华基督教会。现吉隆坡卫理公会下设有福建堂，祖籍南安的林福发、林相致分别任吉隆坡福建堂执事、巴生卫理公会经济行政委员会主席。 (七)其他社团 其他华侨华人社团包括慈善福利等团体。慈善福利团体名目繁多。 规模最大的为全马性质的圣约翰救伤队，各地均有分设机构，有不少泉籍人士服务于全马各地的圣约翰救伤(护)队。如祖籍南安的刘榕现任雪兰莪圣约翰救护队第一团主席；祖籍永春的林国仲任森州马口圣约翰救伤队队长。 泉籍人士还捐资在全马各地创办不少医疗机构，例如骆文秀捐资槟城南华医院500多万马元，李延年捐款资助马来西亚拉曼学院、癌病治疗中心、同善医院等机构达500多万马元；临终又立遗嘱，将遗产的51%设立李延年基金会。 泉籍人士因热心慈善公益事业、服务社会而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和各州苏丹(元首)颁赐丹斯里、高级拿督、拿督、准拿督、太平局绅等勋衔的达1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