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居与人口 新加坡古称龙牙门、淡马锡、石叻。宋代以前已有华侨的足迹。1829年，新加坡丹绒巴葛发现31位姓名不详的南安县人合葬的古墓。 新加坡开埠头几年间，不少华侨从马六甲、槟城和印尼寥内移居新加坡。祖籍永春的陈叔送(1763－1836)，成为新加坡第一代华侨首领之一。 1821年1月，晋江祥芝的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奉立了新加坡妈祖庙(后建为天福宫)。1824年8月，英国殖民者辟新加坡为自由港。泉州人纷纷从家乡和马六甲等地移居新加坡。马六甲侨生陈金声(永春人)和一批漳、泉侨生，冲破荷兰舰队的封锁首先到新加坡创业，构成新加坡开埠初期财力雄厚的海峡侨生集团。 1826年倡建凤山寺(1836年落成)时，新加坡已有泉州人千人以上。1828年，漳、泉华商兴建了“恒山亭”，作为福建(即闽南)同乡的联谊机构，继又兴建天福宫作为闽南籍华商的祭祀和聚会场所。陈金声为五名大董事之一。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殖民者对“契约华工”需求急剧增加，大量漳、泉人被西方殖民者从闽南沿海拐运往新加坡，自由华工也不断增多。1881年新加坡华侨总数达86766人。其中闽南籍人占28-8%，海峡侨生(绝大部分为漳、泉人)占11%。1891年，新加坡总人口184554人中，华侨129008人，其中闽南籍人和海峡侨生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7-6%和10-5%，1901年闽南人和海峡侨生，增至5-9万人和1-54万人，分别占当地华人的36%和9-4%。泉州各县侨乡族谱关于族人往新加坡的记载逐渐增多，泉籍人在闽南人中的比例逐渐上升。 从19世纪中期起，殖民当局开始褒奖对当地有贡献的华侨，加封华人太平局绅等勋衔；同时在海峡殖民地法庭设置华人陪审员；并设立保良局等机构以笼络华人领袖。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中国领事馆。同年新加坡殖民政府建立华人护卫司，并于1889年建立华人参事局(咨询局)；其成员由福建(闽南)帮5名，潮州帮4名，广府帮2名，海南帮1名组成；以讨论与华人有密切关系的礼仪、庆典、教育、社会福利和其他有关立法的社会问题。且吸收个别华侨领袖参与市政委员会、立法会议、行政会议。 19世纪中后期起，新加坡的泉籍华侨中涌现了一些德高望重、十分富裕、以慈善为本的社区领袖。著名的有： 陈金声(1805－1864)，海峡漳、泉侨生集团领袖之一。1850年被封为太平局绅，1867年任陪审员。其子陈明水亦为海峡漳泉侨生集团领袖之一，于1872年获封太平局绅；另一子明源亦为华人参事局委员。 李清渊(1841－1911)，祖籍永春，海峡漳泉侨生集团领袖之一。1890年任华人参事局委员、保良局委员，被封为太平局绅。 陈若锦(1859－1917)，陈金声之孙，1886年任市政局议员，1889年任立法局议员，1890年任华人咨询局委员，1891年被封为太平局绅，后并任戒烟(鸦片)委员会委员。 李俊源(1868－1924)，李清渊之子，曾出任华人参事局委员、保良局委员，受封为太平局绅。 曾任华人参事局委员的泉州人还有林庆年、蔡嘉种、黄曼士、王丙丁、李光前等。 1894－1930年是泉州地区人民移居新加坡的高峰期。经1931－1933年低潮之后，1934年至1938年，由于橡胶、锡价格上涨，各行各业急需劳力，移居新加坡的泉州人又迅速增多。1938年11月起，新加坡当局以当地华工失业增多，开始分批遣送华工回国，泉州人移居新加坡，又转入低潮。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华侨、华人组织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抗敌后援会，总务部主任叶玉堆、副主任刘玉水和刘武丹，劳工部主任林谋盛，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等，都是泉籍人。后援会组织的新加坡华侨义勇军，配合英军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保卫侨居地付出重大牺牲。新加坡沦陷后，日寇对华侨进行血腥大屠杀，杀害华侨达4万多人，泉属各县籍华侨被害逾万人。南安人梁后宙因发起组织华侨抗日守备军，其家有33人被日军杀害，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和英王乔治六世分别颁授勋章，表彰梁氏一门忠义。林谋盛在日寇南侵时，动员组织数万华侨工人参加战时后勤工作，后又参加中英联合军团(136部队)任马来亚华人区长，指挥敌后斗争，于1944年3月27日在怡保被日寇杀害，牺牲时年仅35岁。抗战胜利后，英军追认林谋盛为陆军少将，为其举行国葬，并在新加坡建立纪念碑。庄惠泉(安溪人)在林谋盛去世后继任136部队马来亚华人区长，指挥敌后抗日斗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自1946年至1949年，泉州地区出现新的移民潮。据不完全统计，4年间泉属各县有10多万人进入新加坡，但大部分转赴马来亚各地。1957年以后，有不少泉籍人从印尼、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祖籍泉州的华侨除个别人外，都成为新加坡公民。 据新加坡政府发表的统计资料，1911年至1970年，闽南人在新加坡华人中的比例，除1947年以外，均占40%以上。1970年以后，新加坡政府取消按方言群分类的人口统计数字，但根据新加坡泉属各县会刊的资料，80年代泉属各县籍华人占新加坡华族人口总数的百分比为：南安近10%，安溪9%，金门7-5%，惠安6-7%，晋江(包括鲤城、石狮)5%强，永春(包括德化)1-7%。据1986－1988年泉州市各县侨情调查数字和《金门县志·华侨志》数字，新加坡有泉籍乡亲约86万人，占新加坡华人总数的42%。 二、职业与经济 新加坡开埠后，泉籍人以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为主，成为富商的为数很少，1822年，只有陈叔送等个别人。到19世纪中后期，著名的泉籍富商有： 陈金声，1826年创办金声公司，继在马六甲设有分行，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主管出入口商，兼营房地产业、侨批业。至19世纪40年代成为新加坡最富有的两名富商之一。其子陈明水、孙陈若锦不断扩展经营范围，并承包开采冶炼锡矿。 李桂林、李清辉、李清渊兄弟，先后创办振裕公司、振丰公司、清渊公司，至19世纪60年代均成为大型进出口商行，同时兼营侨批。其后，李清渊还投资金融和房地产业。李清渊还与陈若锦、章芳琳、颜永成等闽南籍富商合股创办海峡轮船公司。 19世纪中后期的泉籍富商还有：刘祖要，安溪人，开设大型锡磨坊，获利甚丰。蔡南，南安人，经管药店、船行。黄英伟，金门人，经营大米、造船和大锯板厂。林路，南安人，经营橡胶、土产和建筑业，因承建维多利亚纪念堂，被誉为“伟大的建筑家”。赵翁，南安人，经营黄梨和橡胶种植业、建筑业，曾承建浮尔敦大厦及博物院，成为著名的建筑商。金门人陈芳窗、陈芳岁等，在大城区创办新南昌锯木厂，为19世纪后期新加坡著名的锯木厂之一。 19世纪末，随着移居新加坡的泉州人的增加，从事的行业逐渐增多。其中安溪人和南安人多数从事垦荒、种植、饲养禽畜和农副产品加工；安溪人并垄断了本少利多的旧货收购行业。晋江人以船工、搬运工、店员、财副(记帐)、厨师、帮工为主要行业。石匠、泥瓦匠、木匠是惠安人的传统行业，因而惠安人从事建筑行业的特别多；部分南安人也从事建筑业。永春人以经营出入口商、杂货商、仲介商、小商贩和土产加工业为主。海上营生是金门人的传统行业，因而金门人多从事水上运输业，并垄断被称为“九八行”的新加坡附近各地(以印尼为主)岛际仲介土产收购行业，以及土产加工业中的锯木业和相应的柴寮行店；配套服务的船坞和渡头经营者、码头工人、船工均为金门人的主要行业。 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源源不断移居新加坡的新华侨，从事大规模的垦荒活动。新加坡出现了大量由安溪人和南安人开垦及垦复的橡胶种植园和黄梨园。从事橡胶和黄梨加工、贸易的也大部分是泉属各县人。因而有“福建人种树柅(橡胶)，广府人开锡米，海南人卖糕胚(咖啡)，潮州人卖虾米”的说法。 1912年，永春人李俊源邀集闽籍人士创办新加坡华商银行，任董事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新加坡华侨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尤以橡胶业和锡矿业为最。为适应华侨经济的发展，1917年，永春人李俊承与漳属人林秉祥等发起创办和丰银行。20年代中后期，泉籍华商中出现了少数富商。作为大橡胶园主的李光前(南安人)为当时富商中的佼佼者，与同安人陈嘉庚、陈六使均进入中华总商会8名著名富翁之列。较具实力的泉籍华商还有：银行家、橡胶商李俊承；建筑商林拱河(安溪人)、肖志来(鲤城人)；五金建筑材料商张三品(南安人)、柯进来、柯贤树；经营茶叶业、民信汇兑业，同时投资银行业的林庆年；经营茶叶兼管民信汇兑业的张培恭(以上均安溪人)、张金荣(南安人)；经营出入口贸易和运输业的林凤仪(南安人)；经营橡胶、茶叶、咖啡、胡椒、豆蔻出入口的陈焕武(金门人)；经营橡胶、出入口贸易和民信汇兑业的黄永祺(惠安人)。 就经营行业而言，安溪人开设的茶庄占新加坡茶庄数的90%以上。五金业中安溪人、南安人占多数，肉丝、肉干业也大部分为安溪人所经营。金门人还建立金星轮船公司，沟通金门、厦门和新加坡之间的海路运输。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新加坡华侨工商业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橡胶业、锡矿业所受冲击最大。华商企业纷纷倒闭，使闽南籍华侨开设的3家银行由于收不回贷款而处于困境之中。为挽救3家银行和其他闽南籍人企业，李俊承、李光前、林庆年于1932年力促华侨、和丰、华商三家银行合并，改组为新的华侨银行，增资至叻币1000万元，徐垂青、李俊承先后出任董事主席，李光前任副董事主席。 1934年，随着世界市场上橡胶、锡价格上升，新加坡华侨经济恢复了活力。1935年，金门人黄庆昌从沙捞越移资新加坡，创立华人联合银行(战后改组为大华银行)。金门人经营的50多家土产“九八行”，脱颖而出，有的成为新加坡大型的出入口商行。以垦殖林厝港著名的梁后宙，30年代在垦殖业、养殖业和建筑业方面也获畏足发展，跻身新加坡豪富之列。安溪人林树彦1938年设立侨通行，侨汇网络遍布闽南和新、马、印尼各地，雇员达三百人以上，并拥有大量代理商，每周收汇达四五十万元，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民信汇兑商。 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华侨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泉籍华侨也不例外，如祖籍鲤城的胶业巨商赖金奎(1879－1951)，因日本的侵略战争，60万元帐款没法收回，又遭日寇逼勒，商业停顿，坐食山空，致战后无力东山再起。 战后，英军贱价招标出售军事基地剩余钢材、旧机械等物资。安溪县籍五金商购下该批物资后，当地即开始恢复建设，钢材、机械成为抢手货，促进了由泉籍华侨经营的五金业的迅速发展。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橡胶、五金建筑材料价格飞涨。不少闽南籍橡胶商获得巨额利润，李光前的南益树胶公司和黄桂楠(惠安人)家族的南合树胶公司成为新、马地区最大的橡胶商，两人因此被誉为“橡胶大王”。同期，泉籍五金商纷纷上升为进出口五金建筑材料商。不少久困乡村难以获利的泉籍人纷纷转营其他行业，在各行各业大展宏图。其中以进入建筑行业、屋业发展、木材加工业和新兴的电力电器工业的为多。泉籍人经营的其他传统行业也获得较大发展。泉籍人经济实力大增。至新加坡独立前，新加坡泉籍华商已在当地经济中居举足轻重地位。最著名的泉属各县籍富商有： 李光前家族，是新加坡华侨银行的大股东，家族企业南益集团从30年代起一直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最大跨国企业集团之一。李氏家族还设立拥资上亿美元的李氏基金会。 黄祖耀，金门人，其父黄庆昌是大华银行创办人，黄氏执掌大华银行后，将该银行发展成当地多元化经营的四大银行集团之一。 黄桂丁、黄桂楠，原协助其父黄永祺经营四美公司。战后，从四美公司分立创设南合树胶公司、四美树胶公司、黄桂楠实业公司等一系列橡胶企业，从事多元化跨国经营。子公司和联营企业遍及东南亚和欧美数十个国家、地区。 吴水阁，安溪人，1946年从印尼移资新加坡，建立达华、达利、美丽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公司，在印尼拥有维基尼亚橡胶等公司，在马来西亚控制森美兰棕油等公司。经管行业还包括金融、房地产等业。 李金塔，祖籍南安，1928年建立李金塔建筑公司，战后发展成大型建筑商，并大举投资房地产业，形成实力雄厚的李金塔集团。 王振墙，南安人，战前在印尼棉兰开设振福橡胶公司，战后投资建筑、房地产和银行业。1956年在新加坡建立家族企业总部。 何瑶琨，鲤城人，1943年与同乡设立新加坡激成公司，战后主营橡胶、饲料、土产进出口业，兼营建筑材料、房地产、种植、船务等业。至60年代初期，激成集团已有10多家公司分布在新、马、印尼、泰国和港澳地区。 郑仓满，永春人，1965年从印尼移居香港设立首百乐公司，后移资新加坡设立跨国企业百龄集团；主管面粉厂，兼营饲料和食品加工、海运、金融等业。 三、文化教育 (一)华文教育 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校，是1849年陈金声等筹集资金在天福宫西侧兴建的启蒙学馆“崇文阁”，后改为崇福女校。1854年，天福宫会长陈金声又带头捐资买地，创办了启蒙私塾性质的萃英书院，该院(校)直至1954年才停办。 1881年左秉隆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积极提倡开办义学。泉籍华侨为主创办的学校有：1885年，李清渊创办凤裕义学，并赞助颜永成创办颜永成义学(又称培养书室，1893年改名英华义学)，广收平民子弟。1889年，陈若锦、陈金钟、陈武烈等在保赤宫创办毓兰书室(后改称保赤学校)。 19世纪末，康有为等保皇党人在南洋各地提倡“兴文教，开民智”，华侨深受其影响。福建会馆同人先后创办道南学堂(后改称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学校。永春籍华侨创办了鼎新学校、俊源学校。1914年，南安籍华侨假凤山寺两廊创办南明学校。 祖籍安溪的庄希泉等人于1917年发起创办南洋女校(后改南洋女中)，林庆年曾任该校董事长21年。翌年，陈嘉庚联络闽南籍华侨创办的16所学校的董事总理，向各同乡会馆及侨领募捐近50万元，创办新加坡第一所新式华文中学——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出任董事畏(该校1931－1965年由李光前出任董事畏)。1922年，惠安籍华侨也创办了作人学校。1927年，祖籍安溪的蔡金超、陈任尊、蔡祯祥在荷兰路创设励群学校，为新加坡乡村首间新式华校。林庆年、庄惠泉、沈士民、肖文泽力促各乡村私塾合并组建为新式小学。自1928年至1942年，先后组建明伦、万礼、全民、孺廊、怀南、崇文、裕群、醒南、洛阳、培德、介毂、育贤、辅华、克明、新民(汤申路)、兴华、启华等15所华文学校(小学)。南安籍华侨在侯西反倡导下也于20年后期创办加束育才学校。 1929年，福建会馆教育部主任林庆年首先在福建会馆所属道南、爱同、崇福及崇福女校等4所华文学校统一教材，推行华校统考，大大提高了新加坡华文教育水平。而南洋各埠竞相仿效，又促进了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素质的全面提高。 1937年，侯西反与华校视学官陈育崧到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等南安籍华侨聚居区，大力宣传鼓励乡村私塾合并为小学。同年，梁后宙献地，并负责建筑校舍，在林厝港建立启化学校总校，并设阿妈宫及南和分校。1939年，祖籍南安的黄琬(黄孟奎)还创办敬庐专业学校，专授中文和中国历史、地理。截至二次世界大战前，由泉属各县华侨共同创办的小学，还有振中、育正、平仪、中立、培明、树群、惠群、崇本、崇正和启蒙。而晋江籍华侨还办有工商补习夜校，惠安籍华侨办有惠侨夜校。1941年，李光前又支持陈嘉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泉籍华侨除纷纷复办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停办的各华文学校外，又创办了南山、新民(兀兰路)、培新、光华、培童、介民、培群、快乐、侨南、醒侨、培华、晋江等小学。部分华文学校还创设初中部。 1949年，泉籍华侨积极捐款支持创办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后改名新加坡大学)，仅李光前就先后捐资150万元叻币；1962－1965年，李光前还出任该校校长。 1953年1月，新加坡福建会馆发起并捐地500英亩，由新马华社各会馆成员共同捐资创办了东南亚华文高等学府——新加坡南洋大学。当时的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捐资500万元叻币为首倡，李光前、刘玉水也都捐资100万元叻币以上。1956年3月，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南安人潘受(潘国渠)和晋江人张天泽曾主持校政，庄竹林(惠安人)曾出任副校长。刘玉水、黄祖耀都担任过该校理事会主席。1980年5月，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大学，改称南洋理工学院。 林庆年、林邦彦(德化人)还于1954年支持彭主恩校畏创办手式聋哑学校。 (二)华文报刊 新加坡华文报刊出版历史较长。漳、泉海峡侨生薛有礼于1881年创办的《叻报》，是新加坡华文报纸的鼻祖。1928年，永春人李铁民出任该报总编辑。1932年3月，该报停刊。此后，由泉籍华侨参与创办的报纸，主要有： 1923年由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侯西反任总经理。1930年以后，傅无闷(鲤城人)一度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后任总编辑。1932年，该报社由林庆年、李光前、叶玉堆、李玉荣(南安人，李光前之弟)等人募股组成“南洋商报有限公司”，脱离陈嘉庚公司，李铁民任督印人，主管编辑部，后改任副刊编辑。1937年，报社再次增资，由李玉荣接办，出任社畏兼总经理，李光前任董事主席。1938年，该报社收购创办于1914年的《新国民日报》(初创时称《国民日报》)，改组为“南洋报业有限公司”，两报同时发行。 此外，李铁民于1926年主编《消闲钟》三日报，1931年主编《民众报》。傅无闷于1929年曾任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总编辑。中国国民党南洋机关刊物《中兴日报》，畏期由泉籍华侨任董事畏、社畏、总编辑等职。1941年底，洪丝丝(金门人)，在陈嘉庚支持下创办《现代》三日刊。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各华文报均停刊。 第二次世界大载后，各华文报刊纷纷复刊，并出版一些新的报刊，泉籍华侨参与创办的有： 《南侨日报》和《南侨晚报》，1946年11月由陈嘉庚主持创办。南侨日报社畏胡愈之、督印李铁民、总经理张楚琨(鲤城人)。南侨晚报主编洪丝丝。1948年，洪丝丝改任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该报因倾向新中国，呼吁华侨社会团结进步，于1950年9月被英国殖民当局封闭。 傅无闷、陈允洛(鲤城人)在战后先后创办《中南日报》、《新报》。宋廷滨(永春人)曾任《新力报》社畏。龚延龄(鲤城人)自50年代开始，在南洋商报社之下先后创办《南方晚报》、《星期六周刊》、《南洋广播周刊》、《南洋月报》，出版《南洋年鉴》、《南洋丛书》、《青年文艺》。郑萝周(鲤城人)曾自办《文艺报》，并与蔡晃生(晋江人)合创《新明日报》。陈振亚(南安人)、彭松涛(鲤城人)曾创办《华声报》。祖籍晋江的常凯法师还在70年代后期创办《南洋佛教》月刊。 战后曾出任南洋商报社要职的泉州人除龚延龄外，尚有史联对、陈振夏、颜绿、郑萝周、陈允洛、蔡晃生、庄善腾、彭松涛等人。其中史联对对该报战后复刊贡献殊多；陈振夏历任报社主笔、总编辑、董事主席、编辑委员会主席、董事会顾问。 (三)华文文艺 新加坡曾是马华文化中心。19世纪80年代，新加坡华侨社会涌现不少诗人，《叻报》成为发表诗作的重要园地。其时，著名的诗人是祖籍永春的李清辉。诗坛有“会贤社”与“会吟社”，闽南籍诗人还有吴席(锡)卿和林景波(永春人)等。 1919年以后，由于国内新文学作者南渡和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马华旧文学开始向新文学过渡。1919年，《新国民日报》社的《新国民杂志》已刊载新文学作品。20年代中期，《新国民日报》副刊《南风》和《叻报》副刊《星光》的诞生，为新加坡马华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原籍永春的郑文通和原籍南安的潘受，黄曼士等，都是这一时期新加坡的作家、诗人。而华语电影，也由原籍晋江的桂华山于1925年传入新加坡，并由其父和王宣化(南安人)组创南洋影片公司，由王宣化任总经理，在东南亚各埠设立分公司。 1937年至1942年，文艺刊物不断出现，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主流，抗日救亡为这一时期马华文学作品的主题。小说、诗歌、戏剧、音乐也逐渐大众化。具有闽南特色的“闽剧”(歌仔戏在新、马、印尼等地被称为闽剧)、南音也在抗日救亡潮流中获得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著名的泉籍文化人，有诗人郑文通、潘受、谢云声(南安人)，剧作家朱桂棹、王秋田，小说作家许清昌，散文作家陈清华、郭松云(永春人)，评论及纪实文学作家李铁民、洪丝丝。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马华文学一潭死水，一片空白。 1945年9月至1965年8月新加坡独立，报纸的文艺副刊和作家结集成书，共同推动着马华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马华作家在新加坡出版的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作品集高达537本，年均27本。涌现了一批泉籍新作家。 新加坡独立前的泉籍作家有： 郑文通，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主编过《新国民日报》副刊《绿漪》(1927)和《南洋商报》的《曼陀罗》半月刊(1929)等一系列新文艺副刊、期刊。王秋田，晋江人，新加坡艺术剧场发起人之一。着有独幕剧《喜讯》(1964)、《夜行人》等。许甦吾，惠安人，1941年南渡，其著述享誉新马，出版的单行本有《新马华文教育概况》(1951)等等；其后又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以南洋问题为多。陈清华，金门人，为新加坡老一代作家。其著作多数未结集，《橄榄》收集了他的29篇杂文；小说《救世医院》为30年代后期作品，《日月争辉》等为晚期力作。潘受，又名国渠，1930年起，从事新兴文学理论讨论和综合整理、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已刊诗集有《海外庐诗》4卷、附词1卷。朱桂棹，晋江人，是萤火剧社和文艺团体新野社发起人之一。其独幕剧《教师》(1938)被选入《马华新文学选集——戏剧》一书。邱新民，惠安人，1948年南渡。已出版《文苑余话》(文学史话)、《北婆罗洲采风录》、《金沙江风物外记》等一系列著作，为新加坡著名多产作家。彭松涛，鲤城人，1946年南渡，先后在多家华文报刊任编辑、主编，作品以政论、评论为主。丁马成，鲤城人。1941年创立湘灵音乐社并任社长，为新加坡著名南音剧人。著有创新《南音精华大全》三集和《丁马成作品选》。陈振亚，南安人，1946年南渡。活跃于剧坛，导演过一系列名剧。文艺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已出版小说集《四姨太》、《从黑夜到天明》等。郑萝周，鲤城人。1947年南渡，任《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世纪路》编辑，文艺杂志《文艺行列》、《星期六》等杂志编辑。邵氏电影公司曾将他的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感》拍成电影，轰动一时。林金拉，永春人，生于新加坡。在新、马以诗作评论著称；已出版著作有《永恒的记忆》(散文集)、《并蒂莲》(诗集)等。李今再，生于马来亚麻坡，永春人，着有中畏篇小说《浮动地狱》、《翻云覆雨》等。黄友吉，南安人，新加坡著名散文作家、诗人。已出版散文集《热爱》、诗集《花柏山》等。曾渊澄，鲤城人，生于新加坡，诗人，已出版诗集《湖·千里路》2辑。郑亚本，安溪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正会长。已出版诗集《五月》及短篇小说集《我爱上她的衣裳》等。李学文，永春人，生于马来亚彭亨，擅畏小说、散文，已出版短篇小说集《飘》、《长恨》等。曾也鲁，惠安人，生于槟城，其短篇小说集《第一次飞》，为50年代末期新加坡文坛现实主义代表作。刘维新，晋江人，生于印尼。50年代开始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杂文、文学评论，历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理事、副会长。李三锋，安溪人。擅写新诗、文学理论，历任写作人协会理事会翻译、金声教育中心文艺学会秘书。陈世能，南安人。作品以新诗、散文、随笔为主，为新加坡文坛著名的散文作家，已出版诗集《低诉》，散文集《溪》等。陈瑞献，南安人，出生于印尼。有诗集《巨人》、《牧羚奴小说集》等诗、小说、译作、画作问世。 新加坡著名画家、书法家、艺术家中的泉籍人士，有： 刘抗(永春人)、庄端惠(惠安人)、林子平(安溪人)、陈录记(安溪人)、王瑞璧(安溪人)、吴再炎(南安人)、林斐(晋江人)等多人，其艺术造诣，在新、马一带享有声誉。 四、社团 新加坡社会团体数量众多，泉属社团占华侨、华人社团总数的40%多，其兴衰变化概况如下： (一)私会党 1819年，新加坡已有私会党存在。早期的私会党派别甚多，最大的两派分为以潮籍人为主的“义兴”和以闽南人为主的“义福”。陈叔送为“义福”第一代首领。 19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私会党是控制新加坡华侨社会的主要力量。由于私会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引起华侨社会的厌恶和殖民当局的抑制、取缔，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私会党迅速衰落。 (二)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宗亲和同乡社团为新加坡华侨、华人最基本的社团形式。1985年12月，新加坡各宗亲社团和同乡社团，组成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总会由代表7大方言帮的新加坡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三江会馆、南洋客属总会、福州会馆、琼州会馆、广东会馆作为发起会员。福建会馆主席黄祖耀出任首届主席，晋江会馆副会长蔡锦淞任副秘书兼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1988－1990)13名理事中，泉籍人士有：主席黄祖耀、秘书兼工委会主席蔡锦淞，理事陈国民(金门会馆)、唐裕(安溪会馆)、方水金(南洋方氏总会，金门人)。 (三)同乡社团 新加坡闽南同乡最早的社团是1828年创立的恒山亭，它曾是漳泉籍华侨(即福建帮)的总机构和聚会活动场所。1840年，新建的天福宫取代恒山亭。庙亭组织还有凤山寺、金兰庙、清源真君庙。凤山寺为南安同乡组建；其他两庙庙众则包括南安、安溪、晋江三县人及其他闽南乡亲，而以南安人为多。 1860年在天福宫的基础上成立的福建会馆，初期称福建公司，因设于天福宫，又称天福宫福建会馆。由陈金钟、陈金声等人发起创办，陈若锦、李俊源，陈嘉庚、陈六使，李光前均曾任该会会长，现任主席黄祖耀已蝉联多届。在宗乡总会成立前，福建会馆一直是新加坡最有权威的同乡社团。 此外，泉籍人士参与组建的同乡社团还有怡和轩俱乐部、吾庐俱乐部、小桃源俱乐部，以及武吉班让福建公会。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有泉属同乡团体22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9个(见表2－6)。 新加坡同乡社团进入80年代后纷纷向非本籍人士敞开大门，如晋江会馆会员中已有非晋江籍会员，武吉班让福建公会更招收非华人会员。 (四)宗亲社团 早期新加坡泉属华侨、华人为主组建的宗亲社团有福建林氏大宗祠九龙堂、星洲闽王祠总会、保赤宫陈氏宗祠。 泉籍和以泉籍人士为主的宗亲社团多称为某姓总会、公会，有的还加上堂号；其他籍属宗亲社团大多数冠以籍属地名。另外有不少宗亲社团称为公所、联宗会、宗祠、社、馆、院、别墅、家塾。其中以泉属华侨、华人为主组建的宗亲社团有140多个。 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总会，系由惠安涂岭闽林始祖祠派裔于1857年组创。初成立时称为新加坡福建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后改现称。它是新加坡林氏宗亲的总机构。其属下社团包括福建九龙堂、康美林氏联谊社、西河别墅等17个社团。 开闽王氏总会，前身为1872年成立的福建王氏慈善开闽公司。1875年置闽王祠，并设立星洲闽王祠总会。1970年中文名正名为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英文名不变。为开闽王氏唯一宗亲组织。创会炉主为同安人王友海、王求和、王宗周。现任主席为祖籍金门的王清堂，已蝉联10多年(7届)。 星洲颍川公所，系1937年在保赤宫陈氏宗祠(简称保赤宫)的基础上建立的颍川堂陈氏宗亲组织。保赤宫系1878年由陈金钟与陈明水(陈金声的长子)创建，当时两人为福建帮领袖。星洲颍川公所会员中泉属各县人占多数，次为漳州人、潮州人。 张氏总会，前身为泉属各县与诏安县张氏宗亲于1939年组建的张氏祠堂，后改现名。其南音组(团)为新加坡五大南音社团之一。 此外，有李氏、刘氏、洪氏、黄氏、方氏、梁氏、胡氏等总会，太原王氏、颍川陈氏、苏氏、高氏、杜氏、香山白氏、济阳蔡氏、庄氏、钟氏、卓氏、詹氏、江夏黄氏、宝树堂谢氏、廖氏、颜氏、柯氏、曾氏、趟氏、龚氏、庐江何氏、周氏、施氏、姚氏、叶氏、翁氏等公会，以及紫云祠、杜氏贞义祠、六桂堂、温氏会馆、星洲延陵联合会等，其会员均以泉属各县人居多。 (五)经济社团 中华商务总会(1915年改称中华总商会)、树胶公会(原称华侨树胶公所)、华侨茶叶出入口商会、五金机械公会、建筑材料枋商公会、罗厘车主公会、华侨建筑公会等，均以泉籍华侨为主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59年成立的经济社团有40个，其中以泉州人为主组建的主要有：树胶厂商公会，李光前、黄桂楠曾任该会会畏。南洋汇兑业总会，由林树彦倡建并蝉联数届会畏。树胶制造厂商公会、树胶装配商公会，均曾由黄桂楠任会长。屋地发展商公会，李金塔为首届会长，并蝉联多届。 1959年以后泉籍华商为主发起组建的经济社团主要有：混合饲料厂商联合会(1963)，洪恭兰曾任会长；五金制造厂公会(1966)；以及新加坡金融公会(会长黄祖耀)，新加坡米商公会(洪恭兰曾任会长)，新加坡出入口商公会，新加坡船务公会，新加坡红灯码头电船公会等。 (六)文教社团 新加坡泉属华侨、华人参与创办的文教社团可分为文艺、音乐和戏剧、教育、体育(主要是武术)四类。 1-文艺社团 新加坡南洋学会，其前身为1940年成立的中国南洋学会，为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术社团。原籍永春的陈维龙曾任副会长，许甦吾曾连任10届理事。 新加坡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月，主要宗旨为介绍中国的语文、历史、艺术、科学、工艺、社会生活，收集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陈维龙曾任副会长。 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前身为1935年成立的“华人美术研究会”。原籍永春的刘抗曾任会长、名誉会长。 新加坡独立后成立的有：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郑亚本曾任正会长，刘维新曾任副会长。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中华书法协会(前身为1969年成立的中华书画研究社)，为新加坡书法家及爱好者的组织。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祖籍金门的欧进福曾任主席。新加坡艺术协会，刘抗曾任会长。 其他文艺社团主要有：五月诗社，脱胎于五月出版社，创办人是被誉为新马文学巨人、国际名画家的陈瑞献(南安人)。岛屿文化社，成立于1971年，会员多泉籍人，主要骨干有祖籍惠安的谢冰凝，祖籍金门的寒川(吕基炮)，祖籍晋江的康静城(洪连顺)等。 2-音乐和戏剧社团 泉籍人士为主创办的音乐、戏剧社团有： 湘灵音乐社，成立于1941年；丁马成为倡导人和社长。1977年该社成功地举办亚细亚南音大会奏，成为新加坡南音界的支柱。新加坡主要的南音团体还有晋江(会馆)南音组、安溪(会馆)南音组、张氏总会康乐股和青年促进社南音组。 福建音乐队，由浯江公会互助部于1957年组建，为新加坡阵容较大的音乐团体。除为金门乡亲服务外，经常到新加坡各区巡回演出，并为一系列文艺、音乐、喜庆活动献演。项目包括华乐、南音。 晋江(会馆)华乐团，1977年12月成立，每周六晚上举行各民族作品及华乐演奏，开设有乐理班、二胡班、弹拨班、笛子班，为新加坡最活跃的华乐团体。曾两度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华乐观摩会”和“华乐演奏会”。 晋江(会馆)少儿华乐团，创办于1990年8月，团员均为9－14岁的少儿。 惠安(公会)华乐队，拥有40多名团员。 晋江会馆康乐股属团中戏剧团体有舞蹈团(1977)和戏剧团(1978)。两团举行过一系列文娱晚会和义演活动，并为各种大型喜庆活动和文艺、舞蹈节献演。 3-教育社团 教育社团主要是各宗乡会馆的教育股和各华校校友会。部分校友会同时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现各宗乡社团的教育股功能已转化为以资助会员子弟就学和开展、奖励华文文艺活动为主。各宗乡社团均设有奖助学金基金，如金门会馆设有大学奖助学金基金会，浯江公会设有中小学奖助学金基金会，其他泉属各类会馆绝大部分也设有奖助学金基金会组织。 4-体育社团 新加坡体育团体以武衍、球类居多。各大宗乡会馆多数设有球类团体，而以乒乓球队为多。李玉胜(永春人)现任新加坡乒乓球总会会长。 泉州各属人士的武术团体主要有： 新加坡惠华国衍研究社：成立于1963年，为惠安同乡开展健身活动和联谊的场所，设有互助会。该社历次参加国术表演赛，成绩优异，1967年5月，荣获新加坡全国国术表演赛南拳团体亚军；国术主任林细春获个人兵器和特别表演两项冠军；陈枝成获个人短跑亚军。1970年12月，参加新加坡第二届全国国术表演赛获团体操、全能三项、短兵器、套拳、徒手对打等6项优胜奖。1984年该社有社员1038人，为新加坡最大的武术团体之一。 永春五祖拳宗师干德源于1932年在新加坡开设国术馆、医局，传授拳衍，悬壶济世。子湖海、湖昌、湖南，孙国泰、国安，徒弟林宝山、李载鸾(永春人)均为新加坡著名拳师。干国泰，自1980年起任新加坡中华国衍协进社总教练。干德源及其门徒在新加坡创办的武术团体有新加坡中华国术协进社等6个团体。 南洋少林国术总会，为南少林正宗49传弟子、原籍惠安的高参上人于1958年创办。其弟子组建少南山国术体育会和少忠山、少钟山、少和山、少怡山等健身学院。在新、马各地，南洋少林国术总会属下的单位约有40个。 此外，还有以教授永春白鹤拳为主的闽南国术研究社，以及金门会馆国术团、晋江会馆跆拳道班等。 (七)宗教社团 新加坡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德教、真空教、基督教和桑梓神佛道。 1-佛教社团及寺庙 新加坡各佛教寺庙均设有居士林及董事会。莲山双林寺，历任住持中贤慧、性慧、明光、普亮、高参上人，其原籍均为惠安。 1915年由南安雪峰寺僧转道和尚、瑞等上人、转岸和尚(惠安人)协力兴建的普陀寺，转道和尚和转岸和尚先后被推为住持。 转道和尚创建并曾任住持的龙山寺。住持释广净，1953年从泉州往新加坡，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常务理事。光明山普觉寺，1946年起由原籍晋江的宏船法师出任住持，他是新加坡佛教协会主席，1990年去世。光明山禅寺住持常凯法师，晋江人，1947年由泉州崇福寺前往新加坡，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并创办佛教施诊所、文殊中学和菩提小学。 2-桑梓神佛道寺庙社团 新加坡普遍建有桑梓神佛道寺庙(以下简称神只寺庙)社团，有的称庙，有的称委员会或董事会、公司。绝大多数神只寺庙团体均带有同乡或宗亲社团性质，寺庙供奉迎自家乡的天、地、海神和神化的祖先或祖佛。受真空教影响，不少寺庙聚神、佛、道于一炉。 早期建立的寺庙，籍属范围较广。如凤山寺供奉广泽尊王，为南安县同乡所建；金兰庙供奉清水祖师，为泉属同乡所建；天福宫供奉天妃(天后)，为闽南同乡所建。城隍庙供奉泉州府城隍(即大城隍)威灵公，为泉籍人士祭祀、联谊场所。通淮庙香火迎自泉州市区通淮庙，供奉关羽、岳飞，为王、苏、许、廖四姓泉籍宗亲所建。九峰岩为安溪胡姓宗亲于1914年所建，供奉三代祖师。镇南庙建于1914年，广寿堂建于1931年，均为安溪傅姓宗亲所建。蓬莱寺由安溪人创建，供奉三尊清水祖师。 3-其他宗教社团 新加坡真空教为东南亚真空教圣地，但泉籍人加入的不多。德教在新加坡设有紫新阁，举办医疗、慈善、互助等活动。基督教卫理公会早期较活跃，现除从事宗教活动外，也举办慈善活动，创办老人院。 (八)其他社团 其他社团包括互助、福利、慈善、工会及青年、妇女等社团。 新加坡泉属各县人士参与创办或赞助的慈善、医疗机构，早期有陈金声捐助创办的陈笃生医院(前身为贫民医院，成立于1845年)，李清渊、陈丰兴家族捐助创办的同济医社。1892年，同济医社筹建新大厦改为同济医院时，不少泉籍华侨踊跃捐输。1951年起，李光前、黄桂楠先后任同济医院(董事)主席。其中黄桂楠自50年代后期蝉联至80年代。 泉籍人士创办的慈善医疗机构还有佛教施诊所、通淮庙中医施诊所等。 1930年以后，新加坡的工会组织蓬勃发展。50年代中期起，各工会投入支持新加坡自治、独立运动，为争取新加坡独立的重要力量。泉籍人较多的工会有码头工友会和建筑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