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居与人口 明代，泉州人纷纷移居菲律宾南部的和乐(苏禄)、明达瑙(棉兰佬)，中部的怡朗、宿务和北部的马尼拉、大港等地。 1571年，西班牙占领吕宋岛后，移居菲律宾的华侨络绎不绝。至1589年，马尼拉的华侨已超过1万人；其中常住涧内华侨商业区的有4000多人，他们大多来自泉州、漳州一带。 1593年8月，西班牙殖民者强征马尼拉华侨250人参加美洛居战事，原籍晋江的潘和五发动海上起义，于杀死率队的西班牙驻菲总督达禾马仁那示等后，驾船驶往交趾。 据统计，自1603年10月到1764年5月，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华侨进行五次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华侨死于殖民者的枪口、屠刀和绞刑架下。其中有不少是泉州籍华侨。1766年4月17日西班牙国王发布全面驱逐华侨的法令，有数千名华侨被驱逐。 此后数十年间，殖民者对华侨经商实行严格限制，为了生存，大量华侨与当地人通婚，当地称为“美斯提索”的混血华裔迅速增加。1839年，菲律宾华侨总数达到1-157万人。1848年以后，随着菲种植园经济的发展，西班牙殖民者放宽对华侨入境的限制。同时，泉州地区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农村经济的破产，促使许多人通过“契约华工”或亲友资助向菲律宾移民。 1861年，马尼拉华侨获得选举华人甲必丹的权利。例如祖籍晋江的马尼拉(小吕宋)华人甲必丹曾天眷，“以保护华侨为己任，削苛例，拓利权，造病室，辟坟场，凡有利于人者，知无不为。遇交涉事，则尤毅然力争，不稍退让”。华侨处境的改善刺激了华侨人数的增畏。至1876年华侨人口恢复至30797人。1886年，全菲华侨增至93567人；1896年达到10万人。据19世纪90年代马尼拉、怡朗、宿务、卡加扬4个华侨聚居地人口统计资料抽样调查显示，80%的华侨来自晋江、同安、南安、龙溪4县，其中晋江籍(包括鲤城、石狮)华侨占总数的47-5%，旅菲泉属各县华侨总数首次达7万人以上。 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民族独立的思潮开始传入菲律宾。殖民者为加强殖民统治，颁布了一系列苛例。为争取应有的权益，不少华侨、华裔参加了1896年菲律宾资产阶级发动的民族独立运动。祖籍晋江的华裔黎刹，祖籍南安的华侨将军到亨赙和祖籍晋江的富商罗曼·王彬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898年，美国取代了西班牙成为菲律宾的新殖民者。因战乱有不少华侨离开菲律宾，转赴他埠；加上殖民当局1902年开始实施《禁止中国劳工入菲法令》，至1903年人口普查，华侨仅41035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华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1918年起，泉州地区战乱、灾荒频仍，人们纷纷变卖财产出洋谋生。菲律宾华侨根据菲政府允许女眷及14岁以下的子女申请往菲团聚的规定，纷纷把自己的家人接往菲律宾。不少华侨还把亲友、乡亲的子女说成自己的子女带往菲律宾。泉州沿海出现离乡移居菲律宾的浪潮。据吴承洛《菲律宾工商考察记》引用的统计数字，1924年进入菲律宾的新移民为5265人，1927年为9828人，其中大部分为泉属各县人。至1939年，在中国驻菲领事馆登记的华侨已有13万人。同年，据《南洋通报》社估计，包括违禁入境者，菲律宾华侨总数至少有30余万人。此后，返乡的华侨多于前往者，华侨人数有所减少。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菲律宾，大肆奸淫、烧杀、掠夺，华侨舆菲人同样遭殃。在日本占领菲律宾的3年多时间里，华侨被杀达数千人，菲人罹难就更多了。以晋江人黄杰(王汉杰)、陈村生、王西雄、高华岳等人为首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支)，与菲各方抗日友军并肩作战，为抗击侵略者作出重大贡献。此外，以泉州人为主的抗日组织还有：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洪门复兴委员会、菲华青年抗日迫击团(迫击团三九九部队)、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战时华侨青年特别工作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等。他们为抗击日寇不惜牺牲，沉重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战乱回国的华侨纷纷复员返菲。此时，菲律宾政府开始实施限额移民，每年只许500名中国人移居菲国，1950年起禁止中国大陆移民入境。但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侨眷为了与亲人团聚，从香港等地以游客、探亲者身份入境，其中大部分为泉州人。这些游客直至1975年中菲建交前夕才获得居留权。战后，菲律宾曾长期限制华侨加入当地国籍，1969－1974年，仅有330名华侨被批准加入当地国籍。 1975年4月至1976年12月，菲政府先后发布3个总统令，逐渐放开华侨加入当地国籍。1980年12月以后，菲律宾允许中国公民前往探亲、旅游。泉州有一些人以探亲、旅游名义往菲。1988年8月至1989年8月，根据阿基诺总统签署的移民局《非法外侨合法化方案》(第324号总统令)，有3100多名华侨获得合法居留权，成为新一代华侨。此后，也有不少泉州人以团聚或以投资移民形式获准移居菲律宾。 二、职业与经济 宋代，泉州海商发舶到菲律宾各岛进行商贸。 元代，泉州与菲律宾的麻逸、三岛等地保持贸易往来。及至明、清，往菲律宾经商的泉州人越来越多。明初以南部的苏禄等地为主，中期以后则以吕宋岛为主。《明史·吕宋传》载：“漳泉人以其地近且富饶，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乾隆)泉州府志》也有“泉州贩吕宋者数万”的记述。地方志书如《安海志》，更有具体人姓名的记载：李寓西，安海人，“吕宋澳开”，“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人)效之，为上贾”。陈斗岩、曾友泉亦为兴贩吕宋的著名安平商人。其时，菲律宾的泉籍华侨，以商人和小商贩居多，也有从事垦殖和裁缝、鞋匠、金银首饰、雕刻、细漆、泥水、织布等手工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华侨把中国的制糖、炼铁技术和犁、耙、牛耕等农耕技术，传入菲律宾，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流血流汗。西班牙殖民者几次屠杀华侨，都导致马尼拉经济受到影响，商品缺乏，甚至连鞋都买不到。他们不得不承认“当时没有理发师、没有裁缝、没有鞋匠、没有厨师，也没有农夫和牧人”。多次想用当地人取代华侨，但却难以实现。即使是西班牙面包师制作的面包，不仅远远满足不了马尼拉西班牙人的需求，而且烤得不很好，以致吃这种面包的人感到不好吃。真实地反映了华侨在菲律宾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为此，殖民者不得不采取招徕的政策，保持菲律宾有一定数量的华侨，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 从明代后期到清代中叶，泉籍华侨在马尼拉以及苏禄、明达瑙地区的经贸活动已甚活跃。马尼拉和苏禄的泉籍华侨中，还有不少是来自泉州清真五姓(金、丁、马、白、郭)。马尼拉至苏禄间的贸易，几乎都由马尼拉的泉籍华侨经营。而苏禄的泉籍华侨，则多从事南部地区岛际土产收购，以及苏禄至闽南、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的转口贸易。 19世纪20年代，华侨逐步冲破西班牙殖民者的限制，基本恢复传统的商业贸易地位。1834年，马尼拉港对外开放。1839年和1843年，西班牙殖民当局相继放宽对华侨旅行、居住和营业的限制。华侨经济获得发展的机遇，在商业活动中的仲介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世纪中期，华侨经济在传统领域内得到完全恢复。 19世纪下半期，菲律宾种植园经济迅速发展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华侨在经营范围和规模上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早期的华侨资本。华侨不仅仍旧是主要零售商，而且成为最重要的仲介批发商。少数华侨还建立了进出口贸易公司和工厂。有的还从事木材业、烟草加工业和房地产业，南安籍华侨杨肇基(1824－1882)，是这时期马尼拉著名木材商与房地产商。1881年晋江人许书文、许经黎投资55万比索，开办拥有机器30台、工人200名的许泉庆烟厂；1890年杨邦梭(晋江人)投资76万比索，开办拥有机器36台、工人300人的源馨烟厂，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气的工厂。 20世纪初，华侨经济力量有了较快增长，奠定了后来菲华经济的坚实基础。号称“木材大王”的李清泉(晋江人)，1935年在木材业方面已拥有1100万比索，创办了从植林到采伐、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等一系列企业。出口商吴记藿(南安人)的“吴记藿进出口公司”，除经营出口业务外，还办有义源布庄、畏江椰油厂、丰年麻袋厂、勤农肥粉厂、竹林纸囊厂、漠冶萍铁钉锌线厂、丰利制造食品豆油厂，并在中国有多家代理行和工厂。吴克诚(晋江人)继父业经营木材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未经斧伐的森林，遂与当地政府订立采伐条约，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集资购机械，设锯木厂，买轮船，大规模经营木材业，成为华侨木材业中的翘楚。 商业贸易方面，原籍鲤城的杨嘉种开设的“洽成行”，不但在菲各地拥有30多个分支行，且备有大轮船2艘、小输船多艘。施光铭的泉益行和郑焕彩(均晋江人)的郑正益行，均有自置的输船四五艘。 20世期初，开始出现华侨金融业。1916年埃米略·叶(南安人)创立菲律宾信托银行，首开菲华金融业先河。1920年由李清泉、薛敏佬、施光铭、邱允衡、黄念忆为主，联合黄奕住、吴记藿、陈迎来、李文秀、吴择采、林为亨、杨嘉种等著名华侨富商，发起创办总资产974万比索的中兴银行。其后华兴银行和民兴银行也先后创办，但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到来时，华兴银行并入中兴银行，民兴银行不得不关闭。至1931年中兴银行已发展为占菲各银行总资产9-96%的大银行。此外，1939年高祖川、高祖儒兄弟(晋江人)还创建了交通银行。在侨信汇兑方面，30年代马尼拉已有大小汇兑信局60家，较具规模的均为泉州人所经营，同期华商保险业也已初具规模。较著名的如晋江人邱允衡的有益同人公司；以及贻记公司。 据统计，1939年华侨资本在全菲产业资本中占14-24%，其中制造业占7-4%、矿业占1-7%、运输业占0-6%，商业占全菲商业资本的25-4%。到1941年，历来由华侨控制的零售商业，只占全菲零售商业总资产的32-98%。 1942年初，日军攻占菲岛，华侨经济受到战争破坏和侵略者毁灭性的掠夺，泉籍华侨几乎全部破产或半破产。这种局面直至1945年7月初菲律宾全境肃清残敌，才告一段落。 抗战胜利后，华侨经济刚复苏，菲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公共菜市菲化法律》、《木业菲化法律》、《零售商菲化法律》、《劳工菲化法律》、《米黍菲化法律》等一系列菲化法律。50年代以前，泉籍华侨以经营零售商、菜贩、碾米业、木业和劳工为主。《菜市菲化法律》的实施使数以千计的泉籍华侨被赶出菜市，单是石狮大仑及后垵村旅菲华侨就有数十摊歇业。《劳工菲化法律》使数以万计的泉籍华侨工人被解雇。《零售商菲化法律》规定外侨零售商本人死后六个月必须歇业，其子女不能继续经营，因此华侨零售商逐渐被淘汰。 为了谋求生存，不少华侨小本生意人和略有积蓄的职工开始集资办工厂、商行、航运业和水产捕捞业。部分劳工则转入种植园或经营禽畜养殖场，经管饮食服务业的人数也迅速增多，菲律宾华侨职业结构产生较大变化。据台湾当局侨务委员会组团赴菲考察调查资料，1962年大型工商企业主已从1939年占华侨应就业人口的3%上升至12-4%，同时出现应就业人口中有8-6%处于失业状态的情况。 1966年马科斯总统执政后，对华侨采取较宽容的政策，以利用华侨的资金、技术、经验发展菲律宾经济，消除菲化法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消极因素，菲律宾华侨、华人经济进入较顺利发展时期。至1976年菲律宾华侨社会开始逐渐向当地华族社会转化以前，在泉籍华侨、华裔中已涌现了一批成功的大企业家，其中最著名的有： 陈永栽，晋江人，1959年建立甘油制造厂，1969年建立福牧农场，70年代初期创办福川烟厂，形成实力雄厚的福川集团。 郑周敏，石狮人，二次战后创办6家纺织厂，1963年建立农工商发展公司。1971年到台湾投资房地产业、金融业，创立亚洲信托公司，逐渐形成横跨台湾、菲律宾的亚洲世界集团。 吴奕辉，石狮人，1954年创立环球玉米制品公司，1957年易名为环球罗宾娜公司；其后公司业务迅速延伸至房地产、百货、银行与旅店业，成为菲律宾著名企业集团。 郑少坚，永春人，1962年在其父郑崇仰支持下，与章肇鹏等人集资合创拥资52亿菲币的首都银行。至1975年已成为分行遍及台湾、香港、关岛，并拥有美国加州国际银行的跨国银行集团。 杨应琳，南安人，1950年开始执掌其父杨仲清1931年创办的中华保险公司，1955年被推举为“最杰出的保险商”，1960年与其岳父薛敏佬合创黎刹商业银行。至70年代初，中华保险公司已成为菲最大的保险集团，并已向多行业发展。 蔡清潭，晋江人，1941年随父往菲，战后执掌家族企业裕泰公司。至70年代初，裕泰公司已发展为拥有10多家工厂、企业横跨菲、台的集团公司，经营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和鱼类加工厂、锌板厂、罐头厂、酱油厂、电风扇厂等。 洪开年，南安人，早年与兄长们合创东美、南美公司，战后与侄儿洪名誉合掌家族企业。至70年代初，两公司旗下已拥有多家出入口公司和大型纺织厂，其家族持股80%的大众纺织厂为全菲最大的纺织企业。另外家族在印尼、台湾、香港等地也有独资或合资企业。 三、文化教育 (一)华文教育 西班牙统治时期，华侨在菲律宾生的子女，多数接受当地教育，极少数念教会办的高等学府。19世纪中期以后，部分华侨将侨生子女带回家乡或延聘国内塾师往菲律宾在家授业，接受华文教育。 美国统治时期，华侨社会日益感到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1899年4月15日，中国驻菲律宾首任领事陈纲在侨商支持下，在领事馆(原甲必丹衙署)内办起第一所新式华文学校——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由前清举人龚绍庭(鲤城人)、孝廉施乾(晋江人)先后任校畏。辛亥革命后，华侨在怡朗创办商业学校。1914年12月20日，华侨教育会在马尼拉成立。翌年，宿务市创办中华学校(东方学院的前身)。至20年代，由华侨教育会筹资创办的学校已有6所，学生2000多人。 1923年，华侨中西学校因经费困难，由华侨集资接办，增设初中部，改名马尼拉华侨中学，并设立学校董事会，历任董事畏多为泉籍华侨。此后，华侨教育会脱离善举公所，各华文学校成立董事会，自行管理。华侨教育会职能转化为为华文教育服务，如协助华校筹集经费，代华校聘请泉州教育界一些著名教师往菲律宾任教，其中如泉州城内人庄材保应聘任马尼拉华侨中学校长数十年；南安人潘明展博士，长期从事华文教育工作，历任菲律宾侨校联合会会长，菲律宾教育文化部顾问。 1926年起，菲律宾华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试行普通话教学，开展推广华语运动。1934年，马尼拉华侨中学增设高中部，成为菲华最高学府。1938年，王泉笙又发起创办马尼拉中正中学。至1940年全菲有华校124所，学生1万余人。日军侵占菲律宾期间，华校停办。 抗战胜利后，菲律宾华侨兴学之风大盛，华校进入鼎盛时期。除原有华校复办时增加班级、生员外，又新开办了不少华校。据1957年不完全统计，全菲华校共160多所，师生4-77万余人；全菲52个行省、27个市中，除9个省华人数量少，未创办华校外，其余都有华文学校。著名的有祖籍晋江的吴约瑟、吴华昌在宿务创办的中央书院，该校学生最多时曾达2500人。至60年代后期，全菲共有华校178所，其中最具规模的为宿务中央书院、马尼拉华侨中学(即侨中学院)和马尼拉中正学院(即中正中学)。三校及其他绝大部分华校的董事会成员和师资均是泉籍华侨。 1973年4月，菲政府颁布总统第176号法令，对一切教育机构作出规定，从此，菲律宾华文学校均转为兼授华文的当地学校。 (二)华文报刊 据不完全统计，从188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泉籍华侨参舆创办的报刊达23家。但大部分均因销路问题，出版仅数月或一二年即停刊。出版时间较长且有影响的报刊，首推1911年春创办的《公理报》，该报原由普智阅书报社筹创，后成为菲律宾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总支部机关报。长期主持该报笔政的颜文初、黄哲真，都是晋江人。1919年，傅无闷主编的《平民日报》问世。该报辟有福建新闻版，资料丰富，印刷清晰，很受华侨欢迎。1919年12月，小吕宋中华商务总会会长李清泉创办《华侨商报》，聘于以同任总编辑；该报在1922年2月改为日报。1925年，李清泉和老报人吴重生又创办《新闽日报》，注重经济信息，开展建设新福建、救乡运勤等宣传，经常报道泉州侨乡状况，成为菲律宾销售量最多的华文报纸。 20年代至30年代，由泉籍华侨为主创办或主持笔政的报刊还有：《侨商公报》、《中西日报》、《民情日报》(两报均由泉州城内人陈祖泽任主编)、《前驱日报》，以及许敬诚(即许立)任社长的《建国报》、陈曲水任主编的怡朗《民主斗争》，龚陶怡主编的宿务《民族解放》及一些期刊小报。日军侵占菲律宾后，各报均被迫停刊。 日本占领时期，菲华抗日团体创办了一系列半公开或“地下”报刊，劳联会创办的《华侨导报》；华商抗日反奸同盟主办的《华侨公报》；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主办的《工作与学习》；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主办的《华侨之光》，以及《南岛导报》、《群星壁报》、《战讯》、《自由报》、《解放报》等小报。这些抗日报刊，创办人及编辑人员，大多数是泉籍华侨。1945－1949年，先后复刊、创办的华文报刊有27家，大部分都由泉籍华侨主办。 50年代初、中期，只有王泉笙、庄铭渊(晋江人)先后任社长的《公理报》，柯俊智(晋江人)创办的《大中华日报》以及《华侨商报》、《新闽日报》等几份报刊继续出版。 1973年以后，泉籍人士参与创刊的华文报刊有： 《联合日报》，创刊于1973年2月3日，由《公理报》和《大中华日报》合并而成，高祖儒任董事长，姚乃昆任副董事畏，庄金朝(均晋江人)任董事总经理，柯俊智、庄铭渊先后任社长，郑健魂(鲤城人)任总编辑(现改任顾问)。 《世界日报》，创刊于1981年6月1日，由《华侨商报》部分人员，联合《东方日报》和《联谊》(周报)的报人，在《东方日报》原有的基础上办起来的。董事会班子成员均为菲华联谊会骨干。现任董事长施天津，董事社长吴永源，董事总经理陈华岳，总编辑陈台民(以上均晋江、石狮人)。 《菲华时报》，创刊于1983年3月24日，由祖籍南安的叶双珠出任董事长、社畏兼总编辑。叶双珠于马科斯1986年2月下台后出走美国，报权转给李南文，由佘明培代管该报，庄文成(均晋江人)任总编辑。该报于1989年初被郑周敏家族出资购下。 《商报》原称《华侨商报》，于1986年6月12日复刊，现任董事畏蔡友铁(石狮人)，董事总经理胡炳南(鲤城人)，于畏庚任总编辑。 (三)华文文学艺术 早期菲律宾华侨文化程度不高，除了从故乡带去的南音锦曲外，文艺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1919年以后，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菲华文艺进入酝酿期。20年代初，桂华山、王雨亭首先将华语电影输入马尼拉。南音锦曲传统曲艺也逐渐形成丝竹、桑林两大体系。20年代后期，各华文报刊先后开辟副刊，以转载中国国内报刊诗文、小说居多，但也有少量华侨作品。其中以颜文初作品最多。他在菲律宾及上海等地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并编撰《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及一些教育杂志、刊物和教科书。抗日战争爆发，各报兢相发表的抗日救亡文章，推动了菲华文学艺衍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菲华社会建立了一些文学艺术社团，并于1950年成立菲华(侨)文艺工作者联合会。50年代至1972年，菲华文艺活动逐渐展开，其中著名的泉籍作家、书画家、作曲家、指挥家，主要有： 施颍洲，晋江人，历任《新时代(英文报)》、《中正日报》、《大中华日报》、《联合日报》总编辑。现任菲文艺协会常务理事、亚洲华文作家协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会长。蔡景福，晋江人，出生于菲律宾，着有小说集《椰子成熟的时候》，诗集《情诗三十首》等。苏德西，晋江人，已出版《机缘》、《血腥恋》等作品专集。黄珍玲，晋江人，现任亚洲华文作协菲律宾分会理事畏兼秘书长、菲华文艺协会秘书长。叶来城，南安人，现任亚洲华文作协菲律宾分会常务理事。施清泽，晋江人，任辛垦文艺社社长。蔡景龙，晋江人，现任耕园文艺社常务理事。黄碧兰，晋江人，现任耕园文艺社理事。范鸣英，晋江人，菲华文艺协会学术组长。任世光，生于鲤城，曾任亚洲艺术学院院畏、任远书画社社长。首创人物字像，曾编写过孙中山、黎刹、陈嘉庚等人的简史字像。蔡继琨，鲤城人，50年代受聘为马尼拉交响乐团指挥兼音乐指导，曾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优良服务奖及一系列指挥奖、杰出服务奖。到鸿沟，生于鲤城，现任菲律宾大学音乐院和菲律宾女子大学音乐教授，曾将富有特色的南乐声腔、韵律及其独特的音符，按五线谱译成《闽南音乐指谱全集》，为国际音乐界所推崇。吴明辉，晋江人，历任菲律宾国风郎君社等25个社团的顾问，先后汇编《南管指谱全集》、《南乐锦曲选集》、《南乐锦曲续集》等书问世。 四、社团 菲律宾华侨社团的创立，可追溯到1687年信仰天主教华侨聚居区建立的岷仑洛华人公会，这是一个具有宗教和社区管理双重性的机构。 菲律宾华侨最早的同乡社团有1817年成立的“菲律宾金兰郎君社”和1820年成立的“菲律宾畏和郎君总社”、1831年成立的“菲律宾南乐崇德社”，三社均系以南音为纽带的泉属华侨同乡社团。菲律宾华侨社会最早的经济社团，是1720年出现的“米商同业公会”及1810年以前成立的“华人马车运输公会”。另一类社团是作为反清堂会的秘密会社，菲律宾独立战争中著名的将领刘亨赙，便是天地会首领之一。 近代泉籍华侨社团的发展是随着菲华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1877年，华人甲必丹杨尊亲(南安人)等发起组织的“四知堂”，是菲律宾华侨最早的宗亲社团。 由泉籍华侨为主组织的社团，可分为综合、行业、宗亲、同乡、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会党、宗教等类。其中以行业社团、宗亲社团和具同乡、宗亲双重性的社团最多。 (一)行业社团 菲律宾早期的华侨行业社团有糖业、木业、铁业、烟业、五谷商(即米商)等五大行业公会。 1904年，由马尼拉著名侨商邱允衡、施光铭、杨尊亲等发起成立的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在20世纪前半期既是综合性商业社团，又是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核心领导机构。参加者包括各同业公会、企业和个人。该会1906年易名小吕宋中华商务总会，1927年改称菲律宾中华总商会，1931年改名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二次战前实行会长和主席制，战后实行主席、理事长制；历届会长、主席、理事长除薛敏佬、陈迎来、薛芬士系厦门人外，均系泉州人。1954年，该会在菲华社会的领导地位被新成立的菲华商总取代，并曾成为菲华商总成员。 1954年成立的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后改称菲华商联总会，简称菲华商总)是菲华全国性工商业综合社团，也是菲律宾华社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包括马尼拉的各行业社团及各地的中华商会、菲华商会。历届董事、理事、理事长均为闽南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泉籍华侨、华人。 (二)同乡社团 菲律宾华侨的祖籍地绝大部分在泉州各县。19世纪中期，闽侨成立半秘密的同乡“杂姓会”，于1903年在该会基础上成立“闽商会馆”，会员基本上是晋江人，只有少数为泉属其他各县人。以县为单位成立的同乡会，最早的是创会于1919年的惠安同乡会，次年改称菲律宾惠侨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会务停顿，战后复会。1954年部分乡侨另行组织惠安会馆；1960年10月，两会共同发起成立菲律宾惠安公会总会。 本世纪20年代起，开始陆续成立一些泉属同乡社团。二次战后，同乡社团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至1990年底，菲律宾有泉属同乡社团188个，大部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以村为单位的具有同乡和宗亲双重性的社团，有相当一部分同乡会是在校友会、校董会、宗亲会的基础上组建的。旅菲石狮市各乡联合会于1990年开始筹备，菲律宾泉属主要同乡会简明情况见表2－7。 (三)宗视社团 泉属宗亲社团最早成立的是“四知堂”，1915年改为“弘农俱乐部”。锦里张氏同乡会组建于1890年。1906至1919年，菲律宾泉属华侨成立10个宗亲总会，至1940年增至23个，宗亲总会之下，各地还成立独立的属会。战后，宗亲会又进一步发展。 1958年5月，菲华各宗亲联合会(简称“宗联”)在马尼拉成立，成为菲华社会最具规模的社团，有28个设于马尼拉的宗亲总会成为“宗联”的社团会员。“宗联”理事会初成立时，由各宗亲总会单位推派固定代表一人组成；第7届后改为任期二年，不得连选联任。“宗联”依其宗旨在联络华侨、华裔宗亲会，宏扬中华文化，维护固有道德，移风易俗，排难解纷，促进菲华福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宗联”的常务理事及各宗亲总会常务理事会成员绝大部分为泉籍人，其中晋江人尤多。泉属宗亲总会参见表2－8。 (四)文教社团 菲律宾泉属华侨的文艺社团，除前述三个南音社外，较早的还有纳卯菲华桃园音乐社、丝竹尚义总社、桑林阳春总社等。二次战后，又新成立一些文艺社团，形成丝竹、桑林两大系统大小上百个文艺社团。1958年，菲华文艺界联合发起成立丝竹桑林九联联合总会(简称“九联”)。 文化、体育社团则多数成立于二次战后。其中以1981年，由菲华体育促进会、菲华尚武体育促进会、菲华尚武体育协进会和菲华青年友好协会联合组成的菲华新联公会最为著名。而各华校董事会与校友会，则是教育社团的骨干。以泉籍人士为主创立的主要文教社团，见表2－9。 (五)其他社团 1-慈善福利社团 菲律宾华侨慈善福利社团以马尼拉的善举公所成立最早。 善举公所的前身是1873年华人甲必丹设立的慈善、商务及教育性质的“华人公社”(全称为菲律宾中华总会善举公所)。1898年，甲必丹制度废除，“华人公社”事务归清政府驻菲领事；1900年，由驻菲领事倡议改组注册为小吕宋华侨善举公所闽粤总会。管理义山与崇仁医院。 其他慈善机构较著名的有：菲华防火福利联合总会及所属各地区志愿消防队；宿务华侨善举公所及所属崇华医院、华侨义山；首都银行基金会，拥有以郑少坚父亲名字命名的崇仰医院；以及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陈永栽福利基金会、杨清戈基金会等。 2-洪门社团 1850年以前，菲律宾已有洪门组织义英堂。1902年，福建帮华侨另组义福堂，嗣改称中国进步党马尼拉支部(后又改称洪门进步党马尼拉支部)。1930年后，相继成立洪门致公堂、洪门秉公社、洪门竹林协义团和洪门协和兢业总社。1935年8月，洪门各社团响应祖国团结抗日号召，联合组成菲律宾中国洪门联合总会。当时该会为菲华四大侨团之一。洪门社团领导人基本上均是泉籍华侨。1960年，洪门进步党马尼拉支部改称菲律宾洪门进步党总部。 3-综合性社团 菲华联谊会，成立于70年代初，在菲律宾各省均设有菲华联谊会，但各省的菲华联谊会也属独立的综合社团，设于马尼拉的菲华联谊会会长吴永源、副会长杨振殊均系泉籍华侨。 4-结义会社 泉籍华侨组建的结义堂、会、所、社约40个。这些会社一般均设有家长，对同乡间的互助互济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早期成立的结义会社带有较浓的宗教及秘密会社性质，现代的结义会社则偏重于成员的慈善福利活动。如1955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同义钧天社，在杨永源(晋江人)任第一、二、三届家畏时，创设子弟奖助学金。 5-宗教社团 菲律宾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华侨、华人中约有10多万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有约1万名为新教徒。 菲律宾华侨多数信奉佛教，20世纪30年代，佛门居士晋江人吴江流率先在马尼拉捐建了大乘信愿寺，由厦门南普陀寺方丈性愿法师(1889－1962年，俗名洪水云，南安人)住持。以后，性愿法师在当地还主持兴建了华藏寺。金栗洞住持如满、如意法师也先后东渡马尼拉，主持兴建了马尼拉和碧瑶的两座普陀寺，其徒心理法师(晋江人)现任两寺住持。天莲堂(现称天莲寺)兴建于30年代，林砚姑(鲤城人)曾任该寺住持。在菲律宾弘扬佛法的泉州僧人，先后有原在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的云果、妙丹、观严、常青、常耀等法师。他们在菲律宾主持兴建了宝藏寺、宿燕寺等一系列寺庙。目前菲律宾诸佛教寺庙多由泉州僧人任住持。如原籍晋江的瑞金法师，现任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菲佛教总会会长、大乘信愿寺住持。广仁尼师，现任宿燕寺信持。菲律宾佛教居士林林长杨永源、菲律宾佛教金刚乘学会现任董事长王煦原籍也都是晋江。各寺庙均设有居士林，主要负责人绝大部分是泉属各县人。 此外，以泉籍人为主还创立菲律宾道教总会和通淮庙理事会等道教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