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和各行业公会立即联合致电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要求“同心协力，共克危难”。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救国会。11月26日，全菲163个华侨团体(包括91个救国会)的代表共3000人，在马尼拉举行全菲华侨救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通电中国国民政府要求立即以武力收复失地；并达成加强宣传日军侵华真相、抵制日货、筹募捐款、航空救国等一系列决议。会后成立永久性的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推举曾廷泉(南安人)为主席；并出版宣传刊物《旗帜》。 在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尼的华侨社团，也都集会通电国民政府，要求奋起抗日；在越南西贡、堤岸，华侨组织了以颜子俊为首的越南经济联合后援会。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得到华侨的全力支持。菲律宾除原有永久性救国联合会外，又成立以李清泉为主席、许友超为副主席的菲律宾华侨后援会和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至1933年1月，菲律宾各地华侨已组织航空建设分会35处。 “一·二八”事变后，新加坡成立了以李俊承为主席的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马来亚和印尼各埠也成立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华侨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航空建设分会等组织。越南颜子俊等也发起组织越南南圻抗日救国赈济会、越南抗日救国航空委员会、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由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成立后，经高剑峰(南安人)、郑显玉(惠安人)、许立、沈尔七、郑炎火(均晋江人)等人的筹备，于1936年初在马尼拉成立分会，各界华侨参加者达数百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旅菲各华侨社团于7月16日联合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简称“抗敌会”)，由李清泉任主席，提出“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的宗旨，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1938年，菲律宾华侨劳动群众还组织了菲华最大团体之一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泉籍华侨施唤醒、沈福水、高剑峰、沈尔七曾先后出任该会秘书长(系该会最高职务)；抗日战争期间出任该会各部部长的泉籍华侨有庄焰、高芝星、林修竹、吴锦南、蔡汉祥、黄书、吴紫青、王今生、蔡希年等人。在“劳联会”所属各劳工团体中，以“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简称“店救会”)规模最大，有15个分会；许敬诚(晋江人)、尤鸿源(鲤城人)、蔡振声、张匡时(均晋江人)为该会主要领导。 此外，菲华各界还成立菲律宾华侨各青年文化团体联合会、全菲华侨学生联合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等。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全菲先后成立的143个抗日救国团体中，绝大多数均由泉籍华侨出任主要领导人。如高作楫(晋江人)、陈曲水(南安人)等人在怡朗先后任怡朗华侨救亡协会主席，并推动怡朗抗敌后援会成立。 在新加坡各地，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继而马来亚的吉隆坡、马六甲、槟城、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彭亨、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沙捞越也成立筹赈会。不少泉籍华侨在新、马各筹赈会中担任重要职务，李俊承曾任新加坡筹赈会第一副主席、代主席；侯西反(南安人)任新加坡筹赈会总务、新加坡抗日除奸团团长，先后与黄奕欢(南安人)、李铁民出面筹组新加坡30多个筹赈分会。马来亚的刘玉水(惠安人)任槟城筹赈分会主席；庄明理任槟城筹赈分会募捐委员、副主席，汽车司机公会主席，负责募款和招募回国服务的南侨汽车机工；在沙捞越，黄庆昌、宋庆海(南安人)等人组织了沙捞越筹赈会，由黄庆昌任主席。苏献杯任直凉筹赈会主席；施东荣(德化人)任柔佛文律筹赈会主席；郑荆召任柔佛振林山筹赈会主席。 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侨还组织了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会)，主要领导人为戴英浪，属下在各埠有700多个团体，会员约3万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简称：南洋民先)，下有新加坡、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印尼6个分队；队长施方平、组织部长李白涛(均晋江人)、宣传部长张楚琨、店员委员会主任李文陵(均鲤城人)、锄奸队队长黄文良(晋江人)、青年部长黄紫焰(南安人)，队员几乎遍及东南亚，其中新、马地区即有1万人。“抗援会”与“南洋民先”配合筹赈会开展了大量工作，还利用外围组织“援八援新四委员会”、“援冯委员会”，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将领冯白驹。 在印尼，雅加达成立了巴城华侨救济祖国灾民慈善委员会(亦称筹赈会)。立即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庄西言(南靖人)任主席；茂物、丹格朗、望加锡、万鸦佬、泗水等地也成立筹赈灾民委员会等组织。泗水中华商会主席黄超龙任泗水筹赈会主席；黄周规任万隆筹赈会主席；黄怡瓶任玛琅筹赈分会主席；傅维丹任三发筹赈会募捐委员、第二届主席；洪渊源历任巴城(雅加达)筹赈会常委、副主席；陈兴砚任巴城筹赈会副主席；尤扬祖(永春人)任万鸦佬筹赈会主席；白辰恭任巨港筹赈会主席。林降祥(安溪人)参加发起组织东爪哇华侨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郑曼如(金门人)参与创立中爪哇华侨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均为各该组织负责人。 在缅甸，先后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缅甸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缅甸华侨红十字会、福建省省债劝募委员会缅甸劝募队、缅甸闽侨各属筹赈会、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仰光分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并都有泉籍华侨任主要负责人。 在越南，成立了以陈国础和颜子俊为主席的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东南亚各埠华侨还纷纷展开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惩办汉奸运动。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地的华侨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支持祖国抗日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选举陈嘉庚任主席，印尼侨领庄西言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任副主席。被推选为“南侨总会”常务委员的泉籍华侨有：新加坡的侯西反(兼总务)、李光前；马来亚的刘玉水、许生理(惠安人)；菲律宾的王泉笙、陈三多，越南的陈国础。被选为执行委员的有新加坡的潘国渠(兼主任秘书，南安人)、李俊承、黄奕欢、周献瑞(南安人)、李铁民(兼秘书)、叶泉(德化人)；马来亚的苏献杯；沙捞越的黄庆昌；印尼的黄超龙、黄周规；越南的颜子俊等。 1941年3月31日，在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新选出的第二届主要执事人员中，仍有许多泉籍人。 二 捐款献物 华侨抗日救国团体成立后，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为祖国抗日救亡运动募集资金和其他物资。 “九·一八”事变后，越南华侨颜子俊为支援抗日义勇军曾一次捐款100万元，并发动越南华侨募捐飞机10架献给祖国。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菲律宾李清泉在航空募捐中带头捐战斗侦察机一架(约值2-5万比索)。印尼华侨黄奕住时适寓菲律宾，亦慨捐5万元(国币)购机捐献。新加坡李俊承捐资首倡抗日赈难捐款，新、马华侨在八个月内捐款达100万银元，一半汇回上海赈济难民，另一半汇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印尼华侨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运动，洪渊源在《新报》社发动募捐，共募得20-3万盾寄往中国红十字会。越南华侨颜子俊发动越南华侨捐献，筹集了数百万元巨款以及40箱衣服、药品，分别寄给十九路军和上海救济总会。 1933年11月“闽变”发生，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讨蒋抗日”，李清泉发动菲律宾华侨募捐20万元，汇给“闽变”政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菲律宾李清泉以身作则，捐输巨款购买救国公债；1940年弥留之际还嘱咐将10万美元赠送中国政府作为抚养中国难童之用。菲律宾庄万益家族，在献机救国热潮中独捐10万比索，献飞机一架。各行会、商会及各界也纷纷献机，抗战头3年，菲华侨献机捐款达490万比索，共可购飞机50架。闽籍华侨组织的菲律宾福建救济委员会，募款1000万元，用作疏散及武装本省民众之用。不少中小学生也积极投入募捐救国活动，如杜兴侨(鲤城人)，时尚在马尼拉就读小学，尽私蓄购买面包义卖，将全部所得交中国驻菲领事馆转前线慰劳抗日将士，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赠送一部自行车(该事战后列入菲华校教科书)。抗战爆发仅一年，全菲华侨各种捐献，包括义捐、月捐、购公债、航空捐、慰劳款、救济款，折合国币1207万多元。到1939年，菲律宾华侨汇给国民政府的捐款总数已达600万美元(1200万比索)。 在新加坡、马来亚，不论男女老幼，均踊跃捐输。捐款分为定期的日捐、月捐和临时筹募。福建帮组织了100个售花队，进行义卖筹款。李光前一次认捐达10万元。新加坡筹赈会成立时周献瑞当场认捐2万元。南侨总会及新加坡筹赈会总务兼闽侨募捐主任侯西反，常常一天连续出席几个劝募会，筹款成绩蜚然；他主持的树胶公会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新、马华侨义捐达国币2042万多元，认购公债近1308万元。 在印尼，各地华侨节食救国、踊跃捐输，侨校师生上街募捐、义卖，并举行义演。《新报》社在洪渊源主持下，于1937年8月建立“中国救济基金”，4年内共募得171万多盾捐款，《新报》社职员自动减薪5－10%，用以支援抗日。雅加达华侨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认捐3153万多元。印尼华侨还捐献大批物资，如中国华南、西南地区疟疾流行，雅加达华侨在一年多期间即捐奎宁丸1亿粒以上；还捐献6万件寒衣，价值18万元。 在缅甸，华侨抗日救国团体采取常月捐、临时捐、特别捐、救国公债等多种形式募捐。泉籍华侨除踊跃捐输外，还将温陵会馆、安溪会馆、惠安会馆、南安公会的会所变卖以购公债。缅甸华侨还于1938、1939年捐献两批战斗机14架；滇缅公路通车后，于1940年捐献汽车100多辆。此外，缅甸华侨还捐赠大批衣服、麻袋、药品等物资。 华侨除捐款汇交国民政府外，也把大批捐款、物资直接送给八路军和华南游击纵队。如李清泉的夫人颜敕于1938年3月6日代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汇款1万元购买雨具赠送八路军战士。菲律宾华侨还组织“陕北公学捐募基金会”，两期募汇捐款16300余元。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随行的有潘国渠、陈忠戆(南安人)、李铁民、梁披云、林珠光、林杉卿、叶栗琪、李尚国等著名泉籍侨领。潘国渠任第一分团团长率团到川、陕、豫、鄂、皖五省慰劳抗日军民。陈忠戆任第二分团团长慰问滇、黔、桂、粤、湘、赣、浙、闽等省。李铁民与侯西反陪同陈嘉庚访问延安。在6月7日晚上的欢送会上李铁民还朗诵了他的诗作《告别延安》。9月24日起，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庄明理一行由浙入闽考察。10月17日，由惠安抵达晋江(泉州)，先后到南安、永春、安溪考察，在泉州、永春、安溪等地发表了激励人心的讲话。 三 回国参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在国内的泉籍归侨迅速投入抗日行列，不少泉籍华侨还从国外回国参战。 菲律宾归侨李子芳，1937年11月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于1942年5月在狱中被杀害。菲律宾归侨叶飞原任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闽东红军独立师政治委员；1937年12月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改任团畏，率部北上抗日；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第一师第一旅旅畏兼政委、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在抗日烽火中率部东进抗日，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火烧上海虹桥机场，驰援丰塔集，进行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后又指挥车桥战斗，成为抗日名将。 1937年9月，许敬诚(许立)、沈尔七等人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在马尼拉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由报名青年中挑选28人(其中泉籍华侨21人)组成义勇队，领队沈尔七，队长戴血民(又名戴旭民，南安人)，队副余志坚，政治宣传员郑映明(又名郑显玉，惠安人)。义勇队于1938年1月22日抵厦门，经漳州抵达龙岩白土村，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易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沈尔七任团长、戴血民任副团长。 1939年春，沈尔七、许振文(晋江人)返菲律宾，在劳联会支持下，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全团24人，其中泉籍华侨20人，团长王西雄、指导员沈尔七、财务张匡时、宣慰曾心平、保管王爱奎(王汉杰)、文书郭汐江(郭健)和团员蔡友杰、张伯钧均为晋江人，团员庄永民、郑聘昌、杨民生是惠安人，团员傅有志为南安人。慰劳团经越南长途跋涉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慰劳前线部队任务完成后，团员绝大多数参加新四军。 怡朗华侨救亡协会从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先后组织四批会员和华侨青年计20多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第一、二、三批有晋江人蔡振声、吴性白(吴道真)、许飞鹏、高明轩、郭华忠、桂朝枝、王清华，惠安人黄灿煌、黄景照(张超然)、孙易彬，南安人张幼庭、戴永美(戴行吾)、戴碧轩、蔡甘泉、黄子英，鲤城人李烈、白刃等人。除张幼庭于1938年7月乘船前往郸春县采访抗战新闻时，船被日机炸毁牺牲外，全部抵达延安参加学习和抗日工作。怡朗华侨救亡协会组织的第四批7名华侨中有晋江人高天雄、蔡友杰和鲤城人蒋仁坚，他们随“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慰劳团”回国，参加新四军。 以上这些从菲律宾回国的华侨中，蔡友杰、张伯钧、蒋仁坚、庄永民、郑聘昌、杨民生、傅有志等，分别在“皖南事变”及其后的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王汉杰、王西雄、郑显玉、蔡振声、郭健等人返菲律宾组织支援祖国抗战，后参加菲律宾抗日游击战争。 此外，从菲律宾回国投奔延安参加抗日的还有南安人庄焰(卜一)、张青(张革生)，晋江人施纯亮、张道时、吴志光、杨约、林育、董华成、高挺炬、庄新远、洪涛，鲤城人王唯真、吴一舟、杨志民等。 新、马、印尼、缅甸、越南的泉籍华侨，也有人回国参加抗战。梁灵光(永春人)，原任雪兰莪反帝大同盟主席，抗战初期回国，到苏北参加战斗，历任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长、警卫团长、苏中第四分区专员兼军分区司令。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粘文华、王宣化、苏棠影等人，因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1938年9月回到泉州，与在泉州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的中共晋南工委书记李刚，菲律宾归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委员许运伙，以及奉派在抗敌后援会晋江分会慰劳股工作的归侨辜仲剑等人汇合。在李刚主持下，召开晋江、南安22个联保代表会议，发起组织“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 新加坡华侨总工会及工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陈青山(惠安人)，1941年初与曾大梁(永春人)、刘青云(惠安人)等人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到海南岛参加琼崖纵队。陈青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中成为著名的华侨将军。印尼华侨肖枫(安溪人)回国就读上海暨南大学，参加抗日救亡团，1938年与一些同学投奔延安，后转到苏北；历任苏北抗日根据地区民运部畏、区畏、县文教科畏等职。 1938年3月，永春县旅马华侨辜俊英参加“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和“马来亚抗敌后援会代表团”(任副团长)，到延安访问，后留在国内参加抗日战争。同年，石狮旅菲华侨高明轩回国奔赴延安，历任陕北公学第40队宣传干事、《通化日报》社社长等职。 从东南亚回国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和抗日工作的泉籍华侨还有：新、马的罗浪(德化人)、陈明、陈沫、林士带、林刚中(均永春人)、沈光(安溪人)、骆德露(惠安人)；印尼的蒋金钗(鲤城人)、蔡其矫(晋江人)；缅甸的许金荣(鲤城人)、王孙静(南安人)、林萝中(安溪人)；越南的林云峡(南安人)等等。 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泉籍华侨、归侨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1938年10月广东一役有80名菲律宾华侨志愿兵参加战斗，其中78人献出生命。南安籍菲律宾归侨刘领赐(福)，曾在厦门民用航空学校学习，抗战初曾多次参加杭州、南京和畏江沿线的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1938年8月3日在武汉空战时击落敌机一架，荣获金质兰星奖章。南安籍菲律宾归侨刘灵韶(音)，1937年8月15日，在南京上空击落敞机一架，后在汉口、畏沙、柳州上空参加战斗，成为当时的王牌飞行员。南安籍印尼华侨梁添成，抗战初期报考中央航空学校，参加过一系列空战，1939年6月11日在重庆空战中光荣殉国。德化籍华侨肖德清，出生于马来亚，1933年入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教官，抗战期间在前线空军作战；1942年5月4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上空与日机战斗中不幸牺牲。1938年，有16名东南亚华侨青年在菲接受飞行训练，于7月6日派到汉口参加空军，组成“流星联队”。新加坡华侨林文法(安溪人)、陈少墨(永春人)等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回国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参战。1939年，菲律宾100多名华侨青年和新加坡88名华侨青年回国从军抗日，在泉州被编在军政部福建第13补训处受训。 1937年10月，中国驻菲领事在《华侨商报》发表文告，号召华侨汽车机工回国参战，两天内报名人数达200多人，后选出24人组成第一批“菲律宾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全团基本上由泉籍华侨组成，领队颜福佑(晋江人)。据该批回国的晋江石圳华侨机工李明起回忆，同批回国的机工还有晋江人蔡楷、施性秀、邓清挺、王若定、郑燕仪、张昌铿、强维溜、施顶、蔡培培、王文华、李祖德、丁清挺、黄传芳。服务团抵广州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广州汽车司机训练所”，或任教，或被派任组装、接运汽车。李明起至今仍保存有该批汽车机工在广州的合影。该批机工及陆续回国的一些菲律宾汽车机工，在广州沦陷后，组成“华侨汽车连”，奉调湖南，编入第九战区负责给前线运军火和给养。 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占领后，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军需物资的最重要干线。1939年2月，应西南运输处要求，南侨总会发布征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通告。庄明理任槟城汽车司机公会主席，负责马来亚北线南侨机工招募工作。从1939年2月起，半年内先后有15批、3200余名南洋各地华侨汽车司机和汽车机修工在新加坡和槟城集中，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从事战时运输工作。其中800多名福建籍南侨机工中有很多是泉籍华侨青年。南侨机工们怀着火热的报国热情，服务于西南运输处。在敌机空袭频繁的情况下，餐风露宿，与饥饿、疾病、死亡顽强斗争，驾车奔驰在长达1100公里的滇缅公路及粤、桂、黔、滇、川、鄂各地，抢运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据泉州汽车运输总站蔡若水和当时回国服务的南安籍南侨机工蔡汉良等人回忆，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国家的泉籍南侨机工就有：蔡崇礼、邱玉笔、白清泉、洪本仁、王为、辜联开、辜联片、刘有齐、林光怀、颜世国、林英怀、林开、刘瑞齐、陈青山、叶福来、李俊生、蔡联壁、庄国华、王玉定、叶天来、李石屑、苏美宛、林章省、汪延生、陈金顺、潘楠、刘天送、黄礼贵、庄霖助、黄党成、刘桂华、庄玉水、尤竞雄、侯合意、陈坤、叶金琪，以及祖籍同安的陈聪朋、陈美学和闽南侨生柯德福、邱达和等40余人。 在泉籍南侨技工中，有一些人先后被选调到军委会后勤部、辎重汽车团、国际红十字会当汽车司机；或被选调到印度进行潜艇驾驶和作战训练；以及参加驻中国盟军总部特种训练，后被送往东南亚各地执行侦察和搜集情报任务。其中来自新加坡的安溪籍华侨白清泉，1939年率一批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后在贵州龙里中央陆军辎重兵学校毕业，任过第一司机和技工军团指挥官，1946年重返新加坡；泰国南安籍蔡汉良，曾被派往泰国拉温侦察日军基地，出色完成任务，使盟军空军得以摧毁日军的军火仓库、炮兵阵地和停舶港口的军舰。1940年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到昆明时，曾亲切地接见了蔡汉良。由于功绩卓著，蔡氏还获国民党军委会和侨务委员会颁给奖章、证书与奖状。 侯西反被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后继续从事后方抗日活动。1941年任西南运输处主任，在昆明组织华侨互助杜，创办侨光学校。并曾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海外团务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外交协会常委、赈济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名誉顾问，福建省政府参议等一系列职务。 莊明理于1940年2月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被南侨总会任命为驻滇缅公路代表、南侨总会驻渝代表。他为改善南侨机工工作环境、待遇，反复与国民政府交涉，尽心竭力关顾南侨机工。同期，缅甸华侨曾纪华(惠安人)也在重庆创立制药厂，协助解决抗战军需。 有不少泉籍华侨还参舆组织回国服务团、救护队到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服务、救护工作。洪渊源等组建的雅加达养生院，派出医疗队，携救护车和药品回国到战地服务。越南华侨组织了以陈鹏(惠安人)为团长的越南华侨归国服务团，先后派出两期70多名(其中第一期40人)有救护技能的团员到广西等地服务。缅甸华侨也组织有100余名成员的华侨义勇工程队和有39名队员的华侨救护队(另有3名印度籍医生随队)，于同年8－9月间先后回国奔赴抗日前线；其中泉籍华侨有王文土(惠安人)、周仁勇(安溪人)、施琳祥(安溪人)等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