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又名秀锦，学名醒亚，1928年6月出生于惠安县洛阳镇石任村清贫农家。父母早丧，遗下的3个兄弟中他最小。他先在本村私塾受启蒙教育，后转入新生小学。在学期间，他因受富家子弟欺压，乃避居厦门鼓浪屿亲友家，同时进福民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厦门双十中学，后又转学泉州晦鸣中学。他勤奋好学，为人坦率豪爽，痛恨强暴，追求进步，善于接受新思想，勇于探索新事物，立志求学，造福社会。 “九·一八”事变后，厦门各界爱国人士组织了“厦门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其间，厦门大学哲学系学生创办了《黎明》周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经乡亲推荐，张强积极地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在实际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引起了抗日救国会同仁的注意。1932年淞沪抗战后，上海大厦大学教授创办了马列主义学习班，张强曾被推荐前往上海接受教育。当厦门抗日救国会在厦门设点支持平潭的抗日游击斗争时，他和其他人一起担任了联络员，经受了实际的锻炼。 1934年秋，张强转入泉州晦鸣中学读书，参加泉州学联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还与黎丁等人一起组织“抗日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动。后来，他到新生小学任教，创办了《小拳头》刊物，对青少年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刊物在泉州、惠安等地发行，颇受欢迎。不久，他又到晋江沙峰小学任教，其间还兼任厦门《抗日新闻社》泉州分社的记者。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各界人士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8年夏，经厦门抗日救国会张圣才①的举荐，张强、庄毓英②等人前往湖南临澧抗日特种训练班受训。入校后，他获悉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办的训练班，便毅然离训。随后，他辗转来到国共合作创办的衡阳抗日游击训练班受训。 结业后，他被委任为国民党第三战区少校参谋，并被派去某地任职，但未赴任。当时，他看到日军已占领厦门，福建沿海形势紧张，便设法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斗争。其间，他曾与张天吴③一起在德化创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他担任国民党德化县自卫中队长，兼任训练班教官。尔后，当局将他调往泉州，但他却通过关系转去《永声报》任编辑。由于他多次拒命，因而受国民党军统当局多次通缉。1946年，他被囚禁于福州监狱。在牢中他关心时局，阅读书报，并用张生、达前等笔名为《东南日报》撰写《再论福建抗战前途与任务》等评论文章近20篇，这些文章表明了他爱国反帝的鲜明观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获释出狱，回到了惠安。出于对抗日救国的热心和愿望，他设法摆脱国民党军统局的约束，独自行动，到惠安、莆田沿海岛屿上，与友人合作，组织武装袭击盘踞在小龟屿的汉奸队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随后，他在惠安獭窟组织渔民抗日武装，保卫生产。他的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发觉，再次被通缉，他被迫先后转移到福鼎南镇和浙江平阳等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统局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通知当地军统人员前去报到。但张强却通过在建阳的暨南大学同学梁华光的关系，于1945年11月经上海投奔苏北解放区。他到江苏淮阴找到了苏北解放区南通军分区司令员梁灵光(梁华光之兄)，说明身份和来意后，由梁灵光将他介绍给中共华中分局。在这期间，张强向有关领导人说明了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引起了有关领导对他特殊社会关系的重视。随即，组织上安排他到华中建设大学学习。此时，日本已投降，自愿投奔解放区的人不少，这些人员都先是被安排到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以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尔后分配工作。张强入学后被分配在第九队。他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校内各种活动。他撰写的政治、军事评论文章，在学校墙报比赛中名列前茅。第九队的政治指导员朱文鉴对张强的表现颇有好感。建大校长庞康对张强的经历有较深的了解，对他投奔革命的行动是信任的。后由庞康向中共华中分局谭震林等汇报和举荐，经谭震林找张强谈话后，认为他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在福建有较好的社会条件可开展工作，于是根据革命的需要，经组织研究，由谭震林批准，张强被作为中共特别党员，由建大调到华中分局联络部，并作为特派员派到福建开展革命工作。 在建设大学学习期间，张强与朱文鉴相爱。当时，组织上考虑到开展工作的需要，征得他俩同意，批准他俩结婚，同时把他俩一起派去福建执行任务，规定对外开展工作以张强为主，朱文鉴为政治交通；对内则由朱文鉴领导张强。随后，他俩以“中共华中分局第一工作委员会上海特别支部”的名义进入蒋管区，主要任务是从事搜集情报、策反和组织武装斗争。1946年6月，他们离开苏北到了上海，拟在上海、厦门、香港一线，以商业为掩护，建立工作网点。全面内战爆发后，长江交通断绝。他俩失去了与组织联系。在特殊情况下，张强政治上坚定，行动上积极，果断地开展活动。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忠实地执行派出任务，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工作的机会。他独自从上海到厦门，又回到惠安，先后在惠安、晋北、南安榕桥等地，寻找旧关系，联络新朋友，独立开展工作。他先在惠安埔东组织“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以联络各界知名人士，继之又组织“正义社”造福桑梓，又建立起“生活促进会”、“新民主主义读书会”等组织，以团结进步青年，培养工作骨干分子。 1947年夏，朱文鉴也从上海来到了惠安。随即张强和朱文鉴一同前往香港，寻找新华分社联系。负责接待他们的李嘉，人表示，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组织上派出的人员，一时难以清理，要求他们按原计划独立开展工作。此后，朱文鉴从香港回到惠安，张强则留在香港，广交朋友，多方联系福建在港的各界同乡，商谈国内形势。他倡议在香港的福建籍有识之士应有所作为，共同为促进家乡早日摆脱反动统治而努力开展革命工作。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在香港部分闽南籍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方实力派人士，经张强的宣传联络后，审时度势，共同策划在闽南开展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工作。 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后，闽南各地的爱国游击战争迅速展开。1948年5月，陈盛智④、张强等人，在香港成立了“福建人民自救同盟”，其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组织准备，伺机开展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游击据点，发动农民开展反“三征”，减租减息斗争；在城镇争取开明坤士，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以迎接解放大军南下，使福建早日解放。 随后，张强于6月初向中共香港分局汇报了成立“福建人民自救同盟”组织的经过情况，得到李嘉人的认可。接着，“福盟”成员按照各自分工的任务，陆续返回闽南各地开展工作。张强抵达厦门后，于1948年12月在厦门中孝里10号主持召开会议，听取“福盟”成员对各方面情况的汇报，分析了革命形势，研究在安溪、永春、德化等地组织“抗征队”，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的方法与步骤等问题。会议以厦门“民革”的名义召开，商定建立一支“福建人民军”，下辖若干支队，同时安排筹集枪支等事宜。会后，张强走访了张圣才，请他设法帮助解决进山后的医药问题。 1949年1月，张强从厦门抵达安溪三洋杨玉霜家。在这里，他了解了三洋组织抗征队及农民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这时，中共泉厦临工委王新整(钟炎)也在内安溪，经杨玉霜汇报和介绍，张强与王新整接触交谈后，双方商定了建立合作关系，加强革命力量，发动武装斗争等问题。并采纳了张强的建议，在永春坑仔口建立武装斗争据点，借用地方实力派康明深的关系开展工作。还商定各自选调人员进山，并要求必须在农历正月初五到达指定地点，以便安排到各学校任教，以教员的名义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2月，泉厦临工委选调厦门大学、侨师的石益、张永年等6名党员，先后到达永春坑仔口。这时，张强、王新整也从安溪到达坑仔口，会同朱文鉴，共同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开展工作，并研究制定了《三个月工作计划》。随后，王新整返安溪，永春、德化的工作由朱文鉴、张强负责领导。其间，他们组织“抗征会”，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同时又开展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 为了更好地执行《三个月工作计划》，扩大活动范围，张强奔走于永春、德化、大田等县，了解各地工作情况，联系各界人士，宣传发动群众，筹建游击武装。他在永春组织了反“三征”斗争中的积极分子、猎手，建立了打虎队，并进行军事训练。他还多方联络，收编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动员青年参加游击队，使革命武装力量有了较快的发展。 在全国解放战争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南下大好形势的推动下，闽南各地游击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49年4月，在厦门街头出现了闽中司令部(即闽浙赣游击纵队闽中支队)的布告：“警告特务张强，勒令停止活动。”①此时，张强正与安溪游击队合作，执行攻打湖头的行动计划。得到这一消息后，为了使计划不致于半途而废，他和石益连夜赶到安溪长坑，向安溪中心县委领导人说明情况。当时领导人表示张强退出领导，到隘门街头等待接上与华中分局的关系。后来，经推荐他暂时留玉坑小学任教。此时，张强深信党组织，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立即把统战工作关系、人员枪枝等全部交给有关组织，连自己随身的3支短枪也上交，并搬到玉坑小学住下。5月中旬，中共安溪中心县委负责人张连率一批军政干部到永春坑仔口，加强了对永德大地区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成立永德大县工委。就在这期间，张强被审讯，于5月25日不幸牺牲。 张强的经历是曲折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他经过辛勤学习和实践，提高了政治觉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为他的亲人颁发了革命烈士纪念证书，福建省人民政府在惠安洛阳石任村为他修建了烈士墓，以资纪念。 (黄夏莹) ①张圣才，惠安人，1937年8月参加军统，1947年经香港王雨亭介绍为"民革"成员，1948年经陈公培、杨东莼介绍，与中共东南局潘汉年联系。现为"民革"福建省委委员、省政协委员。 ②庄毓英，惠安人，原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委，后被捕叛变。1949年8月率部起义。已故。 ③张天昊，惠安人，原军统特务。已故。 ④陈盛智，泉州人，原军统特务解放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①张强投奔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后受派到闽中工作，因未与闽中党织组取得联系而受到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