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永胜自称“杂家”。 一开始并不打算用这么一个题目，但当我仔细阅读吴永胜的有关资料之后，倒真的感到他是一个“杂家”——是石狮这方土地上一个写散文、地方文史、民间文学、历史小品、地方人物传记、通讯、文艺小评论、戏剧和曲艺创作，又编写连环画脚本，能兴至由之、撰写各类文体的“乡土杂家”。 二 吴永胜现任石狮市政协常委、政协文史委主任。他是作家协会福建会员、福建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民俗学会会员，以及泉州和石狮市一些文学、历史社团的成员。近十年来，他在地方文史的治学和研究方面颇有成就。 80年代初，吴永胜摒弃传统偏见，充分肯定清代将领施琅收复台湾、统一中国的贡献，就是一个显著事例。 对于历史人物施琅的评价，吴永胜说： 有人因施琅与郑成功有过龃龉，后又带兵征服台湾，迫使郑氏集团归降清廷，而认为他是民族和国家的罪人，清朝的奴才；在民间戏曲和故事中，有时甚至公开把他作为反面人物处理。真实情况如何呢？我通过阅读大量明、清史料和有关谱牒，对施琅的真实面貌，逐渐有了较清晰的看法。1981年，写成一篇不足3000字的短文《重国事不敢顾私的施琅》，由康熙皇帝颁发的一道关于征进台湾的谕旨，说到施琅忠诚地执行清王朝这个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最高决策，率军登进台湾岛，不计杀父弟之仇，妥善安排郑氏集团投诚人员，以及力排众议，保全台湾、开发台湾的历史功绩。因评价全新，恐读者难以接受，不敢贸然发表；后来才在晋江《新光》文学杂志上发表。意想不到的是读者非但不责怪，反而大加赞扬，说明自己的思想还是保守的。衙口村施琅族人读到此文，好像搬掉压在心头上一块无形的石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祖先不会再被人骂了，而且还是个“功臣”哩！旅菲(港、澳)施氏人也高兴了。于是，衙口施氏村民，特派专人前来石狮华侨中学与我联系，拟利用明年暑假，请我与该村的两人组成三人“考察组”，前往闽南施琅活动过的地方进行考察活动；我想进一步掌握有关施琅的历史资料，看看施琅在闽史迹，也同意了。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为在晋江衙口筹建“施琅纪念馆”搜集有关资料和展品，争取于1983年清朝统一台湾300周年时开馆，并召开学术研讨会(海外乡侨支持)。 1982年7月初，暑假刚开始，衙口的两位同志便迫不及待地来了。我们一行三人，先后到漳州、龙海、东山、南安、同安、泉州、晋江、惠安、莆田等地，考察了施琅在闽南的有关史迹。返回晋江后，除了制成有关展品外，我还在《泉州晚报》发表了一组这个题材的系列文章。 1983年，原准备在厦门举行一个“纪念收复台湾30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因故未召开。 此后，在衙口、泉州又举行了两次全省、全国性施琅学术研讨会。 由于我在研究施琅方面有所突破，并帮衙口施氏族人进行施琅在闽史迹调查、创办纪念馆，发表学术性论文等，深受衙口施氏族人的欢迎。族中耆老施祖淮、菲侨施至尝等人，特嘱邀我与之见面，表示感谢。 吴永胜先生 如今，施琅的历史地位，已得到史学界充分肯定，由一个近乎反面的人物，变成一个有功于国家、民族的重臣了，这使我感到欣慰。因为在这方面，我走得比我的一些同行早一点。 想当初，纪念馆竖起《前言》，衙口村民有的才恍然大悟地叫道：“‘施将军’原来叫‘施琅’啊！”——在衙口乃至晋江、闽南民间，群众都知道衙口出了个“施将军”的大人物，但多数人不知其名，可见，普及历史知识，也是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8年，石狮市永宁镇发现一满族墓葬。据考证，墓主为粘博·温察尔，是闽、台两地粘氏族人的始祖。吴永胜特为此墓拍照撰文在报刊上发表，为沟通闽台民间交流尽了他的一分力量。 吴永胜所撰写的地方文史稿件，数目繁多，不胜枚举。其中有反映福建人民反帝斗争的《闽海抗英第一战》、《英勇抗击英军侵略的张然》、《以身报国的一代名将陈化成》、《抗倭名将俞大猷》，有考证性的《飘然若神仙的诗人林外》、《守净和尚镌“泉南佛国”》，有歌颂古代科技人物伟大发明创造的《苏颂及其“水运仪象台”》、《丁拱辰》等等。这些文章在国内外发表之后，有的被选人各种专集出版发行，有的被这些历史人物的后裔和村民所收存，为弘扬地方历史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他的贡献。 吴永胜说：“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历史悠久，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典籍。这是一份值得我们珍视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加上历史悠久，再丰富的文化典籍，也难以记全我国全部历史。而且，某一个特定的地区，都有它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历史，如闽南泉、漳两府(包括现在的厦门市)与台湾的关系，就比我国其他的地区密切得多；再者，我生长在石狮镇，石狮镇原属于有‘海滨邹鲁’之誉的泉州府首邑晋江县。这是一个千年古县，地灵人杰，贤哲荟萃，文物蔚起，地方文史资料极为丰富，如用心搜集、整理，必有收获。基于以上认识，我庆幸自己所学的专业不是原定的文学，而是历史——我以爱好文学而修史学，今后势必文、史相长，齐头并进，至少也可‘一枝独秀’。因而，我默默耕耘在家乡历史文化的这块园地里，无怨无悔。” 三 撰写民间故事和散文也是吴永胜的一个特长。他的民间文学作品见诸报端，始于1957年《福建侨乡报》上发表的《俞大猷歼倭寇》。当时，他还是石狮石光中学高二年级学生，以后陆续有此类文章发表于国内外报刊上。后来他又扩展了《俞大猷歼倭寇》，发表后又被菲律宾华文《世界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他所未意料到的。他的旅菲文友黄忆梅先生为他寄来了此文的剪报；此后，他又寄去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和其他作品，陆续在《世界日报》、《菲华时报》、《商报》上发表。据说在泉州市，他是在菲华报刊发表作品的第一人。 吴永胜写散文，起始于写通讯。石光中学10周年校庆时，他还是该校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为中国新闻社写的通讯《石光中学校庆漫记》，被中国新闻社采录发给海外华文报刊。这件事对他鼓舞很大，成为他以后业余散文创作的开始。 “文革”后，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椰城桔子红》，歌颂闽南侨乡新貌。他的另一篇据说有他自己身世影子的散文《番薯之歌》同时发表于菲华《世界日报》和《厦门日报》上。他说：“我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之次年——1938年。父亲早在30年代初即往菲律宾谋生。1941年12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断绝，闽南侨乡经济顿时陷入困境。华侨眷属苦不堪言，有三餐无着而自杀者，有易夫改嫁者，‘失节’求财或更甚者，但都是为了生存……能艰苦处世者，都是贤淑、坚强之人。当时，我有祖父、祖母、母亲、姐姐及本人在家乡挣扎度日。吃薯渣、薯叶、‘浆坭’(提取浆糊原料后的渣坭)、麦糠拌粗薯根等以前的猪狗食，衣不蔽体。姐姐有次到十里外的金相院捡柴草，勉力挑到家中，饥甚，昏倒，慌了一家人……我开始行走时，即察人意，帮大人们剥花生壳，理纱线成团以换取少许工钱。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侨汇复通，生活才有了转机。因有此段经历，才有文中的情感与细节。此文在菲报刊出后，反响甚大，不少人打电话到《世界日报》社询问作者是否在菲……” 《番薯之歌》这样写着： 人难免会有偏爱。我爱薯花，因为甘薯，曾经拯救了我和我的一家，乃至整个闽南侨乡父老乡亲呵！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太平洋战事爆发，侨汇中断，闽南侨乡经济顿时陷入困境。那些平时靠侨汇赡家的侨眷们，一时断了接济，把金戒指、手镯、项链等饰物，以及衣裘，能卖、能当的都卖掉、当掉了，换取糊口的米粮、柴薪。俗话说：“坐食山空。”靠当卖过日子，能支撑多久？战事不是三天两月的，为了温饱，为了活命，侨眷们更衣易裙，脱下锦履，走出庭院，步入田间，操锄、犁地、水、插秧……开始了另一种崭新的生活——为了生存的搏斗！ 尽管脂粉被汗水冲洗得一干二净，纤手布满厚茧，白皙的皮肤变黑而粗糙；岂料老天爷不作美，旱魔又践踏这片受灾的土地。水田干涸、龟裂了，耕地冒着青烟。米贵如珠，生灵哀号。幸得丘陵坡地上尚有绿叶摇曳、蔓延。啊，绿叶，可贵的绿叶，生命的象征！这绿叶，便是甘薯繁衍的子孙。是甘薯家族最慷慨无私，把果实、嫩茎、叶片，整个儿地奉献给饥馑的人们。 就在这日月里，我的父亲远在菲律宾，讯音杳然，生死未卜。一家子五个人，不分昼夜地劳作，还是难以温饱。我饿得不像人样。一次，我在街道上拣取蔗渣当柴薪，竟饿昏在通衢之上。苏醒过来，发觉手上捏着一段黄艳艳、软滋滋的东西，一闻，啊，是甘薯！我三口两口便把它填入饥肠咕咕的腹中。后来，我才知道：一位好心的阿婆，看到我昏厥，向人家要来一碗甘薯汤，一勺一勺灌进我口中……从此，我对甘薯，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家乡，还有不少人如同我家，曾承蒙甘薯的恩惠渡过难关的。所以，直到现在，一些华侨和港澳同胞，在饱尝了异地的玉食佳肴之余，一踏进桑梓门闾，首先开列的“食谱”便是地瓜——蒸甘薯、煮甘薯、甘薯稀饭、油炸地瓜……食之不足，返回客地时，还要挑选一些精致的甘薯丝、片、粉，把行李袋塞得鼓鼓囊囊、沉沉甸甸的，自食而外，还可以馈赠亲友。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乡情啊！ 抗战胜利后，父亲在日寇的铁蹄下，“捡得了一条生命”，终于回来了，我才有机会进学校。 识了字，我断断续续探索甘薯的历史。甘薯，三百多年前，由华侨从菲律宾(当时叫“吕宋”)传入我国。史书上说得最多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菲律宾经商，看到当地有一种“被野”的“朱薯”，生熟都可以吃，“功同五谷，利益民生”，便想到当时福建“隘山厄海，土瘠民贫”，如能把这种“朱薯”引种回国，则“可济民食”，“荒年无饥馑之忧”。 当时，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严禁薯种出境。陈振龙爱国心坚，爱乡志笃，想方设法，学习了栽种方法，又用“重金”向菲人购买了几尺薯藤，暗中置于双层竹篮底，避过检查，带回福州，“依法栽植，滋息蕃衍”。 甘薯传入的第二年，福建大旱，“岁饥荒”，万千黎民幸有甘薯，得以活命。闽人得其益，便在福州乌山上建立了一座“先薯祠”，祠前建亭，将陈振龙和倡导植薯有功的福建巡抚金学曾等，供列祠中，受人奉祀。 实际上，早在陈振龙之前的隆庆年间，甘薯就已经传入中国了，最先传入地，恰恰又是闽南！ …… 四 吴永胜于1938年7月出生在石狮。 他曾先后在石狮爱群小学、石光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就读；1959年就读于厦门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曾在福建同安县八中、高甲戏剧团、文化馆等单位任教员、编导和馆员；1976－1991年7月，在石狮华侨中学任教；1991年7月至今，在石狮市政协工作。 吴永胜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他说，生活上的困顿，小时候便经受过了，他受得了。但有两件事使他永远不会忘记，一是他差一点儿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一是中年丧妻。 吴永胜高中在学期间，正是全国反右斗争激烈的年代，连大学生也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吴永胜回忆说：“那时，石光中学也弥漫着当时的政治风气，加上个别新派来的有一定职务的教师想要‘建功立业’，便推波助澜。以这位老师为首的一些人邀集高中部一些各方面有突出表现、学习成绩又较好的学生开‘座谈会’，设题以问。当同学们就诸如‘海参崴的割让’等历史和现实的一些问题谈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时，此人便对这些学生上纲上线，扣上‘走白、专道路’，‘破坏中苏关系’等帽子，作为政治鉴定，装入各人的档案材料中。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高考成绩再好，也是枉然。本届有个学生会主席，共青团员，以各科平均成绩九十多分毕业的学生，也因‘鉴定’的关系，高考后落取了，最能说明问题。与其类似之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我也被‘邀请’参加那个‘座谈会’，可能因为我的家庭成份是小贩，相当于贫农；也可能因为我的发言不够‘激烈’，所以，才能够被录取于两年制的大专院校而到厦门‘深造’。石光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被强劲的政治之风吹得七零八落！这件事，让这些毕业生心灵受到永远难以抚平的创伤；当时校中正直的教师、社会知情者，都为这些学生深深惋惜；也留给校方一个深刻而有益的教训：对待学生，还是以教育为主，不能动辄就以行政手段裁处。次年毕业的高二届学生，命运就比我们好得多，有不少人被全国重点大学和名牌大学录取。我们成了他们的铺路石，既感叹，又为他们庆幸。” 中年丧妻，对他的打击更大。他说： 我的结发妻子施美玉，与我母亲娘家同在晋江龙湖大埔村。大埔与石狮市区相距仅二三里路。母亲与美玉家为邻居，我岳父施能水久居菲律宾谋生。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夕，侨汇不断，家境不错。后因有人中伤，说我岳母“不会持家，只会乱花钱”，实是我岳母量气大，富有同情心，凡向其借钱者，均不敢拒绝，即使乞丐登门，也必有衣、食所赐。因受人中伤，我岳父生气了，疏以赡家。解放前夕，岳父年高，谋生也碰到困难，赡家更少。岳母现有一男(前生二男，均夭折)二女，我妻居长，后有一妹。由于我妻生长俊俏，口齿伶俐，甚得其母及村人喜爱，尽管家贫，仍送其入学。美玉上三年级时，曾有晋江县高甲戏剧团老师傅及领导到大埔集青小学挑选演员，因美玉已学会唱几首南曲及不少新歌，剧团师傅等人一眼就相中美玉。但征求我岳母意见时，我岳母不假思索便一口拒绝，其原因有二：一、视其女为掌上明珠，不愿令其离家。二、此前十数年，大埔“普渡”时，村人请来一戏班(小梨园戏)到村中演出。演出空隙师傅传艺时，有一小女演员因动作不符规范，师傅纠正后仍不能明显改正，师傅生气，即以手中所持一“鼓槌”狠击小演员之头侧。小演员欲哭不敢大哭，嘤嘤饮啜……因该剧团住宿处正与我岳母家为邻，故看得如此清楚。此事长留我岳母脑海之中，久久不能忘怀，因为她是一个‘软心人’。因此，不管新旧社会的剧团还是戏班，她都不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吃戏饭”！时为解放初期，党和政府重视发展戏曲事业，这个老师傅——正是高甲戏名丑“肖罗溪”(柯贤溪)，他与集青小学老师多次到施家“招生”，我岳母就是不放人。 1966年，我已虚龄29岁，正是婚娶年龄。我舅母曾拟代我向施家提亲，迎娶施美玉。当时两家都穷，我恐父母乏力支付我的结婚费用，淡然处之，不以为意；翌年，某次获假返家，往大埔探望舅母时，中途遇施美玉。因美玉与其谊姐结伴同行前来石狮，我因认识其谊姐，方知施美玉为何人。一经见面，我有好感。不意其谊姐认为把美玉匹配与我，甚为合适，待其返回大埔后，即与我舅母谈及此事。两人一拍即合。我已有好感，问之女方，也有同感，此事遂成定局，次年结婚。 婚后尽管家境贫困，但我们互相体贴、互相理解、尊重对方。美玉在家中任劳任怨。当时，我父为烟杂小贩，在糖房街头摆一摊位。因我父年轻往菲谋生时，天热冲凉而致病，致一足小跛，行动不太方便。每天早晚，美玉总为我父挑起烟杂担到街头，帮我父摆摊又收摊。以一年轻貌美之少妇，挑一破烂担似的烟杂货物上街头，石狮女性找不到第二人，因此，邻人、行人都称我妻“贤德”。持家外，每于晨昏，她仍争取时间，做“白绣”女工，挣点工资，帮补家费(当时我月薪仅48-5元)，省吃俭用，照顾子女成长。 1975年，正逢邓小平恢复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省、市、县均派出一些工作组到有关街村开展工作，因美玉能说会唱(是大埔村中业余剧团的“台柱”，结婚后，该剧团还曾数次向我“借”她去演出。我因曾在专业剧团工作，又是大埔村的外甥、女婿，不便拒绝)，且在大埔村当过“广播员”(用“土广播”或“洋广播”作宣传)，便被工作组物色为本街“广播员”，参加街政一些宣传工作。而后，宽仁建鞭炮社。由于当时普遍贫困，就业十分困难，加上家中经济拮据，美玉决定进鞭炮社做工。我因此职业有危险性，本意不让。我赡家不多，而两个子女又日渐长大，加上小家庭的人情世事的应酬费用等等，使我无力阻挡她进鞭炮社做工。 1975年11月27日，“轰”然一声巨响，声闻十数里——宽仁鞭炮社爆炸性事故发生了。炮社顿时成为一片火海，伤员虽然一个一个被救出，但都被烧得焦头烂额，重伤者皆为女性，衣不蔽体，有的头发整束掉下，连头皮一并撕下，惨不忍睹！ 事故发生时，我正在同安巷东中学任教。接到告急电话后，我即奔向泉州180军医院。经7个昼夜的抢救，终因烧伤面积太大(95%，其临终时方让亲属入病房探视，我方知美玉仅双乳之凹沟、双足底中部未被烧伤，真可谓‘体无完肤’)，不治而亡。年仅28虚岁！ 我之哀苦，可想而知，更可怜惜者，我远居香港之岳母，终日号哭，以泪洗面，数度昏倒……。 在美玉惨亡之二三年中，我白发渐生，欢乐与我远离。每年春节，我均呆守家中，茫然思亲。在此“守(妻)制”之中，每年春节，黄明定同学总于年初一或初二日，前来我家探望，并带糖品赠给我的小孩。同窗之情，如此笃诚者，惟黄兄一人耳！明定如此情隆，一是其为人厚道，有同情心；另恐我因丧妻而沉沦，从此无心动笔，使他在这茫茫商海的石狮镇，又失去一个能相与交谈生活与创作之事的文友。 我至今犹念我结发妻美玉，特塑其“金身”供奉于家中，并挂其大幅遗像于房中，以不时张望、祈祝；外出时怀其生前小像，意如同行…… 五 吴永胜是一位情系家乡石狮的多才多艺的乡土杂家。 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年代，吴永胜写的散文、曲艺、文艺作品，曾多次在福建省和厦门、泉州二市获奖。除在菲律宾《世界日报》、《菲华时报》、《商报》和香港《华人》月刊等发表作品外，吴永胜还与菲华“椰风文艺社”王宏榜先生等人，建立密切的文艺往来关系。他的名字也被收入《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辞典》。 但愿吴永胜永葆创作的青春，做一个艰苦奋斗着情系自己一方乡土的文化的专门家或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