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陵，泉州市(今鲤城区)东观西台附近人。民国五年(1916)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亲去世，稍长进平民工艺传习所学做竹工，13岁方入免交学费的泉州开元慈儿院念书，19岁南渡新加坡谋生。 在新加坡文陵参加工人罢工，后成为工人领袖，多次组织领导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而举行罢工。同时，文陵还积极参加进步华侨“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和“星洲总工会”等群众团体，逐渐成为这些团体的骨干。民国二十六年(1937)文陵加入“南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英国殖民者对爱国侨胞所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横加干涉。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殖民当局以“破坏治安”为罪名，把文陵等3名民先队员逮捕入狱。在开庭审判时，文陵大义凛然，同法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理直气壮申辩：“我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何罪！”殖民当局毫不讲理，依旧判文陵等3人3个月徒刑，送进监狱。次年2月，文陵等人被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民先”非常关心文陵等人的命运，派人暗中护送他们到香港，同中共香港党组织取得联系。根据文陵决心奔赴抗日前线的意愿和要求，香港党组织给上海地下党写了介绍信。上海党组织派人把他送到新四军苏中抗日根据地。 民国二十九年(1940)，文陵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活动于长江北岸，从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 民国三十一年(1942)初，文陵担任苏中泰县立发区区委书记，组建游击队，对抗敌伪的骚扰。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刚刚组建的游击队突然遭到敌伪的包围袭击。文陵等数人在突围中被捕。 文陵被捕后，转移数处，每到一处，受尽折磨。初次受审时，他向敌伪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驳斥他们的“曲线救国”谬论。敌伪恼羞成怒，把他吊起来痛打。嗣后押送到如皋伪军徐成德旅部。文陵处境非常危险，随时可能遭到杀害。在狱中，他把党员组织起来，勉励大家要坚强不屈，保持民族气节；同时寻找时机，向伪军晓以大义，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争取他们对新四军的了解和同情。文陵常常吟诵民族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言，用以激励自己和战友。敌人要他写“悔过书”，他交上去的是“抗日救国”四字。后来，由于党组织营救，文陵等人终于出狱，回泰县县委。 文陵出狱后，调任兴化县委社会部长，后任公安局长。 民国三十八年(1949)七月，文陵随解放大军进军福建。十月七日，厦门解放。第二天，文陵赶到厦门，参加接管工作和建立人民政权。 文陵在厦门初任侨务局副局长，局长由市长梁灵光(永春人)兼任。厦门刚解放，百废待兴，任务繁重。梁灵光把日常侨务工作全部交给文陵负责。一上任，便碰上难题。有20多位华侨急着回到侨居国。因厦门刚解放，海路不通。文陵理解侨胞的心情，认为这是侨务部门义不容辞的任务。他选派刚从香港回来参加革命的陈应龙，要他把这批华侨绕路带到香港，同时在香港联系一个旅社，作为今后华侨进出的落脚点，又要求在香港接洽一艘客轮，方便华侨回国。 文陵在主持侨务工作的两年中，极为重视侨务干部的组织和业务建设，希望把侨务局建成“华侨之家”和“华侨服务部”。他严格要求干部坚决执行党的侨务政策。 同时，文陵对归侨、侨眷的工作也很重视。他认为侨务工作光靠少数干部去做是不够的，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团结一大批归侨、侨眷，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 1952年以后，文陵调到市委统战部工作，先后担任副部长和部长职务。凡是党外人士，包括华侨、宗教界、工商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是他的工作对象。他认为，只有把众多的党外人士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共同把厦门的事办好，有利国家和人民，这才能算是把统战工作做好。为此，他始终坚持两条做法：一是登门拜访；二是促膝谈心。他对反映上来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建议和反映，都能及时地作出明确的答复。许多党外人士对他这种工作作风和方法，以及他那胸怀坦荡的风度，非常钦敬和赞赏。 1956年12月在厦门市第二届人代会上，文陵以百分之百的赞成果，当选为厦门市市长。 文陵当选市长后，经常深入商店、菜市场，了解市场供求情况。他特别注意“菜篮子”，认为这是衡量经济形势的一个标志。他还经常抽出时间，不带秘书，独自一人走街串巷，到最基层的居民委员会去，了解民情，掌握群众情绪。 文陵关心群众生活，把城市供水供电情况时刻放在心里。他上任不久，就组织力量建造一座可供市区大部分用水的坂头水库，以后又不断增高堤坝，增加蓄水量。在建造坂头水库的日子里，文陵把被包带到工地现场，坐镇指挥，同干部一起劳动，毫不懈怠。 文陵身为市长，仍旧亲自过问侨务工作。当厦门侨联主席颜西岳等人提出兴建华侨新村时，文陵认为此举具有重大意义，立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从地点选择到设计施工，他都亲自参加和指导，华侨新村终于在五十年代后期建成。这个新村座落于市区比较僻静的斗西路，有50幢别墅式的楼房，占地1-5万平方米。随后，又根据华侨的需要和要求，在南华路新建另一个华侨新村。在文陵的大力支持下，还创建侨星化工厂、华侨印刷厂、天马和竹坝华侨农场等等，安置一大批难侨和待业归侨，支持华侨引种场引进许多珍贵的品种，其价值则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此外，文陵还支持侨联开办厦门华侨中学和华侨幼儿园。 1959年“8-23”特大台风袭击厦门，给厦门造成很大的损失。台风过后，文陵全力以赴，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素有“胖子”之称的文陵一下子掉了好几斤肉，变成瘦子。 文陵吸取“8-23”的教训，每年台风季节即将来临，就指示气象台加强台风预报工作。只要发出台风警报，他就把市府主要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办公，分派干部到危房多的地方去，做好预防工作，及时处理问题；同时派人奔赴水库、堤坝巡视。对于农作物，能抢救的就组织力量抢救。他则亲自到一些重要地区去检查、落实预防措施。当台风临近时，他彻夜不眠，随时了解风向、风力，象打仗一样严阵以待。 文陵自1956年当选为厦门市市长，以后连选连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造反派”非法罢官，蹲进“牛棚”。1970年在上海病逝，终年54岁。 (厦门市方志委提供资料 詹振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