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良，泉州市区(今鲤城区)县后街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于贫苦手工业家庭。中小学时代奋志砺学，民国4年(1915)泉州培元中学肄业，在南安洪濑医馆当佣工。7年(1918)复于集美师范学校就学。12年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半工半读。15年(1926)鲁迅南来厦门大学任教，文良追随鲁迅。后鲁迅赴广州中山大学任职，文良与同窗同船伴送鲁迅至汕头。因父亲去世，经济拮据而中途辍学。19年(1930)与泉州著名菲律宾华侨同盟会会员陈光纯之三女陈淑美结婚。 民国15年厦门大学考古团著名史学家张星烺、艾克(德国人)等到泉州考古。回校后，张星烺在厦大生物院作“泉州中外交通史”学术报告，激发文良对泉州的历史文化遗存的热爱，下决心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调查、搜集和研究。 从民国16年(1927)开始至1958年，文良先后在省立晋江中学、集美中学、安海养正中学、晋江县立中学、泉州培元中学、泉州凌霄中学和泉州高级中学等学校任教。业余时间对古代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亚、西亚各国人和欧洲人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进行认真系统的调查、搜集和研究。民国25年(1936)4月，参加著名人类学家、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惠祥组织的泉州中山公园“唐初古墓葬”的发掘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下令拆除沿海11县城的城墙，泉州城拆除时，许多古代宗教石刻纷纷出土，文良到处踏勘，了解石刻出土情况，相机收集或出资购买。文良以微薄的教员薪水收入，除维持一家8口人的生活费用外，紧缩家庭生活费用的开支，用以购买宗教石刻构件。抗战胜利后，有人挖掘城垣基础石料出售，宗教石刻大量出土。文良虽殚心竭力设法抢救，收集保存，但限于个人经济能力，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物，仍被拍卖，用作建筑材料，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民国33年(1944)文良把多年来抢救出的古代外国人宗教石刻辑录为《泉州古代石刻集》一书，因经济条件不允许未付梓行。37年(1948)，英国人约翰·福斯特，借帮翻译阿拉伯文、叙利亚文为名，到文良家暗中拍摄10多方石刻照片，擅自于1954年在《英国皇家亚细亚杂志》发表，文良对此骗窃行径，曾予揭露。民国38年(1949)初，《泉州古代石刻集》第一次问世，加附图片，文良自撰前言铅印数百份。 收集墓碑，昔为士人所不齿。但文良却不以为然，孜孜不倦埋头搜集和研究。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踏遍泉州各城门的城基挖掘工地。每当收集到有价值的宗教石刻，立即刷洗，并作文字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1949年11月，有人乘机乱挖城墙基石、古墓石头，泉州灵山圣墓眼看有被破坏的危险。文良等向晋江县长许集美反映，县政府立即发出布告，加以禁止，灵山圣墓这个泉州重要的回教文物终于得到保护。 人民政府重视文良的学术成果，支持他的宗教石刻研究工作。在林惠祥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文良把《泉州古代石刻集前言》寄中央文化部，很受文史学家、副部长郑振铎的重视。1954年3月，郑振铎到福建访问，据《郑振铎年谱》云，“在福建泉州时，曾特地去看望一位普通教师、宗教石刻收藏家吴文良，使他受到鼓舞。后并介绍吴与郭沫若、范文澜、夏鼐、尹达、陈梦家等历史考古家结识。”随后，文良把20多年来搜集、购买的154方古代泉州外来宗教石刻捐献给国家。10月16日，郑振铎“亲自书写《褒奖状》致吴文良：‘吴文良先生爱护祖国文化遗产，以三十年心力搜集的有关中外交通史料泉州石刻一百五十四方捐献国家，特予表扬’”。以后，文良第二次捐献外国宗教石刻20多方。1954至1957年间，又协助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充实展品，协助厦大考古系师生到泉州进行实习。1955年1月，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各国华文报刊发表题为“泉州吴文良捐献三十年来收集石刻”电讯，充分肯定文良的贡献。 1956年，文良应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到北京编著《泉州宗教石刻》一书。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8万多字，图文并茂，附有近200幅图片，书中采录宋元时代外国人遗留在泉州的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明教)和佛教等的宗教建筑遗物和墓葬碑刻，其中有阿拉伯文、古叙利亚文、古拉丁文和中亚、西亚古文字。为研究古代泉州中外交通史、宗教史、外侨史、民族史、艺术史和中亚、西亚古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58年，郭沫若致信文良，说：“最近，苏联科学院要出版一本《世界通史》，决定收集中国历史重要图片100图，要你选择《泉州宗教石刻》15幅图片，以便载入。仅泉州即占百分之十五。”1961年，郭老莅临泉州时接见文良，鼓励他继续努力。1962年，陈毅副总理出访非洲前，偕夫人张茜到泉州视察，对《泉州宗教石刻》一书表示赞赏。吴文良即从亲友手中找来8本赠与陈毅副总理。英国著名科技史家、英中协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著者李约瑟教授说，“我活到这么老了，能看到泉州这么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瞑目了”。日本顺天堂大学、教育大学语言学教授村山七郎，致信郭沫若院长，称《泉州宗教石刻》是“极为重要的文献”。日本史学家榎木一雄教授则说，《泉州宗教石刻》“是有关外国人遗物最有系统、最全面的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报》编辑部主任、研究员黄展岳说，《泉州宗教石刻》“必将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 1958年文良从泉州市第五中学调到文博部门工作，为筹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海交馆成立后，他负责编写陈列提纲。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泉州海交馆正式开馆展出。同年文良参加修缮东门外灵山圣墓，重修石回廊和石亭；重修开元寺大雄宝殿屋架；参加莆田沿海的海外交通史迹社调查，首次把《祥应庙记》碑“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的史料，作为海交史料披露于世。1962年，文良参与泉州郑成功纪念馆的筹建和在厦门大学举行的郑成功复台30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又参加晋江陈埭回族丁姓和惠安百奇回族郭姓历史的社会调查工作。1963年夏，参加南安县文化局主办的九日山摩崖石刻的清理工作。1964年，写成10万字的《九日山摩崖石刻考证》(油印本)，其主要部分发表于《文物》杂志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称赞文良此举填补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空白。 此后，文良继续参阅大量资料，汲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泉州宗教石刻》认真进行修改和增补，并于1965年完成初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良在极左路线迫害下，于1969年6月含冤而逝，年67岁。 1978年9月，中共泉州市委为文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肯定他一生的功绩。 (吴幼雄提供材料 杨清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