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文华，原名粘芳愿，曾用名粘青峰、连鸿元、吴文华，泉州浮桥街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三日生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粘文举，绸布店店员，生有五男二女。文华排行第五，小时过继四叔为子。 四叔粘秋茂，读过一些书，当过当铺职员，对清廷很不满，经常讲水浒故事及“官迫民反”的道理给文华听；辛亥革命军进泉州城，他还带文华上街观看，这给文华幼小心灵留下很深印象。 文华10岁时，父亲、四叔及祖母、大哥、大嫂、三哥、四哥等一家7人，在二十天内相继死于鼠疫。母亲、四叔母早就亡故。文华孤苦零丁，只好由舅父带回其家中避难与养育。 童年的不幸，使文华仅念了四年半小学，就辍学到浮桥“源珍”京果店当学徒。15岁被迫远渡重洋，到新加坡找五叔。在菜馆当学徒。两年后又回浮桥“源珍”当店员。18岁再往新加坡，经过央三托四、花钱送礼，才在工厂找一些不固定的零工做。民国13年(1924)回国，由二哥介绍到厦门南纪行“万顺”轮(一家中国资本的轮船)当海员。 二哥粘芳硕，是经验丰富的海员，在荷兰公司的“万福士”、“波临道”等外轮服务过。文华来往南洋及找工做，大都靠他帮助。芳硕参加过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同情和支持革命，经常对文华讲“罢山罢海”的斗争场面和故事，介绍一些战友给文华认识，促使文华早年投身工人运动。 北伐军入闽后，厦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民国15年(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之东路军打败了军阀张毅部队。张毅残部到同安前场(今杏林)封了“万顺”轮，要挟该轮逃往安海。在文华的策动下，由几位船员和司机员，打开轮船海底阀，把船弄沉，粉碎了败兵逃跑的企图。后因革命活动需要，文华多次变换工作，先后在厦门一家电气公司及“万德”出入口公司等单位工作，来往于厦门香港之间。他先参加厦门海员工会，后又参加厦门店员工会，并被推选为厦门店员工会理事长。16年(1927)1月参加共青团，1月24日厦门总工会在大同路土堆巷成立，文华被推选为厦门总工会组织部长。这期间，他积极组建工会，发展会员，基层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他参与领导了以“二五”加薪、改善劳动条件为目标的大规模罢工斗争，并引导到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轨道上来。 同年4月9日，国民党右派突然包围厦门总工会，逮捕了委员长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当天下午，由柯子鸿(厦门总工会宣传部长)领头，在文华等各基层工会负责人的带领下，全市16个基层工会的300多名工人，冒着倾盆大雨，到海军警备司令部请愿、示威。显示了厦门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坚强斗志。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厦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文华与其他几位工会领导骨干一起，秘密组织赤色工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民国19年(1930)5月，文华转为中共党员。5月4日，厦门工代会在中华中学召开赤色工会代表大会，成立厦门赤色总工会，文华被推选为委员长，柯子鸿为副委员长。会址设在厦门大同路麦仔埕，秘密办公室设在思明路达华理发店二楼。还建立武装纠察队、破坏队、冲锋队。5月25日，文华参加了陶铸领导的震撼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25日上午，文华化装成“游客”在思明监狱门口“饮茶”，观察监视敌人的动静。省委负责同志告诉他：“不要暴露目标，将来还要留下来工作。”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8月，文华作为总工会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11月，任中共厦门市委委员，后任市委书记。翌年2月，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并被选为省委委员。 民国20年(1931)3月，省委机关受破坏，文华因市委书记身份暴露，被调到泉州工作。4月，在泉州市区承天寺鹦山小学建立中共泉州特支，并任特支书记。积极领导泉州市区及附近农村的革命工作，同时处理“惠安暴动”失利后的善后工作。特支根据上级指示，在泉州建立了长途汽车赤色工会，并在安海、青阳、石狮的汽车工人中发展党员，成立了汽车工人党支部。“九一八”事变后，特支出版了《工农兵》刊物，翻印救国传单，发动工农群众反日救国。店员成立了反日会，码头工人参加反日会并组织了武装纠察队，在码头、民船各处巡查没收日货，严惩奸商。还建立革命互济会、妇女救国会、“九一八剧社”等群众团体。德化是福建省名产瓷地，有工人一千多人，这期间，厦门中心市委还派文华以特派员身份入德化工作，组建瓷业工人工会。21年(1932)夏，厦门中心市委认为晋江、南安地位十分重要，于是调文华及彭德清等人至该地区工作，筹建晋南特委，文华并曾担任中共晋南特委书记。23年(1934)初，文华调到中共安溪中心特委任执委、组织部长。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由于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加紧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租抗税斗争，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武装。红二支队从初创时的几十人，发展到500多人，加上各区、乡的后备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有近万人武装队伍。有力地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及中央红军的作战。 民国24年(1935)，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师二十旅，以几十倍的兵力，疯狂围剿安南永苏区及红二支队。敌人采用“围剿”中央苏区那套“步步为营”的办法和蒋介石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手法进攻苏区。革命受挫。是年冬天，安溪中心特委与厦门中心市委联系中断。为保存力量，党组织决定分散活动。文华到厦门寻找上级未遇。民国25年(1936)元宵节，文华乘“万福士”轮到香港仍未找到组织，便辗转到新加坡。 文华先在新加坡总工会工作，并任党团书记。后以“华侨救国会”名义，在海员、橡胶、店员等工人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领导了新(加坡)马(来西亚)50万工人大罢工。随后成立“新马华侨抗敌后援会”，与陈嘉庚领导的“筹赈会”相配合，在华侨中发动募捐，并组织大批华工回国参加抗战。民国27年(1938)8月，因从事抗日活动，英殖民当局害怕危及自身利益，将文华逮捕投狱。同时被捕的还有新加坡《中华星报》主编王宣化、抗日救国会办的《文化丛报》主编辜俊英、新加坡《星岛周报》主编苏棠影等三位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时称“四君子”。9月，在新加坡工人罢工的声援及各界爱国华侨的交涉下，殖民当局被迫把四人释放并驱逐出境。 文华回国后，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工作。先在晋江抗敌后援会，与辜仲钊、陈盛明等人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及募捐慰问难民、慰劳驻军活动；后则集中全力，组织泉属民众抗日武装队伍。时厦门、金门已被日寇占领，泉州、晋江、南安、同安一带成为抗日前线。文华重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团结好国民党老前辈、左派吴文楚，以他的威望、影响带动了许多联保主任；而后再个别深入到浮桥、南安的深坑及树兜一带发动民众。经宣传发动，斗南村华侨陈正宗，将守卫自己四座楼房的24支驳壳枪捐献出来。经过筹备，民国28年(1939)夏，由中心特委书记李刚主持，在南安深坑召开了22个联保主任及其他热心抗日人士参加的代表大会，会议一致决定组织“晋南抗日自卫队”，由庄坤灿任司令，文华任政治部主任。与会者同仇敌忾，气氛热烈，各联保代表一致签名发表了《宣言》。会后筹集了大批钱粮。枪枝和弹药，组成了千人联乡抗日自卫队。其中，有一百多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分散隐蔽在晋南一带的原红二支队战士。他们分成8个小队驻扎在紫帽山一带，作为自卫队骨干，使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成为泉属人民抗日救亡的坚强支柱。 民国28年(1939)年底，文华奉调闽北省委训练班学习。半年后，学习结束，省委决定留文华在闽北从事城市工作，任闽江特委委员。他以失业归国华侨工人的身份，活动于邵武、建阳、南平、三元(今三明)、永安、龙岩等地，在汽车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下交通线，接送干部，收集情报，购买重要物资，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当时，沿海公路破坏殆尽，汽车工人大多撤到闽北一带，背井离乡，工资每月只有20元左右，加上物价飞涨，生活很苦。他们早就要求加薪，但苦于无人带头。29年(1940)上半年，文华在永安发动70多位司机和修理工签名，送请愿书至运输公司，但当局借故拖延不理。6月，发生国民党宪兵欺压工人的流血事件后，工人们立即举行罢工。建阳、建瓯、南平等地汽车工人纷纷声援，并组织慰问团捐款慰问受伤工人。永安汽车工人经过两天的罢工斗争，使国民党当局答应惩办肇事的宪兵，并加薪百分之十五，罢工取得了胜利。30年(1941)3月，文华还发动建阳汽车工人掀起反粮食公沽、反警察迫害的罢工斗争。之后还发动南平汽车工人进行反特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使汽车工人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使地下交通线畅通无阻。当时省委建立无线电台，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号令迅速传达到省委，其所需人员、设备、零件，就是通过这条地下交通接送、补给的。 民国32年(1943)，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调集20个团的兵力，再加上福建省保安六、七、八3个团，进攻闽浙赣边区，重点是攻“建松政”地区和建阳书坊省委所在地，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前，江西、浙江省委已先后被破坏。为保存实力，坚持斗争，省委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将省委机关及游击队主力转至闽中地区。33年(1944)4月，文华接省委指示，离邵武赴闽中，任闽中特委(1947年3月改称闽中地委)常委。当时闽中交通员带来一笔巨款要交闽北特委，文华完成任务后，即随交通员乘船至福州，而后步行经仙游及德化。但这时省委机关刚从德化坂里迁往永泰东湖，他又昼夜兼程赶至东湖，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以后随省委机关转战莆田、仙游、永泰等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又使革命取得新的发展。 民国36年(1947)10月，文华负责省委机关武装工作并任闽中南特派员、惠安工委书记。38年(1949)5月至10月，任省委职工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瓯军营会工交处处长，为配合解放大军解放福建全境，做了大量工作。 建国后，文华任中共厦门市委工委书记、厦门市总工会主席。1951年5月调任福建省交通运输工作主任、省海员工会主任。1954年8月任福建省总工会副主席。这期间，文华还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省监委委员，担任第一届省政协委员，二、三、四届省政协常委以及省总工会顾问等职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华身处逆境，但立场坚定，坚持真理，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晚年，他虽患偏瘫病，仍时刻关心并继续致力于我省工会工作。由他口述并经整理的不少革命回忆录，为我省工人运动保存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回忆大革命时期的厦门工人运动》、《一九三○年厦门劫狱见闻》、《回忆在邵武暨闽北开展地下斗争的片断》、《抗战时期革命斗争的回忆》、《抗战时期革命斗争的回忆(续)》等。 文华于1987年3月20日在福州病逝，终年82岁。 (黄风长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