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汉民(参加兴中会用名)，名秋霖，以用名行世，号闲眠居士，泉州许厝埕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幼丧父，孤苦伶仃，13岁受雇于人以糊口，当过商店学徒，在木偶戏班打杂等工作，在穷困生活挣扎中磨炼着他少年时期的倔强性格和陶冶他对劳苦阶层的感情。15岁得堂叔祖提携，南渡新加坡谋生。因少年家贫失学，至此深感缺憾，遂半工半读，勤奋力学，精通中西文。在此基础上刻苦自学，使他获得中国文化、哲学、古籍、诗词和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后在一川走东南亚各埠的客轮上任职，得获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先参加兴中会后入盟中国革命同盟会，参加创办《兴中日报》，任主笔，为革命大造舆论，其撰写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国内民族运动发展，揭露满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激发爱国华侨觉醒等文章不遗余力。宣统三年(1911)奉党组织命，回泉州开展革命活动，与许卓然，蒋以麟、黄中流等党人取得联系，参予同盟会的组织活动。该盟机关成立时，曾被推为负责政治工作，坚持不就而以普通党人共同奔走筹划光复泉州事宜。有一次，汉民为造革命声势，震慑满清文武官员，瓦解敌人精神堡垒，侦悉泉州知府前往南安，遂向组织请命，独自挟炸弹埋伏于潘山附近蔗林中，待知府经过而投弹，不意弹未爆炸。宣统三年(1911)秋的一天，汉民正与革命党人施雨苍、叶青眼、张赐福等为解救惠安城被土匪围攻之危，在小开元同盟会机关讨论筹划枪械问题，忽闻报有歹徒偷运花棚下火药库军火，汉民随施雨苍前往制止并欲将军火运出，未及门，军火库爆炸，免于是难。 泉州光复后，汉民不居官，往厦门从事对南洋贸易，但仍与革命同志保持联系。袁世凯窃国，厦门党人密谋讨袁，汉民参加活动，为布置闽南全局反袁斗争，常往来泉厦间，在泉州与汤文河、王泉笙、杨光练等配合行动。袁世凯签订卖国的廿一条，全国掀起反日高潮，汉民与傅振箕等在厦开展反日宣传，并演剧募集救国基金，取得成绩。应泉州邀请，又来泉演出，汉民扮《卖花女》一剧的女主角，深受观众赞誉。 民国4年(1915)，厦门反袁起义计划失败，袁世凯派护军使黄培松来厦，加强镇压，培松与厦门豪绅汉奸黄世金勾结，破坏革命，党人密谋除二黄，派杨子熙剌世金于厦，弹中黄轿，世金只受微伤。又派汉民伺黄培松来泉之机，截途拦击。汉民潜伏于泉州新桥头，见培松坐轿前来，因一时慌张，未及投弹而黄轿已越过，未获成功。 汉民见辛亥革命不彻底，革命党人后多腐化变节，不但没有贯彻孙中山的革命宗旨，甚或反其道而行之，以致封建反动势力仍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并未稍缓侵略，遂愤世疾俗，心灰意冷，意欲遁入空门，逃避现实。曾谋往五台山出家，未实现。重返新加坡后，还是匿迹禅林，潜研佛法。由于家属的不断呼号，亲友的多方劝说，才重理“俗务”，出任新加坡合远公司经理。虽从事商业，而正义倔强扶弱济困的性格依然不变，经商所得多用于救济贫侨及华侨教育文化事业。即便囊中羞涩，亦要为华侨公益事业奔走筹措。 国民革命军北伐，汉民以为国事将有转机，于是束装回国，不意蒋介石叛变，仍是一团漆黑。民国17年(1928)汉民思重建舆论机构，以作暮鼓晨钟，便在泉州创办《民众报》半周刊，自任社长，对当时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现象，时加揭露抨击，为豪劣军阀所不满。有一次，侦探队长王意，坐人力车不给车资，车夫向其索取反被殴打致重伤。事为《民众报》所揭露，全市哗然，王意暴跳如雷，以该报为同文斋印刷所印刷，不分皂白，竟抓该所老板毒打。老板哭诉新闻为报纸所登，与印刷所无干，王即往报社图报复，气势汹汹，编辑从后门逃往汉民家告急。时值许卓然在泉州，许与汉民原为辛亥革命老战友，而王意曾是许卓然警卫员，汉民急奔告卓然，卓然召王意训斥，报社才未遭捣毁。汉民少虽读书不多，而为报纸所撰评论，短小精悍，切中时弊，然亦以此见忌于恶势力，时有匿名信恫吓，汉民处之泰然，并在报上警告恫吓者，“如敢犯我，定予反击”，表现其硬骨头的报人气概。及海军陆战队旅长林寿国驻泉，企图加以收买，派人示意，愿出巨金助报社，为汉民所拒绝，因而受到压制，《民众报》终于被迫停刊。 汉民以倔强不见容于人，家计渐告窘迫，民国23年(1934)泉州CC派创办《国民日报》，以与军统派的《泉州日报》相抗衡，为利用汉民的革命历史与社会声望，聘其为该报社长。汉民迫于生计，勉强就职，终以意见不合，不久辞去。然又以此获罪于《泉州日报》派，利用特务向驻军李延年诬陷汉民为汉奸，逮捕下狱，严刑酷打。当时以刚正倔强、坚持正义称著的吴文楚领衔辩冤，泉州华侨公会亦上书绥靖公署为汉民申冤辨白，菲律宾、新加坡侨团也纷纷来电来函营救，其婿更将汉民与其爱国抗日言论的书信从菲律宾影印呈送作为佐证。后值汉民旧友、国民党中委王泉笙由菲律宾回国过泉，闻讯亲为辩白保释。汉民出狱后，对国民党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罪恶统治，深恶痛绝，愤然出国，并发誓“国民党不倒，不入国门”。抵菲，任菲律宾庄万益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营业主任。及太平洋战争爆发，汉民又在当地参加反日活动，为增强华侨民族抗日情绪，以广告商标为宣传手段，特将该公司产品商标改为“芦沟桥”，因而引起日军注意，就在一次日军搜查该公司时发现有抗日传单底稿，遂被逮捕入狱，在刑讯中，始终咬牙不语，坚持民族气节不动摇，后以重病保出，遂潜逃山芭藏身于穷乡僻壤，贫病交加。日军投降又返新加坡，因疾病缠身，经亲友劝说资助，乃归国就医，终因治疗无效，于民国38年(1949)1月去世，终年64岁。遗有《闲眠居士诗草》42首，失于“文化大革命”。 (选自《泉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庄大勇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