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 “泉州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 兼论泉州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关系
王四达
(华侨大学中文系，福建泉州362011)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历史文化研究也与其他学术一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泉州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异军突起，在文史工作者的辛拗耕耘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二十年来建立了不少学会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多次重大的学术活动，出版了不少刊物和丛书，发表了大t的研究论文，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恢复性与开拓性的工作羞本完成之后，无论是 “点”的突破还是 “面”的提高工作均没有很好地跟上:就 “点”而言，尽管近年也出现了几个 “热点”，但炒作痕迹明显，浮赚心态较重，出现了未经深人研究与严密论证即遥下结论的现象，愈在制造轰动效应，在受到质疑之后又不了了之，于是，所谓 “热点”也就转瞬即逝.倏忽即冷;就 “面.，而言，由于处女地已开辟殆尽，粗放的耕作方式又未见革新，因此，除了不时炒妙冷饭外，整体已开始呈现出疲弱的态势。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不久前国家审批全国百家文科研究基地.在首批十五家中，“徽学“即名列其中;到第二批审批完毕，基地已达近百家之多，但自我感觉良好的 “泉州学”仍然榜上无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省思。我们认为，只有在着到成绩的同时认识自己的不足，找出原因，力求改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
　　在笔者看来，不足之处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研究领城比较狭陇，有片面倾向。这首先表现在对地方文化单位的定位过于狭窄这一点上。其实，从区城文化的角度来看，泉州历史文化显然是闽南区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 “泉州学”这一定位却使学者们过于专注泉州这个狭小的圈子，却忽略了与泉州血肉相连的闽南，无形中削弱了自身丰宫的内涵，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其次，在研究泉州的海外交通的兴衰时也缺乏纵横的联系与比较，既未能把它与广州、宁波等古代贸易大港的情况 加以比较研究，也未能把泉州港的衰落与漳州、厦门等港的兴起及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等大背景联系起来考察，这就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再次，即使在研究泉州时，也往往偏向一些领域，而忽视另一些领域，例如，对外贸的研究一般比较重视，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对海外交通关注较多，而对社会生活、市民文化关注较少;对伊斯兰教研究较热，而对其他外来宗教的研究较冷;对泉州文化的积极方面宣扬较多，而对消极方面则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此外，还过于重视个案研究.不够重视整体研究 (在民间信仰研究方面就是如此)，结果必然导致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研究成果缺乏深度。这跟上述的定位过窄也有关系。由于许多问题都只围绕着泉州团团转，因此很不容易把问题说透，甚至连为什么提出 “泉州学”这个概念，为什么作这样的定位，其理论依据何在，它与闽南、福建历史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均未作过深人的探讨。另一方面，研究人员的理论修养也比较有限，许多研究成果都只停留在资料的整理和综述上，只有历史的，未见逻辑的;只有雕虫小技，未见雕龙工夫，让人觉得缺乏一种理论的统帅，一种整体的把握。例如，对宋元泉州港的繁荣原因这个重要的问题，学界虽然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几乎都是以 “一、二、三、四”的方式罗列理由，却未能从当时泉州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去深人分析.以作出整体性的解释。其实，如果运用物质生产条件的羞本原理去分析杜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就能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如，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基本上也仅限于描述某种 (某些)宗教现象，却未能用宗教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去驾御它 (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也存在这种悄况)。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o 没有锐利的工具固然干不了活儿，但只有单一的工具同样也千不好活儿。因此，不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的多种理论工具是无法提升研究水平的。
　　3,厚古薄今的现象比较明显。一提到 “泉州学”，大家总是把它理解为研究泉州辉煌的历史与文化，因此泉州学界基本上把目光投向昨天，却很少联系今天，结果是一方面大力研究泉州港的崛起与衰落，另一方面却没有把它与当代的 “泉州模式，，的内在联系提示出来，更不用说为 “闽南金三角”的经济一体化献计献策了;一方面热衷于研究泉州民间信仰，另一方面却未能就如何认识并消除今天泉州市民的迷信现象及发展科学、健康的新文化提供决策建议;一方面自牵地宜称古泉州与阿拉伯人及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活跃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却未能探讨怎样利用这一独特的 “阿拉伯 (或伊斯兰)优势”为泉州的经济建设服务;在闽台关系问题上倒是很有现实感，但在学术上也被厦门和福州抢了风头，国家级的闽台关系研究基地设在厦门，省级的研究基地则设在福州，而与台湾历史文化关系最深的泉州却被撂在一边，连招 (台)商引资的成效也不理想— 这虽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却不是偶然的!
　　4、研究工作缺乏整体规划和相互协作，研究队伍素质不理想。应该承认，自从 ‘’泉州学” 这一牌子叫响以来，政府、学界、社会对泉州学的重要性都很重视，群众也被发动起来了，仅泉州历史研究会的会员就达数百人之多，此外还有海交史研究会、道教研究会、民俗研究会等，连石狮、晋江等地也有许多研究会，名堂之多.不胜枚举。这支队伍虽然庞大，但 ‘杂牌军”的味道很浓，其中大多数人仅仅是靠兴趣趋时而已，真正具备专业京质的人很少，一些有研究能力的人搞研究时也犹如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研究机构虽然不少，但有的空有其名，有的虽以其财力维持几个内部刊物，但所发的文章多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不同机构之间又缺乏团队精神，未能协同作战，政府也没有起到组织、规划的作用。所以这些年来泉州学研究呈现出停滞甚至衰颓的迹象，连 《泉南文化》作为一个公开的学术性刊物也因稿源缺乏、质量下降而被迫改版，沦落为大众化娱乐性的刊物，这确实是泉州学术界的悲哀。笔者以为泉州学术界对此应该有危机感。 上述当前泉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只是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可能会有许多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只夸堪大好形势，讳言不足之处，那恐怕更无助于向题的解决。有鉴于此，故不揣浅陋，拟就如何推进今后的泉州历史文化研究谈谈自己的浅见。笔者以为，这种推进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战略上的突破，二是战术上的改进。 战略上的突破要从 “历史研究单位，’的合理定位人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出，历史的研究单位不是国家、民族，而是 “文明”(社会)。这确实是一个很有创见的观点，一种全新的思路。我们无法想象，不从伊斯兰文明 (社会)这一大背景出发，可以独立完成对沙特阿拉伯或也门等国历史的研究;不考虑中华文明这一因素，可以写好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历史。汤因比的 “单位”理论虽不够完美，它只是从宏观上着眼，可它在考虑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这一点上却是富有启发性的:如果我们借助这个理论从微观的角度加以考察又可发现，即使在一个历史研究单位内部也不是单一色调的，在中华文明这个大的历史研究单位内部，还存在着一些各具特色、自成单元的地方社会、地方文化.它们是一些次等级 (或更次等级)的历史研究单位，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又如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徽州文化、闽南文化等等。它们可被视为小 “文化区”，或 “文化单位，’o 既然不能撇开 “文明”而以 “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墓本单位，那么我们就不应不顾 “文化区”的整体特性而以某些行政区划作为研究区城文化的基本单位。例如，以 “闽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研究单位就显得很不合理，“闽”原是一个包括地域在内的族群概念，作为一个文化单元加以研究原无不可;但问题在于，自从汉以后闽越国的消亡和中原汉人的大量人闽，它巳演变成各具地方特色的 “八闽’了。在福建这个行政区域内包含着闽北、闽东、闽南、莆仙、闽西 (客家)等各具特色的地方社会，在它们之上除了中华文化这个母体外，并没有一个具有一体性特征的 “闽文化，’可以统摄、油盖它们。有的学者忽视这种差别，竟然把它们一齐纳人 “闽文化” (或福建文化)的框架中，并以所谓的 “多元性”、“碎状性”、“难融性”概括福建文化的特点，这就象不顾岭南文化和潮汕文化的明显差别，硬把它们搭配成 “广东文化”，并宜称 “多元性” 等等就是它们的特点一样不合理。因此，把文化上独具特色、自成单元的区城社会与地域文化作为次等级的历史研究单位应该是我们为地域文化定位的根本依据。 另一方面，正如不能笼统地把省界作为区域文化的研究单位那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把地方的州、府作为区城文化的研究单位。且不说那些缺乏鲜明 “个性”的州、府本身就不具备作为独立研究单位的资格，即使是那些 “个性”鲜明的州、府。其代表性是否充分也值得推敲。例如，梅州虽是客家人的大本营，但客家族群及其文化广泛散布在粤东、闽西、城南的汇合处，如以 “梅州文化”取代客家文化那就未免太狭隘了。又如，岭南文化分布范围比较广，若以广州作为其代表.其他岭南人大概也不会赞同。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的确定既是以其鲜明个性为依据，又是以该文化的涵盖范围为界限的。 由此，我们联想到 “泉州学”的定位问题。显然，我们不应一般地反对以州、府作为地域文化的研究单位，比如 “徽州学’以徽州作为该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单位便没有什么不妥。同样，我们承认 “泉州学”以泉州作为区域文化的研究单位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例如，泉州作为中世纪世界贸易大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留下了极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如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音乐、戏剧文化等。泉州之所以被国务院定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地位就是在它辉煌的时代奠定的。今天泉州人的商业意识和拼搏精神就是古代泉商的历史遗传;改革开放以来曾名噪一时的 “泉州模式”，也是古泉州 “贸— 工— 农”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延伸;今天泉州经济建设中独特的侨台优势，又是古代出洋谋生的泉人之子孙对家乡的反哺等等。这些当然都可以作为 “泉州学”成立的理由。但理由成立还不等于理由充分，如果我们把视野稍加扩大即可发现，与福州、莆仙等地相比较，泉州仍属闽南地区性社会的一部分。闽南话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区别就表明闽南是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地方社会单元;闽南的民性、民风、民俗及民间信仰与福州、莆仙等地也迥然有别;闽南地区的开发是由泉州而至漳州 (月港)再到厦门的;明清以来外贸的衰落促使泉漳兄弟携手奔赴台湾及南洋开发、谋生.闽南人 (泉州为主.津州为次)又成了台湾居民的主体，在台湾的汉族移民中，泉州、漳州籍的多达80%，正是闽南这个地方性的“母文化”孕育了台湾文化这个 “子文化”(见附图)，而台湾文化反过来又成了闽南文化一体性的绝佳例证。凡此种种均表明撇开闽南，孤立研究泉州，就如同撤开中华文化、孤立研究齐鲁文化一样行不通。当然，笔者也不敢贸然主张不要 “泉州学”，但与其把本地的区域文化定位在泉州，还不如定位在闽南更准确些，笔者以为，只有以泉州文化为核心、以闽南文化为主体，才能比较全面解决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 战略上的突破固然可以为泉州与闽南的历史文化研究打开一个新局面，但如果缺乏战术上的改进，同样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针对泉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战术上的改进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开拓视野，树立整体意识，扩大研究范围。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区城社会也不例外，所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孤立地研究莱一要索，或只是把眼光盯在本系统内部都是行不通的，必须由对局部的研究扩大到对整体的研究，由对 “树木”的研究扩及对 “森林”的研究，由对 “森林”的研究扩大到对 .‘生态”的研究，由对 “a’’ 的研究扩及对 “A’，及 “A’，与 “B", ..C"等关系的研究。这里我们要特别重提闽南区城文化的定位问题.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把闽南文化定位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并以此作为泉州学研究的依托，那就一定能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开辟一片新天地。例如，对泉州方言的形成就可以把它和津州话、厦门话联系起来全面考察，还可以由此扩及对台湾话的研究。又如，综合研究闽南地区的民性、民风、民俗的相似性及其与经商、“过番”传统的关系。也比孤立研究泉州惫义孟大。此外，对台湾的开发、移民，及闽南文化在台淘的扎根、成长的研究，也铺要把厦、津、泉结仓起来考虑。 其次要重视宏观把握和理论提炼。厉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资料搜集、知识广度和理论深度。在资料条件大致相似的情况下.知识广度与理论深度就成了决定研究水平的主要因索。不具备宽广坚实的知识结构，不掌握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及史学理论，就无法多角度、全方位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也难以对社会历史文化作出宏观的把握。 19世纪的史学大师兰克就特别强调要有总体史的视野，要在纵横交错的网络中把握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汤因比的 《历史研究》这部巨若则是一部宏观把握全球文明史的典范，他不是纠缠于一些琐碎的史实。而是透过纷繁杂乱的历史现象发现了 “挑战一一应战”这一文明生成、发展与衰落的机制，并以此解释了世界各个文明的历史命运，这就是大师的手笔。而把 “挑战一一应战”理论用在分析泉州港的兴衰原因也很怡当。此外，西方文化人类学诸学派的理论方法对我们研究宗教、民俗文化也很有借鉴意义:其一，同样是从个案人手，但他们却采用田野考察的方法，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其二，他们没有把研究停留在对对象的简单描攀上，而是在多学科综合应用的荃础上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方法的创新。例如，以列维一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就善于透过种种亲属关系、神话体系、社会习俗等纷繁的文化现象.从而发现在其背后决定这些文化现象的 “二元相对结构”。又如，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通过对一些社会个案的研究，创立了具有普迫意义的功能主义理论与功能分析法，在文化人类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学习、借鉴别人的知识和理论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没有发现新资料的情况下，知识广度与理论深度的拓展就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再次，要重视对当代泉州与闽南的研究，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惫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研究历史说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服务当代，规划未来，这样历史研究才有生命力。例如，所谓 “泉州模式”的文化土壤如何，其优点与弱点何在，应如何扬长避短的问题。历史上泉州港的经济发展道路对今天重振古港雄风有何借鉴惫义的问题，泉、漳、厦港口此消彼长的内在原因及今天如何协同发展的问题，泉州、闽南如何利用与台沟的历史文化关系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作贡献等等，都是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改革开放时代.学术研究理应走出书斋进人社会的。 最后，要加强对研究工作的领导、规划、组织、实施。在学术方面，要克服自满的心态，虚心向 “徽州学”、“客家学”的同仁们学习成功经验。在领导方面，尤其需要政府出面牵头，这样一来可以解决科研经费的问题，二来有助于选好社会急需的课题，三来有利于协调各研究机构的合作，消除各自为政的现象。在组织、实施方面，研究机构则应负起贵任。常言道，兵不在多，在于精，在于指挥调度。只有一支训练有素又精诚合作的队伍才能出色地完成科研任务。此外，还要克服闭关心态，实行开放协作，既要搞好本地不同单位的合作，也要加强泉州与瓜门、漳州、福州以至台海学者的合作与文流，如果能与他们结成一个整休联合攻关，无疑将极大地推进泉州及闽南区城文化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