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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民俗

发布日期:[2007-12-17] 阅读人:1637  字号:      

  安居才能乐业。一个能够遮雨挡风、避暑御寒和防范野兽侵袭的住处,早在原始社会就是人类为生存繁衍而不可缺少的需要,惠安县崇武镇大帅村龙喉山头至今留有新石器时代人类穴居的遗址,这与古文献中关于洞穴是初民居处的记载是一致的。春秋时代筑于今晋江市东石镇鳌头村后滨海小山上的畲家寨,说明当时泉州地区的建筑已具规模。考察泉州地区的居住民俗文化,不仅要注意其建筑的形式,还要揭示通过这种建筑形式所反映的泉州人的思想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外地相比,泉州居住民俗文化的多样性更为突出,既有中原文化的积淀,又有海洋文化的痕迹。

  一、 官式大厝

  官式大厝也称“皇宫起”(按皇宫式样建造的大厝),是泉州传统民居的典型。关于“宫式大厝”的来历,泉州有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说是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审知因皇后黄惠姑(今惠安县张坂镇后边村人)家乡滨海风烈,住居“日出十八大窗,雨来十八漏空(漏洞),特意恩赐黄皇后“汝府上皇宫起”。然而一时疏忽,诏书传下时竟遗漏了“上”字(或曰“你母,’错传为“你府”),这样,就使恩赐“皇宫起”的范围由黄皇后娘家一家,扩大为泉州一府。泉州府滨海各县喜出望外,闻风而动,纷纷仿皇宫式样建造大厝。闽王发觉后即令停止,但已是既成事实,唯仿建较晚的南安县“皇宫起”大厝,屋顶仅砌三槽筒瓦,奉令即停。其后,南安县“皇宫起”大厝屋顶仅砌三槽筒瓦的习俗,遗传至今。但据有的学者考证,认为与史实不符。还有说是明太祖朱元漳曾赐闽南地区民居作“皇宫起”,如就“皇宫起”建筑风格形成的时间而言,似较为可信。

  官式大厝的布局,具有按中轴线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等特点。其间数取奇数,一般作三开间或五开间,进深有一进(一落)、二进、三进,乃至四、五进。如二进三开间大厝,是由“下落”(或称“前落”)、天井及两厢、“上落”三部分组成。大门左右各有一间下房,合称“下落”。“下落”之后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间厢房(或称“崎头”)。过天井为主屋正厝,中间是厅堂及后轩,其左右各有前后房四间(俗称

  大房、后房),是住室和起居间,合称“上落”。厅堂是奉把祖先、神明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面向天井,宽敞明亮。而卧室房门悬挂布帘或竹帘,房顶天窗甚小,房内幽暗。“光厅暗房”是泉州传统民居的特点。“上落”的房间也有讲究,兄弟分家时,以东大房为尊,余类推。有的大厝前加门庭(俗称“大埕”),东西两侧及后轩外面,或加护厝,有单护厝、双护厝、环护厝之分,作卧室或杂物储藏间,并于门庭四周筑起围墙,成为一个封闭型规整独立的建筑群。为避外人窥视院内活动,大门要逢大事才启开,平时由两侧边门进出,大门入门处正中又有木板壁,或置屏风。室内地面铺砌耐湿耐磨的红方砖,窗根门扉则雕缕以花鸟,山水、人物等图案。厅口、天井、厢房、墙础、台阶、门庭等铺砌平整条石,四周墙面贴砌红砖,并构成各种几何形或吉庆喜彩的图案。大厝屋顶多为悬山式曲线燕尾脊,屋面铺设红瓦间瓦筒,檐口装配瓦当和滴水。而下房、厢房、护厝等次要房屋,则多为硬山式屋顶或马头式山墙。豪华仕绅之宅,还于宅外增辟花园,园内挖池垒山,构筑亭榭,为居宅锦上添花。或于宅内天井中缀以盆景假山,以成幽雅自然之趣。泉州现存明清时期官式大盾的典型代表,有南安官桥的蔡资深古民居建筑群和石井的中宪第,晋江江南的杨阿苗故宅和青阳的庄用宾故居等。

  官式大盾在建筑造型上既堂皇古雅,又肃穆大方,在文化内涵上,既体现了与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封闭式主次尊卑尚礼气氛,又让人感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官式大盾的红砖建筑、墙面的红砖拼贴和镶嵌等建筑风格,与欧洲起源于古罗马的红砖建筑和西亚阿拉伯建筑装饰处理十分类似,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这些文化之谜已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福建省建筑师学会会长黄汉民先生在《老房子.福建民居》中充满信心地指出: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汇点的泉州,一定可以找到这个谜底。

  二、土楼、洋楼

  土楼在泉州数量不多,是一种特殊的民居类型,主要分布在德化、永春。安溪等内地县份,沿海县份个别地方也有。泉州土楼在建筑结构、平面布局和聚居方式方面,与中外学者所谈论的土楼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故有的建筑专家即把泉州一些有名的土楼称为土堡,以示区别,这是一种科学的严谨态度。但由于泉州人对土楼的叫法已约定俗成,甚至有的地方还以“土楼”为地名,今36人编纂的《泉州市建筑志》也将“土楼”、“土墨”并称,因此从民俗学的角度,我们仍沿称楼。

  泉州的土楼基本上兴建于清代,比较著名的有德化县盖德乡的盖德土楼。德化县三班乡硕杰村的大兴土堡、永春县五里街镇仰贤村的山美土楼、惠安县山腰镇前黄土楼村的定楼等。盖德土楼又名金牌堡,长52.5米,宽45米,四周石砌围墙,上筑防卫环廊相通,墙外环以壕,有南北两门与楼外通。里面筑屋两列,共有房118间。大兴土楼又名大兴堡,长64.5米,宽56.96米,围墙内贴建有倚楼,并沿对角线伸出两个角楼,以备防卫。里面南北并排两幢一字形的两层楼房,共有房240间。山美土楼又名粪来庄,平面呈正方形,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中间平居三落,围墙内贴建之倚楼上也有防卫走廊。定楼作平面方形四合式,等边长20.8米,高三层8.3米,皆由条石砌筑,又称黄素(定楼主人)石楼。石楼三层外壁以糯米糖水灰抹面,年久变黑似土,故当地人又刁称之“土楼”。三楼四角各有哨楼伸出,设有射击孔。楼内隔成36间房,楼外环筑72间厢房,取象于“36天罡72地煞”。

  土楼民居归属于汉民族传统的大家族聚居模式,但又有别于普遍通行的村落聚居模式,故其相应的居住民俗也独具特色。泉州土楼在其建筑外观上,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封闭性和防卫性,尤其是后者,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土楼民居形成时期的战乱频繁、士匪出没的历史背景。而在土楼的内部结构方面,则又使人感受到一种圃于封闭圈里的相对开放性,至少在各家日常生活中的隐秘性方面,就不如村落聚居模式的一家一户小住宅。为了在当时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争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空间,土楼居民的集体意识比较强烈,风雨同舟,同甘苦,共患难,一旦发生战事,一座土楼就是一个战斗的集体。

  洋楼是沿海侨乡一种中西合壁式民居,俗称“番仔楼”,以晋江石狮一带为典型。

  泉州人历来把建造住宅看成是人生大事之一,尤其是华侨,他们早年出洋多因生活所迫,在人地生疏的异邦含辛茹苦地打拼,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兴业旺家,故一旦事业有成,即迫不及待地衣锦还乡,不惜巨资修建豪宅以福荫家口。这些豪宅包括具有泉州传统民居特色的“官式大厝”,和汇合中外建筑风格的洋楼。大多由在海外长期生活过的华侨构思设计的洋楼,既表现出西洋的建筑风格,如科林多式的圆形廊柱、绿釉面的瓶式栏杆以及百叶窗等,又保留有泉州传统民居官式大厝的特色,如龙脊凤檐、华丽外饰,砖石结构的门庭垣墙、楼房前后的花圃林木等。也许是与主人衣锦还乡荣宗耀祖的心理有关,洋楼在设计建筑时,并不注重内部使用功能的改善,而是力求其外观的豪华气派。并在住宅正门的石匾上,极其醒目地镌刻上本屋主人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祖源,如李氏“陇西衍派”、陈氏“颖川衍派”、林氏“九牧传芳”等等,大门的两边以及石柱上,大多刻有隐含主人名字的冠头对联。这种中西合壁的洋楼,从平面布局到外观装璜都已突破泉州人传统居住习俗,从而往往成为外地人对泉州侨乡民俗的第一个印象。

  三、石构民居

  为了能更清晰地反映福建传统民居的面貌,有的建筑学专家把福建民居划分为“红砖区”和“灰砖区”两大类。这两大类民居因所处地理环境及当地物产的不同,所用的建筑材料也有所差异,从而使建筑风格更具地方特色,如灰砖区有完全木结构民居,而被划为“红砖区”的泉州,另有一种石结构民居,几乎所有的构件都是石头制作,建筑工人对石料得心应手的应用,令人赞叹不已。

  泉州石结构民居的典型当推惠安民居。惠安全境丘岗连绵,岩石嵯峨,石料资源十分丰富。惠安民居使用石料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己用石板做屋面,并以三合土(白灰、砂、黄土)灌缝,至今完好无损。(广泛采用花岗石作为建筑材料,是勤劳智慧的惠安人世代匠心独运的创造。石结构民居以杂石奠基,条石砌墙,板石(俗称“石枋”)盖屋顶(如盖楼房,也可作楼板),包括梁、柱、拱、悬臂楼梯、门窗框、栏杆

  等建筑物构件,也全用石料。民居外观甚少装饰,有朴素自然之美。60年代以来,泉州沿海的惠安、晋江、南安等地农村,因木材供应紧张而时兴的“四房看厅”平屋,即是这种石构民居的代表。

  与木结构民居相比,石结构民居具有经济耐用、寿命较长、不生白蚁、维修费用少等优点,以花岗岩石为建筑材料,也比较能够满足沿海民居抗御台风和防盐碱腐蚀的特殊要求。但石结构民居也存在着抗震性能差,石构件的笨重使其加工、运输及安装比较困难等缺点,尤其是抗震性能差的致命弱点,对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来说,是个潜在的严重威胁。因此有识之士早已发出呼吁,要努力开展石建筑的研究,合理使用石料,把石材当作精品加以开发利用,使其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变异性是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民俗也会发生变化。上述始于明代的官式大厝、清代的“土楼”、解放前后的洋楼、60年代以来的石构民居等等居住民俗,都与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80年代以来,城乡新建的居民住宅群日益增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使人们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甜头。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民俗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居室装修,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的误区;楼房阳台、窗户那一个个大铁罩,构成了一道大煞风景的“风景线”;生活在楼房公寓里的居民,正隐约地感到以前那种友善的邻里之情正在逐渐淡化,“对门数年互不知姓名”的事情也时有所闻。这些新现象,虽有其存在的所谓合理性,但也确实令人忧虑。因此认真地研究居住民俗文化,对当前文明社区的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