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故居中的李贽雕像 南安榕桥白云寺右轩房仍保留有“李贽读书室”供人们瞻仰 泉州南门万寿路李贽故居内有李贽文化展厅 李贽身后留下诸多文集 南安榕桥中学设有“南安李贽纪念馆” 李贽是中华文化史上25位思想大家之一。嘉靖六年（1527），他生于泉州府南门外，二十六岁中举，三十岁进入官场，五十四岁弃官归隐，七十六岁自杀于诏狱。他的著作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九正易因》等。今人言及李贽，首先想到的是孤独的斗士与启蒙的旗手。而李贽同时也是一位颇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史载“卓吾书盛行，咳睡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不仅因惊世骇俗的言行被关注，更以对儒释道的精妙解析赢得尊重。本文从李贽的身世、成长环境以及他思想的复杂性，还原一位沿着传统文化自身发展规律而出现的启蒙者，意在阐明思想文化向前寻求创新与突破时，仍须回到民族文化上来溯源。 □融媒体记者 郑运钟（图片来源：本报资料库） 生活坎坷造就倔强个性 重新理解李贽，应该先从他的身世谈起。谈及李贽的身世，研究者往往注意到他的先祖是位大海商以及他身上难以证实的波斯血统。可这些因素对李贽到底有多大影响，只是个未知数。实际上，李贽从未在他的著作中提及家族的这段历史，在他的自述中，贫穷与磨难才是他前半生最深刻的记忆。根据《卓吾略论》的记载，李贽前半生生活一直在贫困的重压之下。李贽出身贫寒，父亲林钟秀是位教书先生，母亲在李贽出生不久后去世，六七岁时，继母去世；26岁中举，因家贫要求循例补官，长期担任下层官员，靠微薄的薪俸养家糊口；29岁丧长子，33岁丧父；36岁在泉州守制，不得不携带全家人逃避战乱和饥荒，“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37岁到北京后，“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38岁，因为祖父去世，再次南归守制，为节省路上开支，不得不将妻女留在他曾经待过的辉县，将官员们赠送的一半赙仪用以买田地供妻女耕作，只身回到泉州，安葬祖先三代五口。这一年，他的次子病亡，次女与幼女又相继饿死。“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嗟嗟！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不乃更苦耶！”同年“居士所置田仅收数斛稗。长女岁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李贽在《卓吾略论》中详细记载了听到这一噩耗的全过程，他千里归家后，“入门见室家，欢甚。问二女，又知归未数月，俱不育矣。此时黄宜人，泪相随在目睫间，见居士色变，乃作礼……居士曰：‘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乃知妇人势逼情真。吾故矫情镇之，到此方觉屐齿之折也！’”此情此景，何以压抑，何其悲痛！后半生，随着职务的提升，生活免于饥寒，但磨难并未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惑之年，他经友人介绍，接触到王阳明的学说，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生服膺阳明学的历程。特别是在辞官之后，他潜心学问，专事著述，与耿定向论战过程中，他誉满天下的同时谤满天下，最终因言获罪自杀于诏狱。纵观李贽的一生，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生活坎坷，二是个性倔强。 他自己《豫约》中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可以说，倔强个性，造就坎坷人生，而生活磨难，又反过来强化了刚强的个性。 闽学兴盛促动思想萌芽 再来看李贽的家乡泉州。以往，对于泉州的商业传统与海洋文化，人们更多关注多元文化在此交汇，却忽视了泉州同样是闽学兴盛的海滨邹鲁。一方面，泉州是宋元时期的海洋商贸中心，明代中后期民间商业空前活跃。另一方面，福建是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讲学活动的重要基地，也是传统文化发达的地区，而朱熹一家三代都与泉州结缘，其父朱松在泉州的石井任职，朱熹仕途起步于当时的泉州府同安县，也正是在泉州完成了思想上的逃禅归儒，其子朱在任泉州通判，三朱在泉州讲学的石井书院仍保留至今。到了明代中期，泉州的理学空气十分浓厚，稍早于李贽的泉州人蔡清，是当时的理学名家，也是闽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 实际上，正因为李贽生长在闽学兴盛、中外文化交汇、民间商业氛围空前浓厚的泉州，才使他有可能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传统文化，因而从小就感到“读传注不省，不能深契朱夫子深心”。结合他的身世与晚明时代的泉州，我们不难看出李贽思想的成长轨迹：从小聪慧却性格倔强，经历了坎坷人生，年届不惑时在京城一经王阳明心学的启示，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形成了个性鲜明、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 自我革命催发时代思潮 李贽以异端自居，以往人们也只注意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而忽视了他的思想对儒学传统的创新与继承。首先，他以反道学为名为孔子正名。从李贽的著作中固然有被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之类的言论，也随处可见他对孔子的尊崇。他甚至还说，“吾以谓千古可以语至圣者，夫子也”，他在卧室中挂上孔子的肖像，还亲自前往山东朝拜孔林。无疑，他所痛斥的是匍匐在孔子脚下丧失独立人格的儒生和以儒学为钓誉沽名工具的“假道学”，其心则仍向往着“真道学”。 这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在李贽所生活的时代，以孔子为万世楷模，他出生于闽学兴盛的泉州，从小跟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更重要的是，李贽是王阳明心学的信徒，而阳明学正是对程朱理学的补偏救弊，认为程朱都曲解了孔子的学说。李贽在很多著作中，都表现出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并表示阳明学才真正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在《太傅席文襄公》一文中，他热情称道席书率领贵州生员遵奉王阳明为师之举，说：“即此一事，公之才识已足盖当世矣。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学乃真夫子，则其识见为何如者！”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诏狱中回答审问者时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圣教，有益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坚信自己的努力，是为了光大儒教。 其次，李贽剃发出家等种种出格的行为，体现了他愤世嫉俗的性格，把王阳明所提倡的“狂者胸次”发挥到了极致。他与耿定向之间的论战，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他们论战的一个焦点，就是对礼教的看法。比如，耿定向曾以“颜山农打滚事”来讥讽李贽的种种古怪言行。（据称，颜山农在公开讲学时，忽然就地打滚，并说：“试看我良知”。）李贽面对耿定向的攻击自然不甘示弱。他这样说：“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他认为打滚的真境界：“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他们之间这样的争论比比皆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在常人看来有违礼俗的举动，在李贽看来却是保留真心与良知，而耿定向所言的“伦理道德”，在李贽眼中却是“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这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明代科举制度把程朱理学定位官学，“当程朱理学官学化的同时，其理论上的各种流弊也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道德修养上的知行分离、知识学习上的泛滥无归和重视科举功名的不良世风”（张娜，《论程朱重智主义特征及其流弊》，《哲学研究》2015年5月第13卷第3期，P88—99）。李贽所批判的正是这一流弊影响之下的各种伪君子、伪道学。 再者，李贽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以佛道释儒。李贽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举动就是剃发，并建庵居住。但他说：“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李贽晚年信奉佛教，但并不独尊佛教，而是儒、释、道三教皆崇。他说：“名利无兼得之理。超然于名利之外，不与利名作对者，唯孔夫子、李老子、释迦佛三大圣人尔。”他把佛教、道教“出世”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在芝佛院时，在佛堂上挂孔子画像。在《三教归儒说》中写道“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张尔岐在《蒿庵闲话》中曾说：“明初，学者崇尚程朱……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李贽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如果说，程朱理学代表着儒学哲学化，那么，由王阳明开启，李贽引到新方向的儒学理念，则意味着儒学在晚明大变局前夜正酝酿新的变化。清初大儒黄宗羲谴责李贽“非名教之所能羁络”，不正说明了，李贽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乃至引向自我革命。今人李泽厚则在《美的历程》中将之形容为一股“浪漫洪潮”，并把李贽确定为这一洪潮的“中心人物”。 向内求索方能获得真知 相比朱熹、王阳明等建立思想体系的一代儒宗，一些学者更愿意将李贽概括为“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来源驳杂，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还常常显示出自相矛盾的地方。李贽曾作《自赞》剖析自己的双重性格，“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然而，正是从这种自我冲突之中，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复杂的李贽，认识到李贽思想的全貌，而非单纯地强调李贽思想的近代意识与启蒙特质。 李贽的思想，无疑具有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特征。他拥有平等意识，提出了诸如“凡圣平等”“男女平等”“士商平等”等观念。他创作《童心说》，倡导个性解放，鼓励突破传统的限制。但更为可贵的是，这是源自传统文化内部、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所进行的思想启蒙。他既批判传统，又回归于传统。他所批判的是经过汉儒附会、宋儒穿凿、到了明代已经面目全非的儒学。而且，他以反道学为名为孔子正名，让他的思想归源于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家，甚至还从墨家、道家、法家等寻找思想武器来批判伪道学。儒、道、墨、法等诸子学说的兴起，帮助先民摆脱了巫术文化的原始思维，确立了理性的思想方式，使先民获得了精神觉醒，是华夏文明人文主义精神的源头。李贽思想的人文主义特征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归。按照王阳明良知说的观点，向内求索才能获得真知，推而广之，源自内心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由传统文化内部发生的思想启蒙，才是真正成功的思想启蒙。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社会。 北大哲学系杨立华教授在《宋明理学十五讲》一书中提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一个广义的中国文化重建的概念，所以我常说我们的努力应该朝一个未来的‘汉语性文化’，而汉语性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自我边界的建立。”诚哉斯言，思想的启蒙与文化的发展，都无法照搬别人的道路，当我们向前突破之际，需要我们回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源头，寻找灵感，找对方向。而李贽作为400多年前一位卓越的思考者，已经在这条道路作出了探索，并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示：建立文化自信，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