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曾广太 通讯员 苏志明 文/图）一个市舶司，一部繁荣的泉州海外交通史。续存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和港口贸易的繁华盛景。

　　时过境迁，世人虽已无法亲历泉州市舶司昔日“海上舟频入”“大舶高樯多海宝”的辉煌，但这段生动的历史丰富了泉州这座城市的内涵，时至今日仍为人所称颂。

　　近年来，泉州市舶司考古挖掘工作不断推进，其中出土的建筑构件、高档陶瓷器、砖等珍贵文物，为市舶司的历史地位和文字史料提供有力佐证，古海关遗址——泉州市舶司遗址让世人重新回望“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

　　围合区域内有石墙、石墩、鹅卵石铺面、水井等。

　　石铺面

　　基本功能类似于今天的海关

　　穿过充满烟火气的泉州市区水门巷竹街，沿着幽深绵长的石板路走，可在鹊鸟桥旁看到一方刻着“泉州市舶司遗址”字样的石碑。宋元时期，这里曾是国家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彼时，无数中外船只在泉州港穿梭来往、各种奇珍异货堆积如山、市井十洲人流连忘返……

　　一个市舶司，一部繁荣的泉州海外交通史。早在南朝时期，泉州就有同外国的交往活动，唐代呈现初兴景象，宋元迎来鼎盛时期。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置了市舶司，管理着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市舶司主要承担着“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的职责，也就是向经由泉州港进出的船只发放商贸许可证、查验商船、征收关税、代表官方采购舶货、储存或出售征得的货品、转运货品或货币至都城、接待外国使节等职责，其基本功能类似于今天的海关。

　　市舶司的设置，规范了海外贸易，促进了泉州进出口贸易的繁荣，推动各行各业的兴盛发展，其中以“造船业”“纺织业”“制瓷业”为最。1974年在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见证了泉州造船业的发达；随着海外贸易市场的扩大，泉州的纺织业发达，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载，泉州的纺织品已远销东南亚诸国及坦桑尼亚；而宋元时期的磁灶窑、德化窑、安溪窑、东门窑、南安窑等著名窑口的陶瓷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宋代李邴曾在《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中如此描绘泉州：“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元朝时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写下：“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市舶司设立后，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在促进古代中国海外贸易、加强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与泉州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00多个。数以万计的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各国商人、传教士、使者、旅行家、贵族和平民纷至沓来，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在泉州留下了各自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泉州互相交融，成为泉州中最精彩、动人之处。

　　市舶司存续的近400年间，泉州成为繁荣的国际大港。但几度花开花落，巨港历经沧桑，到明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移置福州，原址逐渐荒废，并渐为民居所占用。

　　鹅卵石铺面、砖铺面

　　市舶司遗址东北区域全景

　　考古挖掘佐证 市舶司历史地位

　　自2019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工作队队长、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汪勃主持，泉州启动了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

　　在去年年底举行的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上，汪勃研究员分享了市舶司遗址考古等最新成果。经确认，泉州市舶司遗址位于泉州城南部郊区，范围大致是马坂巷、水沟巷、竹街、水门巷围合的这一区域。两次考古工作的开展，“上新”了市舶司相关的建筑结构、陶瓷器、文字砖等。2019年8月至9月，开展市舶司遗址考古勘探调查，并在相关区域发现了疑似夯土、砖铺面等迹象；同年10月至11月，开始泉州市舶司遗址的探寻发掘，揭露出铺砖地面、铺石等遗迹；去年5月至11月，在原人民电器厂院内再次启动考古发掘，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出土了花卉纹瓦当、脊兽、文字砖等建筑构件和较高档的陶瓷器。

　　据介绍，泉州市舶司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主要有瓦当、筒瓦、板瓦和砖等。陶瓷器有青瓷、白（青白）瓷、黑（酱）釉器、青花瓷等；涉及的窑口有泉州地区的晋江磁灶窑、德化窑、南安窑、安溪窑、泉州东门窑等，福建其他地区的厦门汀溪窑、漳平永福窑、闽清义窑、建阳建窑等，福建省外的浙江龙泉窑、越窑、江西景德镇窑、江苏宜兴窑等；年代涉及北宋以来各时期。元代以前的以福建、浙江的窑口为主；明清数量最多的青花瓷主要为安溪窑、德化窑和景德镇窑。

　　在长达大半年的考古过程中，考古人员从一砖一瓦开始，一步一步揭露出了石墙。“考古揭露建筑遗迹朝向经过人为精心规划，而铺砖地面所用铺砖与府文庙、天后宫寝殿围墙北侧出土的规格类似，应为精心规划官式建筑遗存。”泉州市舶司遗址考古人员黄必应说，随后发现的“（监）造市舶亭蒲（寿）（庚）”文字砖，进一步确认了该建筑群为泉州市舶司遗址。而市舶司遗址的认定和发掘，揭示宋代衙署的构造，为研究我国南方官式建筑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市舶司遗址的呈现，也为研究我国古代掌管对外往来的机构提供宝贵的实物例证。

　　在泉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傅恩凤看来，出土的陶瓷中，有不少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等级的，如来自景德镇的卵白釉等，这些相对高级的瓷器出现在泉州市舶司遗址，从侧面说明泉州经济和港口的繁荣。“宋元时期，泉州迎来了‘高光’时刻，经济发达、海外贸易兴盛。”傅恩凤表示，在2019年启动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前，有关泉州市舶司的记录，更多的是停留在古典文籍中，缺乏实物佐证。

　　水井

　　石墙

　　展现“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

　　今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项目的22处遗产点中，就有泉州市舶司遗址。这对保护和修复中国海关历史物证，传承中国海关历史文化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这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古城泉州如此描述。泉州是10—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作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

　　泉州市舶司历经两宋、元、明三朝，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迁置福州，前后达385年之久。海交史专家、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介绍，泉州市舶司一经设立，给当地海商提供进出口贸易便利，给朝廷带来巨大的财富，泉州市舶收入占当时全国一半的市舶收入。

　　泉州市舶司见证了泉州在宋元时期“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涨潮声中万国商”“船到城添外国人”“梯航万国”的繁荣景象，目睹了泉州港崛起为“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据《泉州海关志》记载，宋元明三代对海外贸易管理严格，国内外商人从泉州港出海或靠岸，必须先赴市舶司登记，凡从海外运货抵港，要先经市舶司抽分博买，即征收关税，否则没收船货并治罪。在宋初，泉州已是“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在元代泉州海外贸易更是达到极盛，泉州对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由南宋时的58个增至98个，进口商品主要以香料、药物为主，出口商品则以丝织品和瓷器为大宗。而且最多时进出口货物在400种以上。

　　泉州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泉州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市舶司文化，不断增强新时代海关人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同时，要结合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坚持防疫情和稳外贸并重，从海关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不负历史、不负韶华，主动融入泉州“海丝”先行区建设，为服务泉州口岸高水平开放、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